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旭 波

(陇南市文联，甘肃 陇南 746000)

对陇南地区珍稀动物的地理分布学界早有论及，但均语焉不详。文榕生认为历史时期犀牛在中国的分布北界曾达到河南安阳，亦即36°N，历史时期甘肃亦有犀牛分布[1]。文焕然则认为地质时代中国野犀牛几乎遍及全中国，历史时期华北、川、黔、湘、鄂、粤、桂都有犀牛分布[2]。蓝勇认为唐代陇南地区有野生印度犀存在[3]。历史时期陇南地区华南虎、金丝猴和麋鹿的地理分布则“养在深闺人未识”，鲜为人知。故此考察历史时期陇南地区珍稀动物的地理分布有助于学界更加全面地认识和勾勒全国范围内珍稀动物的地理分布图景，同时也为认知历史时期陇南地区的生态环境提供一个维度。

一、历史时期珍稀动物在陇南的地理分布

从文献记载来看，陇南地区先秦时代就有华南虎的活动踪迹，而且还形成了“虎患”，对民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华阳国志》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秦、蜀、巴、汉患之。昭王乃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昭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4]《后汉书》亦载：“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5]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1年)起用由余伐西戎，史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6]至秦昭襄王时期陇南地区已属秦地300余年，而《华阳国志》把汉武都郡(今陇南大部)纳入汉中地，此处虽无法确定陇南地区隶属“秦”“汉”何地，但其有华南虎的分布是毋庸置疑的。

受文献资料所限，自秦汉至魏晋时期尚未发现陇南地区对华南虎活动的记载。唐季以降，陇南地区华南虎的记载在诗文、地方志和正史中如缕不绝，为了说明，兹列表1于下页：

从表1的数据来看，陇南地区的武都区、成县、徽县、西和县、礼县和两当县均有华南虎的分布，地处徽成盆地核心地区的成县、徽县两地华南虎活动的文献记载次数多达31次，其比例占到记载总数的近79%(1)百分比取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若把地处徽成盆地边缘的两当县亦纳入徽成盆地这一地理单元，这一比例则高达82%,其他地区则仅占18%。从宋至清代，徽成盆地华南虎数量众多，白昼肆虐为害，遂成“虎患”，以致需要官方组织猎户来捕杀，地方官亦执笔撰写《虎灾祈》《虎禳》，祈祷城隍神驱逐老虎，保一方平安，徽县令牛运震更因捕杀华南虎数十只而位列《循吏传》。引人注目的是，由于华南虎的长期出没肆虐，陇南地区还遗留着“虎崖石”“老虎蔵”这样的地名，而民间更是谣传着“尝闻虎噬人，月朔则先首，月晦则先足”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华南虎妖魔化习性的故事。总之，历史时期陇南地区的华南虎主要分布在徽成盆地。

陇南地区华南虎消亡的年代约在清嘉庆年至民国之间，清乾隆六年(1741年)黄泳《成县新志》和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张伯魁《徽县志》“物产”条下均有华南虎，而民国十六年(1927年)成县政府上报省政府的县情统计表在动物类中已无华南虎[7]。

表1 历史时期陇南地区华南虎活动记载一览(2)表1文献“来源”未详者见参考文献部分，表中只注明页码，表2同。

陇南地区关于金丝猴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唐乾元年间。唐乾元二年(759年)，杜甫从秦赴蜀途径西和县境内作《石龛》诗云：“我后鬼常啸，我前绒又啼。”[8]687绒，清仇兆鳌注曰：“陈藏器《本草》：绒，生于南山谷中，似猴而大，毛长，黄赤色，人得其皮作鞍褥。《埤雅》：猿穴之属，轻捷善缘木，生川峡深山中。又云：尾作金色，俗谓金线绒，中矢毒即啮尾以掷之。”[8]687杜诗中的“绒”即后世的金丝猴，此后西和县境内关于金丝猴的记载遂绝。宋文同曾作《寄夏文州谢金线绒皮》云：“天地生奇兽，朝廷宠近臣，”[9]60此诗显然是文同为致谢夏文州赠金丝猴皮而作，诗中“奇兽”即指金丝猴；所谓“体被金毳，皮以藉马”就是指金丝猴皮毛被作为鞍具，可见宋代文县地区有金丝猴的分布，并且至清代亦有分布。《大明一统志》文州条“土产”中就有“绒”，即是金丝猴；清陆廷黼《阶州杂咏三十首》有“范君遗我金线绒，闻说能医拘挛风”[9]396之语，这是金丝猴被医用的例证。康县地区亦有金丝猴的分布，民国《新纂康县县志》载：“金线绒，形似猴，群居深林中，来往攀悬岩树枝，而行不落地，食林木果实，其毛多着七八寸，密而不乱，远望之如金线，太阳反射，毫光闪闪，故名曰金线绒，为皮毛中第一有价值之物，县南产之。”[10]195—196今文县、康县地区还有金丝猴残存。

陇南地区关于犀牛活动的记载很少，历代正史《地理志》中亦阙。唯《资治通鉴》记载仇池国与刘宋交战称：“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11]3852魏晋时期，氐杨在今陇南地区立国数百年，其既言“氐悉衣犀甲”，可知“犀甲”数量为数不少，当为本区所产。犀甲作为士兵“战袍”的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国语》云：“今夫差衣水犀之甲亿有三千万。”韦注曰：“犀形似豕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则无。”[12]氐杨“犀甲”就地取材，则知魏晋时期今陇南地区有犀牛的分布是无疑的。唐杜甫《送韦十六充同谷郡防御判官》亦证实唐代陇南地区有犀牛分布，其诗云：“羌父豪猪靴，羌儿青兕裘。”唐同谷郡，约辖今陇南西和县成县两地。“青兕”，清仇兆鳌注曰：“宋玉《招魂》：君王亲发兮惮青兕。《说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为凯。”[8]356《尔雅》云：“兕似牛。”晋郭璞注曰：“一角，青色。”[13]可见，杜甫所遇的是一种皮肤青色的犀牛，即小独角犀，亦称爪哇犀。其后关于犀牛活动的记载遂阙，迟至清嘉庆年间(1802—1809年)张伯魁知徽县，有《谒吴忠烈祠》云：“青嶂四周啼熊兕，乌云出没隐魑魅”、《大河店》云：“寺门日暮啼熊兕，殿中寂寂罗汉睡。”[14]652此处之“兕”亦即犀牛。

陇南地区有关犀牛活动的文献记载虽极少，但犀牛栖息活动所遗留下的传说和地名亦能证实历史时期陇南有犀牛分布。相传，唐末一赵姓少年在犀牛经常出没的西汉水边上嬉戏，巧遇一地仙指点，少年阴差阳错地把自己祖先的遗骨塞入犀牛口中，而误把地仙祖先的遗骨挂在犀牛角上，犀牛沉没西汉水，至此不见踪影。后赵姓少年婚后育有一子，其天资聪颖，习武征战，终成一代真龙天子，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四都要离此地不远的毛坝集检阅军队，而地仙之子亦成为大将，号称“挂角将军”。后人为酬谢犀牛，西汉水此段改称犀牛江[15]716-717。

此传说在犀牛江流域流传极广，有其合理成分。传说言及犀牛喜欢在西汉水边出没就符合犀牛的生活习性，据《游宦纪闻》载：“(兕)自恶其影，常饮浊水，不欲照见也。”[16]古人认为犀牛害怕看见自己的影子，所以经常在浊水中活动，其实这是对犀牛生活习性的误解。其实犀牛之所以在水边活动，首先是因为犀牛对水的需求量极大；二则犀牛在水边泥沼中活动，可以在皮肤上形成一层保护膜，避免寄生虫的侵扰，以故《唐国史补》云：“南中山川，有鸠之地，必有犀牛。”[17]就是因为鸠鸟可以帮助犀牛消灭其皮肤上的寄生虫，既然传说能反映出犀牛的生活习性，那么唐末犀牛江流域有犀牛的活动就是可信的。

据宋《犀牛寺碑文》载：“中书门下牒:阶州将利县仁济院、阶州将利县罗汉院，牒奉敕宜赐仁济院为额，牒至准敕故牒，嘉祐七年十二月一日牒……去乾宁五年，××故右街兴圣寺出家后，于天复八年，随师到阶州犀牛镇。”[15]898—899碑文显示，宋嘉祐七年，中书门下省重颁敕牒，赐犀牛寺罗汉院以“仁济院”为额，则说明在此前已有犀牛寺的存在，后世方志中亦保留了犀牛寺的信息。《武阶备志》载：“罗汉院在犀牛江侧，即《通志》所称犀牛寺也。周显德三年帖，宋嘉祐八年敕，熙宁泐石。”[18]170又《大明一统志》载：“犀牛社，在阶州北二百六十里，有犀牛江，庙在焉。”[19]又《大清一统志》载：“西汉水，《通志》犀牛江，在州东北二百四十里，即西汉水，有犀牛江庙在其旁。”[20]由此可见，犀牛寺自后周显德三年(956年)敕牒以来，历代香火不断。犀牛寺在后周显德三年前已创建，且入国家“祀典”，《资治通鉴》载：“(显德二年)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是岁，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成、阶二州皆降，蜀人振恐。”[11]9527《新五代史》载：“(显德)二年春二月……甲戌，大毁佛寺，禁民亲无侍养而为僧尼及私自度者……冬十月辛未，取成州。戊寅……取阶州。”[21]显德二年(955年)，后周收复后蜀秦、凤、成、阶四州，悉废天下“淫祀”，裁汰僧尼，整顿寺观。显德三年(956年)，地处阶州将利县地的犀牛寺重获敕牒，入祀典，以故香火供奉如常。

从地名学的角度出发，犀牛寺和犀牛江的命名当与此地犀牛出没有关，如前文所述，历史时期陇南地区有犀牛栖息是有据可循的。与犀牛出没有关的地名还有麒麟寺和麒麟山，《武阶备志》载：“麒麟寺，在县南四十里”[18]172，又《新纂康县县志》载：“麒麟山，在县北一百三十里，林木丰满。”[10]56麒麟原型为印度犀牛，其被视为“仁兽”，故麒麟寺被视为圣王之治的征兆[22]，麒麟山则意为犀牛出没之山。

历史时期陇南地区分布着种类繁多的鹿类动物(3)所谓鹿类动物，从动物学的角度来说是指反刍亚目鹿上科动物，包括麝科和鹿类动物，一般也将鼷鹿上科的鼷鹿列为鹿类，文中鹿类动物主要指麝、獐和麋鹿。鹿类动物的分类界定详见蔡和林《中国鹿类动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麝、獐和麋鹿均有分布，尤其是麝分泌的一种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麝香而声名大噪，麝香被列为陇南地区为数不多的“土贡”。依逻辑而论，出产麝香的区域必定有麝的活动，以故文本中把麝香亦作为麝分布的重要依据。为便于说明，兹列表2：

表2 历史时期陇南地区鹿类动物活动记载一览

由表2可知，历史时期鹿类动物在陇南基本上均有分布，尤为可贵的是唐宋时期成县、文县、徽县等地的麝香因品质优良而被列为贡品，武都地区唐季有麝香上贡，而宋代已无，这说明宋代武都地区鹿类动物减少的事实。

二、珍稀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历史时期陇南地区的生态状况

梳理前文，我们对历史时期陇南地区珍稀动物的地理分布有了基本了解，囿于文献记载的缺陷，难以对珍稀动物的数量做出精确的统计数据，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历史时期陇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做一些可靠的研判。在自然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现代动物学研究表明，华南虎、犀牛、金丝猴和麋鹿等生存都与相应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如华南虎和金丝猴都喜欢在物种丰富的密林栖息，犀牛和麋鹿则更宜在沼泽、河滩附近活动[23]。

如前文所述，徽成盆地的边缘山区华南虎出没无常，“虎患”肆虐，就与其当地森林茂密、野兽众多有关。如成县北部山区的黄渚关，“其经黄渚关一带，岩层峭壁，耸翠临霄，木阴翳而蔽日……狐兔茸伏，蛇龙菹藏。”[24]又，徽县北部山区的火钻岭，“岭多林木，乃虎狼出入……石枣兮间马桑，铁杠兮杂黄杨，槲叶干兮蔓荆长，不见天日兮虎豹藏。白狐立兮或跳梁，时挂树兮崖之羊，人上慄兮怵徬徨……枯树崩崖兮，蟒横虬僵……山高林深势险恶兮，驱兽焚林。”[14]627华南虎是一种凶猛的肉食动物，处在动物圈食物链的最顶端，故其生存分布之地必有许多其他诸如狐兔之类的动物，其生存繁衍才有保证。反之，以武都地区为例，前文述及清代武都城中群虎食人，以后见之明视之，可能只是武都地区华南虎“回光返照”现象——即该区人地关系矛盾已达极点，华南虎在栖息地破坏和食物链断裂的情况下而不得不破城食人，其生存窘迫至极，文献记载亦能证明此点，因为此后武都境内关于华南虎的记载遂绝于世。相关研究表明，西南地区华南虎栖息地的森林覆盖率一般要求在50%左右[25]，而清初全国森林覆盖率已下降至21%左右[26]，武都地区地处西北半干旱地区，万山皆濯，森林覆盖率显然难以满足华南虎的生存繁衍，这在文献中也有所反映。清《公议严禁山林碑记》载：“(武都)□××旧有山林一所，居民资其材用已久矣。乃初坏于秦人之用木厂，继坏于□之□火田。然木厂开而犹有萌焦之生，火田垦则忍观化为灰烬。”[27]1484又清《凤凰山水源碑记》载：“(武都)其西南凤凰山，山水常美，林壑尤盛。原泉因之混混焉。原泉混混，吾辈得以生焉。此地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其间上下左右，并无山泽人耕种之尺寸。自道光廿六年，旧墩族、旧房族、腰道族夷人烈山而焚之，则水之有本者无若本焉……向则未辟者，今则辟之；向之未焚者，今则焚之。”[27]1477清代以来，武都地区由人口增值引起的人地矛盾已经十分凸显，“火田”式的开垦对林地的毁灭性的破坏已经引起了“公议”，遂有立石勘界护林之举，意在“各指分明，斧斤不入。”然时至清末民初，五凤山虽屡有种树倡议付诸实践，但“第山形陡峻，栽树者恒培植为艰，古虽有名剎足以壮观，而树木鲜有，几与童山相等。”[9]292华南虎在动物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一只华南虎需要大约40—50公里的猎物丰富的生存领地[28]，武都万山皆与童山无异，已难以满足华南虎生存繁衍的基本条件，以故清代武都城华南虎食人成为绝响！

唐代金丝猴在今西和县有分布，但唐代以降已不见于记载。金丝猴生存对森林覆盖率有很高的要求，其“来往攀悬岩树枝，而行不落地，食林木果实”的生活习性注定其只能生活在林果丰盈的密林之中，西和县至清代生态已大不如前，清康熙年任西和县令的李访为保持水土，“又劝民种树”[29]。文县地区地处川甘交界地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故原始森林中的金丝猴得以繁衍至今。康县地区金丝猴遗存得则益于康南“群山密林”的庇护，据康县碾坝《李氏族谱》载，李氏一族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离蜀至此，但见巍巍峻岭，流水潺潺，苍松盘翠岭，藤灌悬峭，每听松间鹤唳，时闻谷口猿啼，一片荒芜景象。”[15]911其时康县地广人稀，生态完好。迟至民国，康县“查县西南十里许有大山曰毛垭，自山根至顶高十余里，上则平衍无垠……半逃亡四散，无人种植，适成官荒，人稀地广，多生草木，渐成茂林。”[10]91民国八年(1919年)，康县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里9人，相当广大的广大区域无人居住，尚处于原始未开发状态，以故金丝猴能在康南一隅繁衍不绝。

犀牛和麋鹿都适宜在沼泽、湖泊和河滩附近活动，麋鹿又称“泽兽”，其生存对水体环境的需求可见一斑。陇南历史上有犀牛和麋鹿的活动，可知必有其适宜生存的生态环境。《汉书》载：“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天池大泽在县西”[30]天池大泽虽难确指，但其在陇南境内则确证无疑。魏晋时期氐杨仇池国士兵所用“犀甲”产于仇池山周边，史称仇池山有池百顷，极尽泉流之利，其上必有湖泊和沼泽。至于犀牛出没的犀牛江畔，两山夹河谷的地形形成了相对独立局部小气候，其河谷气温自然比其他地方更为温暖，大片的河滩湿地亦有利于犀牛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时期犀牛江的河面宽度和径流量远超现当代，其一条支流的径流量就十分可观，“平洛河，上自望贼关，下至犀牛江口，长一百二十里，阔五十余丈”[10]61，另一条支流的径流量亦比肩平洛河，“毕家河，上自打船坝，下自吴家河口，长百余里，阔五十余丈。”[10]64若此，犀牛江河谷宽阔的河滩湿地自然是犀牛的绝佳处所。

其实，陇南地区许多湫池和天池都有利于犀牛和麋鹿栖息，唐乾元间杜甫称徽成盆地栗亭“密竹复冬笋，清池方可舟”[8]672-673，可见其时徽成盆地茂林修竹，清池遍地，有舟楫之利，俨然一副水乡景象。清徽县令牛运震《杜公祠记》亦称：“今之栗亭川者，实为唐同谷之故界……尝试周览斯川之体势，翠岫迴环，平田广敞，秋沼双清，沃泉可稻。凡所谓竹木薯蓣之属，靡不繁衍周步其中，维子美之诗于今可征也。”[14]583—585可知迟至清初，栗亭川仍有大片沼泽存在。除川原地带的沼泽外，陇南地区高山之巅多有天池，更有山以天池名之，如徽县“天池山，东南三十里，上有池，”[14]13又两当“天池山，在县西北五十里，谓之西天池也，又一在东北二十里曰东天池，上皆有池。”要之，查阅地方志，陇南地区湫池和天池之多令人惊叹，其多被视为祈雨禳灾之所，但其为珍稀动物提供栖息之便的功用似未被充分挖掘认识。

三、陇南珍稀动物消亡的原因

历史时期陇南地区珍稀动物得以生存繁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良好的生态环境，然约从清代开始陇南地区人地矛盾开始凸显，伴随着田地纠纷的是放火烧山，“火田”式开垦对林地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前文《凤凰山水源碑记》就是显例。清嘉庆《徽县志》中透露出久为蛮荒之地的西秦岭山地亦有人地关系紧张之患：“幅员周七八百里，四远穷山，密菁人迹罕到，土著民久视为不毛，惟櫵采者入之。数十年来，四川、湖广人络绎而至，垦荒落业，山中亦无闲田，编其户为客民，虽择诚谨有家者为客头，以约束之，而其迁移无定，性复不驯，公廷讼狱，若辈居多，邑号为难治，是在于斯。”[14]465清中叶以降，四川、湖广“客户”已在徽成盆地东南山区开垦落业，民间戏称其为“湖广广”。前文述及，徽成盆地的边缘山区是华南虎的重要分布区域，开垦林地严重挤兑和破坏了其生存空间。

此外，矿业对珍稀动物生存空间的破坏也是显著的，如清《成县黄渚关士庶为本县高大爷升任保厘永恩记》就显示清代黄渚关银矿开采之烈，矿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木材，如支撑矿坑的镶木、冶炼过程中所需的木材和木炭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森林资源，故有“有矿之山，根无草木”之说[31]，矿业开采于此可见一斑。

除了森林资源的破坏，犀牛和麋鹿赖以生存的湫池和沼泽亦开始减少或者完全消失。如“卜池峪，东北八十里，古为昉鱼池，久涸。”[14]48又“太白池，东二十里，周五十亩，众山环远……今涸。”[32]自汉代名显于世的仇池“十九泉”至清代也开始枯涸，清人登临仇池，惟见昔日仇池已沦为半涸方塘，“而今只有沮洳水，不见当年十九泉。”[9]396历史时期消失的湫池和沼泽虽难以统计，但栖息环境的变迁之于珍稀动物无异于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对犀牛和麋鹿的繁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对珍稀动物消亡的影响是长期渐进的过程，而人类对动物的捕杀却能使一个区域的动物迅速消失殆尽。如宋代成州知州晁说之言成州猎户“雪中猎户来呈虎”，清代成县黄渚关一带虎患酷烈，成县令黄泳“则募强弓毒矢毙之……居士争执羔酒以除道驱虎献功邑宰。”清徽县令牛运震对付虎患亦是不竭余力，曾募壮士杀虎二十六只之多，道路一时畅通安全无阻。鹿类动物则因肉质美味而成盘中餐(4)在历史时期林区野生动物资源是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鹿类动物被猎杀，其实如熊、野鸡、水鸭等都成为“民生”对象，见王士敏：《新纂康县县志》第194—198页。。金丝猴如前文所述，由于毛皮和其他医用功效，宋代朝廷曾“禁采狨”[33]，但还是被滥杀馈赠亲友，此不赘言。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内地市场与世界市场互联空前加强，“港口——腹地”模式的张力已经波及陇南地区，客观上促进了陇南地区“山货”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进程，但对于华南虎、鹿类动物和金线绒等珍稀动物却无疑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灾难，上海、天津等地商人常驻陇南，收购山货。民国《新纂康县县志》载：“麝香，全县皆产……本地人或以网擒，或用枪击，必先辨雌雄而后逮捕也，因得之无定期，故河南、天津、上海等处商人常驻康收之。”[10]178“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山货”在经济浪潮的刺激下，“金线绒为皮毛中第一有价值之物也，”其自然难逃厄运。民国学者汪公亮记载：“虎产于本省东南部两当、天水、武都等县，虎皮多运销内地。”[34]其实不仅仅是珍稀动物，其他如狼、熊、豹、狐、水獭等动物由于其皮毛和血脂的价值而显得“贵重”。

四、余 论

历史时期陇南地区珍稀动物如华南虎、麋鹿和犀牛主要集中分布在徽成盆地边缘山区，金丝猴则主要分布于康县和文县南部并遗存至今，诸此反映出其生态环境的优良性和多样化，这也符合现当代对陇南生态的一般认知。以动物命名的地名是历史时期珍稀动物分布和活动的重要见证，诸如“犀牛江”“犀牛镇”“麒麟山”“虎崖石”“老虎葬”“黄鹿山”等地名，需要进一步挖掘研究其背后的历史地理意义；以水体命名的地名是研究历史时期陇南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诸如“大潭”“太塘”“麻池湫”“亮池寺”等地名皆隐含着较为丰富的生态环境信息，需要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揭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