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

当前城市治理面临复杂化、精细化、协同化的挑战，然而信息技术的应用将治理主体微缩为虚拟化的数字，实现了从管人、管物到管数的转变，推动了城市社会治理的变革。

城市大脑破解了传统社会治理的困境

传统政务管理主要以“条块结合”方式推动，管理数据分散在各部门的手中，统计范围和统计口径不一，数据真伪莫辩。城市大脑以社区制为基础划分出网格，依托网格化管理机制和网格员作用的发挥，使网格内地理数据更加真实丰富，确保将社会治理的基础信息完整且真实地记录下来，且实时更新。

在杭州市余杭区，“以图管网”已经使数字余杭“一图打尽”。全区共划分网格1476个，配备专职网格员1575名，通过运用标志地址库，将网格内的人、房、企、事和重点场所、部位等入图，实行分级分层管理。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底，已归集人口数据328万条，赋码地址数据177万条，企业数据26万条，事件数据132万件。通过网格及统一地址定位上图，已形成出租房、消防单位、安全生产单位、“非法金融”风险企业、寄递网点、涉恐敏感物资销售单位、非商品房项目、教育培训机构、便民服务企业等26类分层数据图层，为城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

基层社会底数摸清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也更有了“底气”。依托城市大脑，监管和执法工作更为精准高效。以食品安全为例，下城区新天地园区通过“阳光厨房”场景应用，实时监管新天地35家餐饮企业的后厨行为，在疫情防控期间扩展为“安全堂食”场景，让顾客吃得放心。以安全生产为例，余杭区通过智慧安监系统，聚焦重点作业人员、重点岗位、重点作业规范等场景，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作业规范等工作。2019年以來，智慧安监系统共发现监测报警3203起，报警及时处置率为99.59%，取得了良好的管控效果。

而通过城市大脑的数据赋能，数据效益使得社会治理的管理效率明显提升。在下城区东新街道，通过数字驾驶舱算力支撑，新天地园区管理力量从原来的320人减少到80人。疫情防控期间，数字驾驶舱通过“1Call”居家观察人员“健康信息报送”，实现了疫情观察对象自主申报每天体温等健康信息，减轻了一线社工上门采集的压力。

城市大脑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

从平台建设看，城市大脑统筹推动社会治理“大平台”建设。余杭区以“基层治理四平台”为主干，统筹推进“大平台”建设，对接打通省协同、市协同、省商事主体登记系统、区综合办公平台、区智慧市场监管、钉钉等20多套相关基础系统和业务系统。同时，根据《杭州市城市大脑数据规划》要求，以”一总九分”为整体架构，开发余杭区城市大脑社会治理项目，上对接省市相关业务部门，下对接区级各部门，实现数据互补、功能扩展和智能提升，有效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社会风险的预警预测预防能力。

又如下城区推出城市大脑数字驾驶舱，建立了1个区级驾驶舱、8个街道级驾驶舱、X个特色数字驾驶舱的“1+8+X”体系，初步构建起全领域、全覆盖的数字治理现代化体系，在城市管理、基层治理和突发事件处置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疫情防控期间，下城区城市大脑数字驾驶舱充分发挥指挥中枢作用，联合武林大妈群防群治，“城市大脑+武林大妈”，实现线上和线下联合防控的治理成效。

传统的治理方式通常是事后发现的应急处理，很难实现事前的预警式治理。依托城市大脑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和成熟的物联网感知技术，社会治理可从“救火式”转变为“预警式”。2018年，余杭区建筑工地曾发生200多起 “铁屑入眼”工伤事故，通过工伤数据分析模型，全区工伤事故区域、时段、作业、致害物、起因物等被多维分析并标签化处理，问题的症结终于找出了。同样的预警在交通领域更清晰可见。2019年，余杭区交警部门依托4300路监控、970余路卡口、860个路口的成套信号及控制系统，交通平均速度较2018年同期提升9%，延误指数较去年同期下降3%。

从治理机制来看，城市大脑使单部门治理走向协同治理。社会治理中应急管理和部门协同是难点，通过数字化管理，应急事件研判能力大大提升，部门协同处置更为高效。下城区8.28建国北路塌陷事件中，潮鸣街道就是运用了一键指挥功能，在数据算力、部门协同和社区支持下，10分钟内疏散了小区居民792户，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临平街道，社区在居民区内发现涉嫌“低散乱”非法食品加工点，经城市大脑协调各部门联合执法，从发现到取缔只花了2个多小时，这在以往是很难实现的。

未来社会治理必将增加更多科技属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角度出发，更好发挥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科技支撑作用。

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发展，必将极大地推动社会治理体系转型，重构社会治理的模式与机制，社会治理体系的主体构建、治理工具、运作机制等方面将呈现更多新特点。

从主体构建来看，社会治理呈现主体多元化角色多元化的特点。社会治理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还有企业、市民以及来杭的外来人员。各参与主体可以成为数据信息的采集者、数据应用的分享者，也可以是数据治理的决策者。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体现的是党领导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科学理念。这就需要构建一套基于参与主体功能性分工的共同体规范框架，而不是简单的传统部门管理职责延伸或者扩大。总体而言，多远化的主体构建从数字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更加注重数据开放与共享，以及数据的标准化建设，进而提高社会治理分工效率。

从治理工具来看，社会治理体系的平台化特征更为明显。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社会治理从线下走到线上，更加依靠强大的技术化平台作为支撑。各参与主体也更多从平台获得信息、参与分享、提供建议。它将倒逼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加快数据共建共享共用，推进基层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全面实现基层信息收集、分流交办、执行处置、日常督办、评价反馈、督查考核的全流程、在线化闭环管理，把中心化的社会管理推向多中心化、网络化、全覆盖的社会治理，

实现社会治理从数据碎片化到数据关联化、应用条块化到应用协同化、服务割裂化到服务一体化的转变。

从运作机制来看，社会治理将呈现科技支撑、法治保障、民主协商协同运作的特点。数字技术并不是万能的，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多样性、潜在性通过数字技术并不能完全解决，仍需要法治保障与民主协商作为支撑。相比以往，未来社会治理更加强调民主协商、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撑的协同运作机制。没有法治保障，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发展会陷入“无隐私社会”“信息使用无边界”的困境;没有民主协商，仍然会出现“政府大包大揽、百姓不买账”的现象。只有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法治保障、科技支撑、民主协商的协同作用，才能有效密切党委政府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引导公众理性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数字化，不断提升公众的科技素养，推动协同治理。

作者系杭州市委党校文化与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