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东大学，山东 烟台264011）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人才项目政策配置出一系列体制化的项目人才，却产生了以“帽子”判定学术能力、确定薪资待遇的意外后果，这便是我国大学发展中的“唯帽子”现象。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分析“众多的学术群体是如何把他们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这便是权力分析的视角。他指出，权力分析的“基本任务是发现广泛的法定权力模式，即由于某些群体占据支配地位而产生的权威。各种不同的群体有着自己特定的利益和信念，甚至有其自身的神话和游戏规则”[1]。依循这一思路，我们需要思考的便是：主要行动者是在何种利益驱使下将人才竞争异化为“帽子之争”的？基于此，本文尝试性地分析“唯帽子”现象中的权力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权力困境的化解策略。

一、我国大学发展中“唯帽子”现象的形成及与权力的关系

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家治理社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向绩效合法性的转向，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模式也逐渐从平均主义转向以竞争性项目为支持手段的效率主义。这种效率主义取向既体现为国家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资助（如两大工程），也体现在国家对优秀人才的重点培育。迄今为止，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层次分明、上下衔接的人才项目政策，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994）、“百人计划”（1994）、“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1995）、“春晖计划”（1997）、“长江学者奖励计划”（1998）、“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4）、“赤子计划”（2009）、“青年拔尖人才计划”（2011）、“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2012）、“青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