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河

姑父姓胡，比姑姑大好多岁。

他瘦高个儿，下巴上一直留着一小绺胡子，脸上总挂着笑容，到我家来的时候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微微地哈着腰。我从来都不觉得他是外人，他也是，和父母的关系很好。

他们的到来，每次都会招来左邻右舍，叔叔大伯。姑父说话声调很清朗，高阳东南乡的侉声侉气，亲切而且热情，大家在一起总有说不尽的话题。

姑姑叫小芝，上了年纪的时候，长辈们还这么叫她。姑姑姑父在我心里一直是座靠山。我小时候想，如果我在我家这个村子里待不下去了，就去找他们，跟着他们生活会苦，但一定能克服所有的困难。

一

那还得从我家的亲戚说起。

我们家和别人家七大姑八大姨不一样，我只有一个姑姑，一个姨，其他的都是表亲。和姨父家比，姑父家有点远。姨有五个女儿，走到村子东头就能望见姨家。姑姑家也有五个女儿，她家在东南方向，过了赵官佐，上高蠡路，过了孝义河桥，高蠡路的东边就是她村子，叫史家佐。姑姑家新房子盖成的时候，站在门口，朝南望，就能看见潴龙河的泄洪堤。

以前夏天到了的时候，孝义河的水大，总要漫过南堤；潴龙河的水接着涨，一直要涨到从泄洪堤里漫过来，史家佐就成了汪洋中的一个岛。村子四边的玉米谷子都被淹透了，太阳一晒，都瘫进水里。整块地里就剩下一片一片的碱蒿子和芦草，比人都高，别的什么也长不起来了。

等水退了，人们就紧着补苗。时节过了，大庄稼不会有多少收成，紧着种下去的蔓菁、撇蓝成了人们一年的指望。

十年九淹，靠近白洋淀的下水套又遭了灾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村子里来了，姑姑的生活也就成了人们的惦记，少不了隔三岔五地接济。

第二年，端午节前后，太阳大了，热风吹过麦田，沙沙的声响越来越脆。整个平原碧绿的颜色变成金黄，抢收麦子的时候就到了。

中午人们从地里回来，把镰刀绳子收拾出来，聚在大门厅里，一起磨镰、打绳套，商量着哪块地会最早开镰，哪块地能有个好收成。

“下水套今年又是不行啊，前天圈头捎信来，说我姥姥有病。我带着我娘去看看，一过高蠡路，就没麦子了。说史家佐的都出去要饭去了。我小芝姑姑家的栅栏门关着，估计都出去了。”

“你小芝姑姑刚强且有志气，要饭也不上咱们村里来，从来就没看见过她。”

“那就是往南走，估计是上博野拾麦子了。”

那年，头一天包了粽子，满村子飘着粽叶香味，第二天一早就开镰了。

那几天每一天天气都格外的好，天瓦蓝瓦蓝的，人是一家比一家忙。收割很累，但充满了欢乐，人们一边剥开粽叶，往嘴里塞着千穗谷或黏米粽子，一边打着招呼往地里走，脸上都挂着笑容。

直到最后一天，千亩丰产方里只剩下麦茬，其他几个小片地里也割得差不多了。中午母亲熬的大麦仁饭熟了，姐姐从外面跑回来，一进门就哭了。

“爹，我看见淑洁了，跟着拾麦穗的大队过来的，我问她我姑姑呢，她说我妈应该在后头呢，我就跑着找。我没找着她。”

父亲没说话，全家都没说话。

那天中午，我们吃的是棒子面团子，掀开箄子，一阵棒子面的香气飘出来。大麦仁稀饭、干菜团子、豆腐咸菜，很香很香。

收了秋，人們就把地分了，一整个冬天，村子里都有喜洋洋的气氛，有了盼头，农村日子一天天地好了起来。这年的春节，到了过年那天，我们还接到了姑姑姑父捎来的话，说他们已经搬进了新房，邀请我们正月里去看看。

大年初三的时候，我们到姑姑家拜年。姑父很早就从家里迎出来了。我刚一过桥，就看到他了，他穿着灰色的新褂子，朝我们摆手。

他们家的新房在村子的最南边，大门口就能看见潴龙河的泄洪大堤，堤下面是霜打过的麦苗，黑绿黑绿的。

爹说：“这麦子不错啊。”

姑父说：“这儿分了地，年景跟着就好了。不止这块地，家家地都这样啊。”

姑姑家五间新房都是红砖到顶，贴着红色的春联，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几棵枣树都还小，枝枝杈杈都有着向上的样子。

进了正屋，屋子有点窄，中间是一根柱子，撑着正中间的檩条。姑姑说是盖房上土的时候，帮忙的人踩断的。

中午吃的是白菜羊肉馅的白面饺子，姑姑又让淑洁到商店买来了一大包五香花生仁。姑父很高兴，他说，要是照这样的年景，春天的时候，姐妹几个就用不着出去了，过了年都能去上学了。

淑梅姐姐说：“就不用去要饭了？”

“不用了。”姑姑说，“有了地，不管怎么划拉，都够吃了。”

那天，父亲、姑父和哥哥们喝了不少酒。我也很高兴，吃了不少饺子。回来的路上，哥哥说中午的饺子馅放的时间长了，都有味儿了，可是我一点儿也没吃出来。

从那年开始，姑姑一家人，靠讨饭吃的日子，真的过去了。

二

有了吃穿，解决了房子，春天的时候，几个表姐都上了学。姑姑一家人来看奶奶的时候更多了。逢着节日，我们家总能听到满院子孩子们的打闹声。

这个时候，姑父就常带着我在村子里转转，看看老房，总见他对那一扇扇的铁钉大梢门，梢门前的石狮子，拴马桩、拴马扣研究来，研究去的。

我问：“姑父，你们村子里没有啊？”

姑父说：“有，没这个好。”

姑父还说：“你们村儿，好那是当然，之前叫小天津卫啊。厂子都用着蒸汽机，一早街上就烧饼果子浆，打短的站一街筒子。买卖也大，西到太原，东到天津，都有你们于留佐的绒布庄啊。”

“你们怎么不在村里住了呢？”

姑父说：“我本来就不是你们村的，但我年轻的时候总来。”

我们走到村子西头，有人从梢门里出来，打招呼说：“又来啦，中午过来吃饭啊，咱们喝点？”

姑父说：“不了，饭该做好了，我们回去，下次喝。”

吃完晚饭，姑父总是回去，姑姑会和表姐们留下来。孩子们玩了一天，都累了，会早早地和奶奶一起睡觉。拉着电灯，婶子、大娘，还有本家院子里的几个姐姐就会过来，她们在炕上，有时候做鞋子，有时候翻被子，陪姑姑说话唠家常。这时候，哥哥常会换一个大点度数的灯泡，我们也就着电灯写作业。

“小芝姑姑。”红霞姐在灯下，一边帮着姑姑翻被子，一边笑着说，“原先我也没问过，我就想问问，也不知道该不该问啊。你说，咱们家原来就挺富，家大业大的，姑父史家佐是下水套，家里没什么，又比你大十几岁，怎么就跟他了呢？”

姑姑就大笑起来，又叹口气，说：“那时候，咱们大家里有钱有地是不假，老太太也疼我。可是我家里头不行啊，我爹一年到头帮着老太太，在大院子里做事。我娘，就是你大奶奶不问事；我还小，我哥哥，就是你叔在区小队上，和日本人拼命不着家，大事小情没个人主事，连个重活也没人干，你姑父在咱们村里干活，就常过来帮着。”

“那时候，你知道他们那里不行吗？”

“知道，要行的话，就不会上咱们村里帮工打短了。”

“姑父大高个儿，当时一定是长得好，人也好。”

一屋子姑娘就不再说什么，又一阵忙着干活了。

奶奶在，姑姑一家可以常到我们家，我到姑姑家去，总是要等到过年去拜年的时候。其实，我眼里见到的史家佐并不比我们村子穷多少，那时候土房子是有点多，但正月里和我们村子请说书、唱戏的不一样，那连续几天，人人上场的武术表演——耍武虎，现在想想更充满了活力。

史家佐的武虎场就设在村西头。还没进村就能听到场院里的大呼小叫了，近了，就看见围着满满的一圈人，一个白胡子老头拎着一面比脸盆都大的铜锣，当的一声，就会从场子两边的人群中蹿出两个画着花脸的人来。有时候两个人使刀，有时候两个人使棍，也有时候各自用不同的兵器，绞打在一起。刀上的红绸子、绿绸子飘舞，长枪上的红缨子上下翻飞，打斗的演员明显有意把地上的干土踢起来，搅得场院里尘土飞扬。耍到热闹，锣鼓也开始助阵，咚咚锵锵地敲打成一片。

武虎到了高潮，我拉着姑父的手出来，央求他带我去看史家佐的街道。

从外面看，平原上的村子都是哩哩啦啦的一长条，其实里面可不一样，这个村可比我们村子大多了。于留佐是正东正西的三条街，这个村子的正街只有一个，从西街口进去，是从北到南曲里拐弯的一条路。沿着街两边是一家一家的房子、院子、栅栏门和小夹道，村子正中间是个十字街，有合作社和卫生所，还有卖肉的铺子，门前一个挂着吊钩的肉摊。整个村子的房子都不高，砖房、土房混搭着，院墙也不高，有的院墙塌了一块，透着院子里的小枣树和水井台，井台上架着辘轳。院子里，院门上、枣树上的春联红艳艳的，家家户户的小院儿，正月里扫得都挺干净。

在十字街，姑父还告诉我二花姑姑的家在哪，一个不高的门洞，两扇白茬的木门，挂着门铞钌儿，干干净净地贴着两个杨柳青的门神。二花姑姑是舅爷的哑巴二女儿，在家里是出了名的能干，长得又很漂亮，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她和姑姑一样，也嫁到了这个村子里，嫁给了一个叫山羊的男人。

这是我小时候去的最远的地方，第一次见识到和于留佐不一样的村庄。回来的路上，经过孝义河，通红的落日照在河面上，照著河面上依依摇晃的杨柳树干枯的枝条。站在堤上，漫天的晚霞正覆盖着东边的天空。

就那次去，姑父背着一个柳条筐，把我们送到河边。告别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低声对我说：“好好上学啊！”

三

那年麦子又长得很好，过了麦收，我和同学们一起去县城参加了会考。

时间不长，消息就来了。班主任许朱僧老师把村子里考上了县高中的初中学生名单，用一张大红纸抄好，贴到当街，我被排到第一名。

不久，哥哥就带上我和行李到县城里去报到学习了。我自此离家，回来的时间短，在外的时间多，姑姑家也很少去，见面也少了。

十几年的时间，我大学毕业回到家，奶奶走了，几个表姐都出嫁了，表哥的孩子也大了。

又一年年根底下，太阳偏西，表哥和他的老大骑着三码来了，带来一坛子黄酒，父子俩嗨呦、嗨呦地抬了进来。

母亲喊我从厂子里把大哥喊过来。

他们坐下来，一起说话。

“你们的厂子歇了吗？”

表哥说：“上午给工人们算了账，发了发工资，放了假。下午我妈就叫我们俩过来。这酒是小双前几天拉来的，说过年不回来了，在山东过。”

“给工人预备的什么啊？”

“一人两袋大米，一桶油，我爸爸又叫一人加了一提溜酒，两瓶衡水。我觉着也差不多了，过年该来的怎么也来了，不来的也没法。”

“晚上不回去了，咱们炒点菜。吃了饭走。”

“行。”

晚饭，喝的黄酒，一股浓浓的酒香弥漫在院子里。来了不少人，一大盘子花生米，一大盘子猪头肉，你一碗我一碗，互相介绍着年景，讨论明年的生计。

大家都感慨可算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姑姑家当年的新房已经成了旧房，这两年又在村子北街上盖了楼，三层带院子。进了二十台织机，成立了毛巾厂，还在临街的一楼卖织机配件，人人都忙起来，表哥学的老手艺也放下了。

“火烧还打吗？”

“不打了。厂子里事多，没什么空啊。想吃的话，我回去再把锅支上，煮锅肉，正月里打两天，热闹热闹。”

“姑姑呢？”

“她现在交了权了，就是个打牌，钱敞口，小双也给，我也给。她基本用不着。要说打牌，我妈整个村子没对手，她总是差不多了就主动让着她们，就怕没人跟她玩了。”

“姑父呢？”

“他不管家里的事，就是背个筐，天天下地。一年四季，哪季有哪季的收成，像这一冬天，野兔子不少逮。”

“过了年一块过去吧，我妈说，今年都叫你们去，热闹热闹。”

“行，一起过去。”

初二到了姑姑家，女婿们也都过来了，围着一楼的烧饼炉子，寒暄着，能下手的都挽胳膊、撸袖子、和面、打火烧；姐姐们择菜，洗菜，准备午饭；侄子、侄女相互多长日子没见，叽叽喳喳地说话。来串门的，一看人多，紧着帮忙到街里去叫姑姑回来。

“好几年没见你了。”姑父说，“外屋冷，咱们进屋暖和暖和。”就拉了我的手，到了最西头的屋子。

大炉子的火很旺，坐着大铁壶烧水。靠墙的柜子上摆着十来个洗好的花玻璃杯，围着一个装满了花生瓜子的搪瓷冰盘和一大盒已经打开的茉莉花茶。

太阳从玻璃窗户照进来，直接照在炕上，屋里显得很亮堂。

姑父一边上炕，一边说：“就小双没回来啊。在山东，他说是得过了初五才回来。”

我问姑父：“咱们在家又有厂子，找个事又不难，怎么小双跑这么远啊？”

姑父说：“这事啊，还是多年前，你姑种下的因呢。”

“那是好多年前，村南的房子，这么个冬天，晚上，先听着高蠡路上有汽车响，接着是栅栏门，再听人就到了窗户底下。

“接着就是敲窗户，也不言语。你姑姑就起来了。是两个四十来岁的人，看上去都是干部，女的抱着个孩子，一进里屋就跪下了。说是遇见事了，照顾不了孩子了。车走到这儿，看见屋里有灯亮，请求收养这个小孩子。你姑姑她热心肠，当时就应了，没想到是救了个财神啊。”

姑父的话，引得我哈哈大笑起来。姑姑也挑门帘回来了。

姑姑说，孩子七岁时，两口子回来把他接走了。

“一直就没个音信，今年头麦收小子回来了，拉了一车东西。咱们怎么说都不要，就说俩小子要带一个走，说是那边厂子大，缺人手。干爹、干娘地叫，咱们老大不去，就把小双接走了。”

我问：“你们去过吗？”

姑父说：“没有。要不说是财神呢，拉东西来，从来都是一车一车的。酒这个东西，我比较喜欢。这拉了一车黄酒，十几坛子，一坛子一百五十斤。哈哈，怎么喝也不易喝完啊。”

跟着姑姑一起进来的一家人，也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姑姑，你这事怎么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啊，藏了个严实。”

姑父插话道：“敢情不让说，你姑姑就不说，还得到处给孩子找奶吃，在家就熬面糊糊喂。自个儿都舍不得吃，喂他。大了也是，就没让他出过南边的院子。”

“姑姑，你南边房子呢？”

“这些年了，我没去过，你姑父成天在地里转，他有时候过去看看。早就不住了。”

四

几年过去了，姑父从来没对我说过日子艰难。算算，他都快九十了，还是那个瘦高个儿，背有点驼的老头。正月里我们去给姑姑拜年，他仍然会走到孝义河桥头上迎接我们，只是我人越来越大，离家越来越远，相互见面的机会少了。

新一年的春节又到了，回到老家，已是孩子们掌管的家园。他们安排带齐了礼物，初三开车到姑姑家。又一个很冷的冬天，太阳从史家佐村东南边升起来，照到孝义河大堤上，干枯的河床上，留下姑父长长的身影。

“老头儿又出来了。”

“只要知道咱们去，老头儿一定是到桥边上等，风雨无阻。”

“这么冷的天，赶紧让他上车暖和暖和。”

姑父就笑着上了车，一边说，“不冷不冷，近啊，说话就到了。”

“这么冷的天，你可不能这么早往外跑，摔倒怎么办啊？”

“没事儿，我不往硬地跑，都是暄地，栽倒爬起来就行了。”

“可不行，不能栽倒啊，不承认年纪大了可真不行。这个冷风，冻着也不行啊。”

说话就到家了。表嫂张罗着包饺子，姑父说，咱们俩到南边院子看看。

南边的院子已经荒了，只有干巴巴的枣树上挂着新鲜的福字。院子里堆满了机器上拆下来的零件和其他杂物，只留下一条通向堂屋的小道。鳞次栉比的楼房映衬下，红砖房子显得更低矮了，我进去好像都要弯着腰。

姑父进屋，费劲地蹲了下来，把手伸到躺柜底下，掏出一个粗腰的罐头瓶子。我连忙接了，随后用线头打扫掉瓶子上厚厚的灰尘，看看里面是什么。

里面竟然是满满一罐浑身通红、冒着油光的蚂蚱！

姑父说：“多少年没吃过了吧，红油的蚂蚱，几面袋子，就剩这么多了，我得给你留着啊！”

我说，“姑父，怎么又这么多蚂蚱，遭了蝗灾啊？”

“可不，隐天蔽日，见什么吃什么，鸟也不吃它，鸡也不喯它。一会儿，一块地就糟蹋了，可把人们吓坏了。”

姑父说，“一起头，我就发现不对，连着三年大旱啊，今年收麦子前，出来的蚂蚱长得就和往年都不一样，颜色也浅。结果是越来越多，我就拿簸箕去这个地边上收啊，一麻袋一麻袋地装，再让你哥拉回来。

“天天熥，一笸箩一笸箩的，熥好了晒，也卖了不少。

“等棒子苗一出就长了翅了，吃庄稼，什么庄稼都吃，全村人去赶啊，拿烟熏啊，可把人们急得不轻。最后报到政府，上头动了飞机，这才都赶到淀里头去了。”

等我们从南边院子回来，街口上熟人们也正在讲淀里头水干了的事，见我们拿着一罐蚂蚱回来，都说这是下酒的好菜。说着说着就念叨起夏天那场惊心动魄的蝗灾来了。

如今，好多年又过去了，姑姑和姑父都走了，但那些個场景，至今还在。

（责任编辑 张云逸）

编后语：

在旁人眼里，“我”的姑姑和姑父也许看起来并不般配，但在“我”的心里，他们是靠山一般的存在。从于留佐到史家佐，他们一起度过荒年，盖起新的红砖房，他们要强，朴实而又热心肠。在艰苦的岁月里，“我”的姑姑和姑父从未向困难低头，从未向家里伸手，他们把日子过成了浓醇的美酒，让“我”的记忆仿若香气四溢，至今想起那段难忘的日子仍回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