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

在德国南方的阿尔卑斯山山脚下有一座大湖——阿默湖，湖边分布着多个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村庄，来自慕尼黑的富豪人家在这里购买别墅，游客在湖滨餐馆里喝啤酒。阿默湖北端有两座村庄——埃兴村和顺道府村，它们彼此相距不到3千米。这两村之间的一块云杉林地吸引着猎人、跑步锻炼者和山地自行车爱好者，也吸引着见不得天的人。

女孩失踪

1981年9月15日是个星期二，也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埃兴村小学放学后，10岁女孩乌苏拉返回位于本村的家中。她是家中4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在与长兄迈克尔一起练钢琴后，她骑车穿过湖边林间路，到顺道府村上傍晚之前的体操课。体操课结束后，她来到在顺道府村的堂兄家吃晚餐。晚上7点20分，她的母亲打电话到她的堂兄家，要她回家。

大约半小时后，乌苏拉仍未回家。她的母亲再次给她的堂兄家打电话，对方说乌苏拉25分钟前就离开了。两家人立即意识到可能出事了，乌苏拉的父亲立即从埃兴村冲进森林找人。与此同时，她的姑父从顺道府村也冲进森林找人。他们在途中相遇，虽然他们不停呼喊乌苏拉的名字，却未得到任何回应。

一小时内，邻居、警察和消防员都加入到搜寻乌苏拉的行动中。一支又一支手电筒扫射湖面和灌木丛。午夜刚过，下起了雨，一只警犬把牵着它的警员拉离湖边，进入丛林。在距离林间路20米的林中发现了乌苏拉的红色小自行车，但乌苏拉本人不见踪影。

天色刚亮，寻人力度加大。穿着雨衣和橡胶靴子的数十名警员分散在与顺道府私立学校（这所贵族学校由巴伐利亚政治和商业精英创立于1905年）交界的密林中。与此同时，一架直升机盘旋在森林上空，一艘警方调查船和一队潜水员扫描般地搜寻湖中浅滩。当地电台播发乌苏拉失踪消息和她的个人情况：乌苏拉身高1.43米，金色短发，失踪时身穿暗绿色灯芯绒衣服、灰色羊毛衫和红褐色便鞋;她是一名教师和一名家庭主妇之女。

星期三早上，乌苏拉失踪超过36小时，此时她家响起电话铃声。她的家人接听电话时对方先是无声音，接着传来巴伐利亚第三广播电台的交通情况报道提示音，然后又无声音，再接着是同样的提示音，最后对方挂机。此后几小时，三个类似电话打进乌苏拉家，驻守在乌苏拉家里的警员记录了这些电话。

星期四中午，邮递员给乌苏拉的父亲送来一封寄给他的加急信。这是一封勒索信，信中的字母和单词剪切自低俗小报。信中以很不流利的德语说：“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如果你想再次见到活着的女儿，就必须付200万马克赎金。你不妨直说给不给钱……如果你敢报警，那就等着收尸。”绑匪原本指望在给乌苏拉家打电话之前勒索信就能到，因此绑匪在信中解释说，他们将在电话中用电台交通报道提示音作为信号。

绑匪发给乌苏拉家的信件之一。

10岁的乌苏拉。

当天下午，乌苏拉家电话再次响起，电话中又响起那种提示音。乌苏拉的母亲答应付赎金，她同时要求绑匪提供乌苏拉还活着的证据：她女儿对自己的两个洋娃娃玩具的爱称是什么？绑匪答不上来。这让她几近疯狂：“跟我讲！讲我女儿（的情况）！！”

绑匪发出的第二封信在9月21日被送到乌苏拉家，信中有关赎金交付的说法很奇怪：用面额均为10马克的钞票装满一只衣箱，由乌苏拉的父亲驾驶一辆黄色菲亚特60型汽车送到一个待指定地点，车速不能超过90千米/时。

不同于顺道府村贵族学校学生及其家长，乌苏拉家并不富裕。她家之所以在富人云集的湖滨安家，完全是因为乌苏拉的曾祖父几十年前在这里购买了放牧地。因此，一位邻居为乌苏拉家帮补了大部分赎金，余下部分由巴伐利亚州承担。

发现尸体

乌苏拉家焦急等待绑匪的进一步指令，但他们既没有收到绑匪的更多信件，也没有接到绑匪的更多电话。警方也未发现此案的更有用线索。两周后，警方决定再次搜查森林，上百名警员带着10条嗅探犬参加搜查行动。这片林地被分成四部分，其中每部分又细分为若干个小格子。搜查队一个接一个搜查每个格子，采用金属探测器探查地面。

搜查行动进行到第四天时，警方已搜查了森林的大部分面积，鸟苏拉至此已失踪19天。上午9点半左右，传来一声大喊，在距离湖边道路大约800米的一块林间空地，一名警员手持的金属棒在地上碰到了坚硬物，另一名警员立即跑过来，创开树叶，发现一个黏土层，黏土层下方是一张用灰色毯子覆蓋的木板，移开这张木板，发现了像是一只箱子盖板的第二张木板。这只绿色箱子长72厘米，宽60厘米，箱顶用7枚滑动螺栓锁死。警员用铁锹撬开箱盖，发现箱子里是乌苏拉的尸体，他流着泪，小心地把乌苏拉取出来。

现场距离乌苏拉家不远，两名警员把发现乌苏拉尸体的消息通知乌苏拉家。她的母亲悲痛得无法言语。她的父亲反复问：我女儿死前遭侵害了吗？警员如实回答：没有。尸检结论是乌苏拉在被埋后30分钟内就死了。由于尸体未显示出乌苏拉死前在箱子里挣扎甚至移动的任何迹象，法医猜测乌苏拉在被埋前被采用笑气（一氧化二氮）麻醉过。

看来绑匪并不想让乌苏拉死。这只1.4米高的木箱内有一个架子和一把同时充当坐便器的椅子，箱子里还有3瓶饮用水、12罐汽水、6支大巧克力棒、四大包饼干和两盒口香糖。箱子里甚至有21本书，其中包括儿童漫画、浪漫小说和惊险小说。箱子里还有一盏灯和一台调到巴伐利亚州第三电台的便携式收音机。为了让乌苏拉呼吸，箱子里装了一个用塑料管制作的通风装置。但绑匪显然没有意识到：因为没有机器让空气循环，所以箱子里的空气很快就会耗尽。

埋葬现场照。

绑匪用于埋葬乌苏拉的箱子（模型）。

警方发布的乌苏拉案说明图。

警方相信绑匪不止一人，因为这只箱子重达60千克，可能需要至少两个人把它搬進森林。绑匪对这片森林很熟悉，因为他们选择了一个在他们挖洞和在密集灌木丛中开辟道路时不会引起注意的偏僻位置。

案发后，在埃兴村和附近村，家长不再允许孩子离开自己视线。记者也蜂拥而至，几乎踏遍了埃兴村。在乌苏拉下葬当天，乌苏拉18岁的大哥迈克尔斥责直接对着他拍摄的记者。

调查不顺

警方悬赏3万马克征集破案线索。31岁的马苏雷克成为首批被怀疑对象之一。他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住在距离乌苏拉家仅几百米的地方。马苏雷克个头很大，挺着啤酒肚，尽管他在当地经营电器修理，技术也很好，却因脾气暴躁，在埃兴村不怎么受欢迎。另外，他负债累累，欠银行14万马克，因此有作案动机。

乌苏拉的尸体被发现一周后，马苏雷克在接受警方盘问时说记不得自己在乌苏拉失踪当晚的情况。24小时后，他说当时他和妻子及两个朋友在玩棋盘游戏。警方对马苏雷克家的搜查未发现任何能将他与此案联系起来的物证。9月下旬，法医在这只箱子的一段胶带上发现一枚指纹。这似乎将为破解此案带来突破。包括马苏雷克在内的数千当地人被提取指纹，但未发现与胶带上的指纹匹配。

警方依然怀疑马苏雷克是绑匪之一。1982年1月末，马苏雷克及其两个朋友被警方速捕。但在接受审讯几天后，他们获释。一个月后，马苏雷克的熟人帕芬格接受警方审讯。帕芬格是个失业机械师，也是个酒疯子。他欠房东不少房租，但房东没有为此报警，而是对警方说，在乌苏拉失踪前一周，他看见帕芬格骑着一辆一侧拴着一把铁锹的电动自行车。帕芬格在第一次接受审讯时坚称自己清白。在第二天问讯他期间，审讯员故意离开了一会儿，在此期间帕芬格与警务秘书待在一起。他竟然对警务秘书说：“如果我知情会怎样？”当审讯员返回后，帕芬格告诉他们马苏雷克在1981年9月初请求他在森林里挖洞，答应付他1000马克，并给他一部彩电。帕芬格还说，他挖了一个洞，后来还看见一只木箱被埋进洞里。

警方确信此案至此已破解，于是带帕芬格前往案发森林，并要帕芬格指明埋人地点，但帕芬格无法指明。警方发觉，哪怕他已走到距离埋人地点很近的地方，看来也不知道乌苏拉就是在这里被埋的。回到警局后他宣称收回之前的供述。之后至少10次受讯，他都拒绝重复之前供述。最终，他被无罪释放。

嫌疑人马苏雷克。

到了1982年夏天，在自己的名声受损后，马苏雷克和家人搬离埃兴村。主导乌苏拉案调查的警探被替换，此案调查布网更宽。大约10万张征集乌苏拉案线索的彩色广告被张贴到全德国，欧美多国都播出征集此案线索的节目。警方的新调查团队发现了绑匪作案的更多细节，包括在湖边道路旁的树上串连电线作为绑架过程中的预警系统。但对其他嫌疑人的调查毫无进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乌苏拉案调查停摆。

乌苏拉失踪当晚，她的长兄迈克尔在朋友家里练习音乐。母亲打电话告诉他乌苏拉失踪后，他立即返家，加入到搜寻乌苏拉的行动中。乌苏拉的尸体被发现后，他极度悲痛，一心想弄清是谁向妹妹下黑手，以及究竟为什么。

间接证据

21世纪前10年中期，巴伐利亚州政府开始调查悬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乌苏拉被绑架案。政府希望20年来不断发展的DNA鉴定技术能破解此案。之前此案调查所积累的证据，包括勒索信和那只木箱子，都被再度仔细检验，由此发现了一些毛发，法医因此建立起多人的DNA图谱。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匹配。2007年，这样的机会终于出现——在那只木箱的一颗螺丝钉上提取的基因样本与在慕尼黑一间公寓里发现的基因样本匹配：2006年5月，一名富婆在这间公寓里被谋杀。但警方对于乌苏拉案由此被破解的期望却落空了。这名富婆是被她的侄子所杀，在公寓里发现的正是她侄子的基因样本。然而，在乌苏拉遇害时，这个侄子才几岁。经过深入的法医调查后，法官排除了这两桩案件之间的关联。这两个样本为什么会那么匹配至今都是个未解之谜，但尽管基因识别很少出错，却也有出错的情况。

对检察官来说，乌苏拉案的调查期限就快到了。乌苏拉之死不是被作为谋杀处置，而是被看作有致命后果的绑架案，但德国的绑架犯罪诉讼时效只有30年。再过5年，凶手即便被确认也不再被追责。巴伐利亚州检察官再次查阅20世纪80年代的卷宗，查看此案主要嫌疑人。当时帕芬格已经死亡，马苏雷克则与妻子住在德国北部，他在那里做游艇部件生意。2007年，马苏雷克被置于警方监控之下，便衣密探与他交上了朋友。警方在他家和他的车上安装了监听装置，并且监听他的电话。同年10月，他家被搜查，他被要求提供唾液样本，然而，该样本与在那只木箱上发现的任何基因样本都不匹配。

检察官还有个希望。警方在马苏雷克家搜到一台老式磁带录音机。既然绑匪当年打給乌苏拉家的电话中有电台节目提示音，那么这台录音机当初是否被用于录制这种提示音？一位声学专家花了几个月时间，在老式磁带录音机上做测试，最终结论是马苏雷克的这台录音机当初很可能是绑架工具之一。

2008年5月28日，也就是乌苏拉死亡近27年后，马苏雷克被捕并被送往埃兴村附近的奥格斯堡市。在此之前几天，仍然居住在阿默湖畔旧居中的乌苏拉父母被告知马苏雷克即将被捕，他们可以参与对马苏雷克的审判。按照德国法律，某些严重犯罪的受害人亲属可作为共同原告正式参与起诉。共同原告有权查看证据，要求目击证人出庭和向法官提问。

乌苏拉的父母不想在这么多年后再揭疮疤。在奥格斯堡高中教音乐、如今已四十几岁的迈克尔被认可作为乌苏拉案共同原告。他一直不满此案没有真相大白。2009年2月，此案开庭审理。马苏雷克坚称自己无罪，检方则指出马苏雷克性格不好，他的女儿和继子都表示认同这一点。1974年，马苏雷克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宠物狗掀翻了厨房垃圾桶，一怒之下他抓起狗，把它关进地窖里的大冰箱中。次日，即将和他离婚的妻子回家后去冰箱拿肉，却发现了已被冻死的狗。马苏雷克冷冰冰地对她说，他把狗“流放到了西伯利亚”。2004年，他因伪造文件被控欺诈罪。

2009年，乌苏拉的哥哥迈克尔出庭。

检方列出了指控马苏雷克的间接证据：他需要钱，所以有犯罪动机;他有工作间，有办法秘密制作那只木箱;乌苏拉失踪后，他被观察到收听警方电台;用于制作那只木箱的一截皮带显然属于像他那样有啤酒肚的人;2007年，在警方搜查并监听他家后，他们监听到他在与埃兴村一名老友的电话中讨论乌苏拉案的诉讼时效。

这桩案件的最关键因素是被帕芬格收回的供述和那一台磁带录音机。到此案判决时，检方坚持认为帕芬格原先的供述可信。正如查案档案所示，帕芬格的这一供述在多方面准确：从埋人林地大小到挖洞大小再到土壤情况，他描述了埋人地点的多个细节。在1982年主导此案调查的警官确信，帕芬格在当时被警方指令去森林里调查期间故意误导他，也就是说帕芬格其实知道埋人地点，却装着不知道。虽然此案已过去许多年，但这名警官在法庭上作证时称帕芬格是“绝佳演员和老练骗子”。

那台磁带录音机是最重要也最具争议性的证据，2007年在接受警方讯问时，马苏雷克说自己几周前才和妻子从旧货市场买来它，但他不能提供谁卖给他此录音机的证据，该市场当天交易记录中没有这种录音机，当天该市场上的人也记不得当时有没有老式录音机交易。巴伐利亚州那位语音学专家在此案中作证时说，在绑匪从电台录制勒索电话提示音过程中，会因按下录音键而多次发出咔嗒声。当她在马苏雷克家那台磁带录音机上按键时，发现按键声和绑匪电话里的咔嗒声相同，不仅如此，绑匪电话中显示出的录音机录音过程其他特征也与这台录音机精确匹配。因此，这台录音机当初“很可能”被用来制作勒索电话。

2010年3月，基于上述证据，法院判处马苏雷克终身监禁，因缺乏证据，其妻子被免罪。

在法庭上，几乎所有人都因为杀害乌苏拉的凶手终于被找到而高兴，但共同原告、乌苏拉的大哥迈克尔却不满意，因为他认为此案审理并不清晰，换句话说，并无确凿证据证明他妹妹之死一定是马苏雷克和帕芬格干的。

质疑判决

早在终审开始之前，让州派律师吃惊的是，迈克尔要求查阅此案多达数万张的全部案卷复印件，开审几周时间里，他夜以继日读了其中大部分。在此期间，他不断回忆起乌苏拉：她时而好奇，时而敏感，当同学表现不好时她会不安;就在乌苏拉失踪前几小时，他仍在和她练琴。对迈克尔来说，大量证据表明马苏雷克可能参与了杀害乌苏拉，但此案审理中仍有些点让他困扰，例如，帕芬格当初收回供述（即供述为假），这一举动当时被接受，但现在这一供述为什么又被认为很可能为真？警方档案中显示，帕芬格有严重酗酒问题，在被拘押期间他声称自己出现幻觉。他也害怕工作。他的妻子在2008年接受问询时说他是个“懒鬼”，根本不可能去挖那么大个洞。此外，在法庭上出示的帕芬格的犯罪供述是由调查人员在几周前凭记忆写下的，供述记录上甚至没有签名。和马苏雷克一样，也没有直接证据把帕芬格与此案联系在一起。在庭审前，警方挖掘出帕芬格的尸骸，但并未发现他的基因图谱与几年前发现的基因证据相符。

警方展示乌苏拉案的重要物证之一——磁带录音机。

让迈克尔最担忧的是那台磁带录音机，基于他对音乐的了解，他对声学和声音工程了解不少，因此他无法理解一台磁带录音机怎么可能与多年前的勒索电话确定无疑地联系起来。正如检方所称，就算这台录音机当初真的被绑匪用于录制电台节目提示音，绑匪依然不得不把提示音转录到第二台更便携的装置上，原因是打给乌苏拉家的勒索电话是从付费电话发出的。电话亭和绑匪家里的声学环境也会影响警方在电话线另一终端最终听到和录下的声音。

迈克尔向法庭指出，专家有关录音机的作证报告“不完整”，属于“一面之词”。迈克尔还在法庭宣布判决结果后说，他并不确信马苏雷克有罪，但也不确信马苏雷克清白。法庭对此不满，更不理解受害人的哥哥怎么会帮凶手说话。庭审半年后，即2010年年底，迈克尔左耳出现高频耳鸣，严重影响工作和睡眠。他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症状，由此他怀疑这与乌苏拉案“草率”的庭审有关。法庭指派的心理学家对他进行检查，认为庭审的确是可能的致病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