吴 农 吴 蔚

(1.西北工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2.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1 概述

近代的陕北与我国其他沿海沿江城市和地区相比，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与外界接触较少，是一个相对封闭且发展迟缓的区域。即使鸦片战争之后多年，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营造活动依旧占据主要地位。然而，有两个重要因素却触发了陕北地区近代建筑的萌芽和发展，一是近代初期伴随着基督教在陕北的传播。外来文化逐渐冲破传统文化的藩篱，在和传统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西合璧的基督教建筑，并渐渐影响到其他的建筑类型。二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首府，党中央的所在地，由此汇集了一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和一大批革命文化精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进行了土改运动、大生产运动、识字运动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出现了民主色彩鲜明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这种变革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需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为了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需要，出现了大礼堂、边区银行大楼、办公厅等一些近代公共建筑。

在陕西近代建筑中，天主教堂是较早出现的西方建筑类型，而由于陕北地区相对封闭落后，又处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当地社会历史背景、民族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的影响，从而产生各种异化和碰撞。本文通过对其中一个陕北著名的近代天主教教堂——桥儿沟教堂的研究，揭示影响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解析共产革命对陕北地区近现代建筑的影响，为研究陕北地区近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考。

2 陕北地区近代天主教的历史发展

要解析陕北教堂建筑的发展，有必要简述一下近代天主教在陕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会传教士叶茂枝，由现在的内蒙古，几经辗转来到陕北靖边县柠条梁镇传教。随着天主传教士进入靖边，建设天主教堂并开始向周边百姓传教，标志着天主教势力正式进入中国西北地区[1]。

在清末时期，西方天主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影响范围逐步扩大，从陕北的定边、绥德、怀远等州县，一直延伸到 神木、佳县、吴堡、延川、安定、甘泉及延长等县。到了1911年，罗马教廷甚至划分出陕北、陕中和陕南三个教区。在陕北，宗座代牧区由西班牙方济各修会负责传教，陕北的主教居住在今天的延安市(旧时的肤施县)。其后，天主教在陕北传播迅速，到了民国初年，除了府谷、清涧和宜川、保安(今志丹)等个别县镇，天主教的信徒几乎覆盖了整个陕北。

3 桥儿沟教堂建筑分析

桥儿沟天主堂[2]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桥儿沟村，1911年(宣统三年)延安教区设立时，这里还是只住四户人家的荒沟。主教易兴化为筹建教堂回欧洲组织募捐三年，之后于1914年在这里购买延长石油山坡地70余亩，先后修起52孔石窑洞、17间平房、80孔土窑洞，用一孔大窑做教堂，并逐渐办起学校、孤儿院和诊所等。1931年开始兴建这座主教府天主堂，该大教堂于1934年主体工程竣工，但到了1935年陕北土地革命运动高涨，并伴随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建成的教堂还未来得及启用，教会便匆匆撤离，教会所属的学校也被迫停办。

该教堂坐北朝南，平面形制为早期基督教教堂常用的巴西利卡式，南北长36.2 m，东西宽15.8 m，建筑面积为615 m2，南端设置入口，圣坛位于北端，钟楼坐落于南端入口的两侧，高21.9 m。

从教堂主立面看，与西方传统教堂类似，中间为主入口，中庭，面阔且较矮，两侧为高耸的钟塔，对称排布(见图1)。中厅高18 m，其下部开设罗马风式的三层内凹的半圆形拱券门洞主入口，券门两边对称布置两个壁柱。中部开有三个并列的中间高、两边较低的半圆形拱券窗，顶端布置简洁的山花，山花呈三角形，对称地布置在壁柱上，在顶部中间悬挂着“天主堂”的立匾，字匾上方开有内凹的圆形漏窗。两侧钟塔底端开设两层内凹的半圆形拱券门，其上布置两个并排的内凹的半圆拱券窗，再上面是内凹的形似玫瑰窗的圆形漏窗，顶端则呈现为方锥形尖塔。

东、西立面形制相同，垂直分为三段：北段为祭坛，中段由长约3.8 m的7个开间组成，每个开间立有方锥顶砖柱，一层墙面每个开间由三个并列的中间大两边小的圆拱券门组成，二层墙体内移，外设长廊与钟塔相连，墙壁砌有与一层相对应的方锥顶砖柱，南段是钟楼侧面，其形式与堂面完全相同。

在教堂内部分为三部分，中厅比两边的侧廊空间高出一定距离，两者之间以连续的拱券柱廊分隔，中厅高约11 m，宽约7.2 m, 屋顶采用石砌半圆形肋骨拱结构。侧廊则是由每边7个连续的拱券组成，每个拱券高约6.3 m，宽约3.4 m，向外侧开窗，窗则呈现为三个中间高两侧低的半圆形拱，以增加教堂内部的中厅增加自然采光(见图2)。分隔柱廊的柱子高约4.5 m，为科林斯柱式，柱子外壁上均有不同的植物样式的砖雕。中厅的北端设祭坛，高出室内地面约1 m，祭坛两边设置台阶，在祭坛的北端墙上装饰的是西方科林斯壁柱，但壁龛上精美的砖雕花纹则采用龙、梅、兰、菊、荷等中国传统图样，虽然是中西合璧，但却完美融合。

1936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天主堂辟为中共中央党校礼堂。1939年—1945年供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使用。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此召开。会议期间，中央部门、各地区领导居住在教堂西侧的窑洞内。解放后，陕西省一直将此地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旧址，1961年成为国务院颁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被国务院列入革命圣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4 结语

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外来建筑形式就是教堂。尽管西方教堂无论在建筑形式、平面布局以及使用方式上，与中国传统宗教建筑迥然不同，但当这种新型建筑形式在中国落地生根以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当地社会历史背景、民族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的影响，发生各种碰撞和融合，从中出现了创造性的发展。本文在对桥儿沟天主教堂的详细分析中，可以看出桥儿沟教堂建筑在建造过程中，不仅吸取了当地建筑的传统营造模式，还创造性地发展出了大跨度的空间形态。

处于革命圣地延安，桥儿沟教堂也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一席，被称之为中国红色教堂，它对陕北近代建筑的发展也起到相当重要影响。如在抗战后期，我党准备建设用于召开七大会议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时，建筑师杨作材特意寻访到桥儿沟天主教堂，学习它的石拱建造和大拱券支撑技术。由此可见，桥儿沟教堂建筑在我国的革命进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