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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晴乾隆朝

2020-06-12尤丹娜

南风窗 2020年12期

尤丹娜

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正值皇太后的寿诞,初九的下午,山西省的官府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

他叫王肇基,自称是个“读书人”,要在皇太后的生日期间以自己的方式“尽小民之心,恭祝皇太后万寿”,向官府投献了一副诗联。

王肇基看起来有些疯癫,所投诗联也十分粗鄙。在这番“祝寿”的诗联后面,还附了一小段“议论”,词句颠三倒四,内容拼凑了孔孟、程朱的观点和民间的闲话,大致是评论时政的意思。

按照乾隆皇帝登基之初的常理,献文献策者纵使粗陋,也因“广开言路”的政策不必获罪。更重要的是,皇太后和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若是理智清明的人,自然不敢到地方官府,自呈诗文涉及两宫。

这样一个跑到官府为皇太后献诗、“摘抄”典籍献策的疯子,无论是地方官还是皇帝大概都会一笑置之,最多打上几板训诫一下便是。泱泱大国,有太多军政要事等着当权者集中注意力解决。

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桩发生在乾隆十六年、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疯人献策”案,结果竟是乾隆皇帝亲自下令将王肇基“立毙杖下”,是有清一代将献文献策、且有明显疯癫迹象的人处以死刑的首例。

这不是清代的第一起文字狱,却是极其残忍、荒诞的乾隆朝文字狱大开杀戒的一个坐标。

文字狱,古已有之。远到西汉杨恽因作《报孙会宗书》被腰斩、北宋时期的“乌台诗案”,近到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朝上的“年羹尧案”“吕留良案”,文字狱足够残忍,在前现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什么新鲜的统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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