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关荣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了，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在军事上得势的蒋介石，在政治上也开始利令智昏地发起又一次反共高潮，上海的白色恐怖甚嚣尘上。一大批左翼文艺家被列入黑名单，鲁迅又一次不得不到内山书店避难，夏衍被迫隔三差五地调地方，过起居无定所、提心吊胆的日子。

就在那段日子里，明月歌舞剧社有个年纪很轻的小提琴手，在结识这批左翼文艺家后，却一再强烈表示想加入共产党。这个年轻人叫聂耳，是云南人，他令夏衍刮目相看的是他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歌舞短论》。文章中，聂耳旗帜鲜明地提出，音乐是有阶级性的，他提出要唾弃当时在上海很有名气的黎锦晖提出的“音乐即娱乐”的观点。聂耳在这篇文章中说：“在这国难深重的日子，更要反对靡靡之音、反对无病呻吟。”

聂耳写的这篇文章立刻招来一个严重的后果——他把自己的饭碗砸掉了。得知此事后，夏衍对他肃然起敬。聂耳的入党仪式就是在夏衍的临时住所——那个又闷又热的亭子间里进行的。夏衍读一句入党誓词，聂耳举着拳头跟一句。仪式结束后，聂耳已是热泪盈眶，他一把握住夏衍的手说：“沈同志，就让我多为党做点工作吧！说吧，叫我干什么！”

当时，夏衍握着他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说：“你不是一再说，中国太需要《马赛曲》那样的音乐作品了，我们大家都在等着你谱写中国的《马赛曲》啊！”

就在那一瞬间，夏衍感到聂耳抓着自己的手重重地顿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