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阿黛 肯德尔·霍伊特 迈克尔·克雷默

与任何其他单一干预措施相比，一种全球广泛部署的有效疫苗，更有助于重启世界经济。在这个全球财富每月蒸发3750亿美元的时点，对疫苗的需求简直是刻不容缓。

然而，被批准进行临床试验的候选疫苗或药物中，只有不到1/10能够最终上市。就算获批，将生产规模扩大到必要水平，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疫苗生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监管机构在每个阶段对每个生产场所进行审批。由于其中一些候选疫苗构建于某些迄今未获许可的开发平台上，因此其安全性和质量控制方案均可能给未来的快速部署带来挑战。

而管理这些风险的最佳方法则是协作。对多种候选疫苗的多边投资，将有助于扩大生产能力。较为理想的投资额，需要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全球GDP的0.17%），而就算只实现上述一半规模的计划，也将产生可观的收益。尽管美国和中国都在实施单打独斗的投资策略，但它们仍能最终借助国际合作来推动本国利益。

协作有四个主要好处。首先，每个国家都能减少自身未能投资正确疫苗的风险。通过将投资分散到多种技术研发途径中，所有国家都可以增加获得成功疫苗的概率。比如，我们对过往疫苗的分析就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投资了两种已经开展临床试验的候选疫苗，那么成功的概率最多为1/3，甚至可能更低；但如果该国投资了超过十几种候选疫苗，那么在短期内取得成功的概率就能提升到80%。

但这一投资组合不仅看重数量，也必须进行协调，因为多国协作可以实现的多样化，要远远大于那些单独行动的国家。单个国家或许会全部押宝在相似的候选疫苗上，但这些疫苗也可能出于相似的原因而全部失败。

其次，国际合作可以汇集扩大生产能力所必需的更多资源。同时，随着产能的显著扩大，一旦成功的候选疫苗现身，因争夺疫苗所发生的冲突也会随之减少。相反，如果一味单打独斗的话，单个国家不太可能投资产生足以满足本国民众需求的产能，更遑论全球需求了。

再次，全球协作降低了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正如棉签和试剂的短缺拖慢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进程，疫苗用玻璃瓶，以及生物反应器或佐剂（用于增强人体对疫苗免疫反应的物质）的短缺，也可能会延迟新疗法和疫苗的部署工作。

生物制药依赖于一个紧密联结的全球网络，因此即使是在生物制药创新指数上排名靠前的美国，也同样是大多数医疗用品的净进口国。如果没有了國际协作，为应对疫情而实施的出口管制，就可能会削弱及时扩大生产规模的能力。

最后，为使疫苗获得最大的健康和经济效益，所有国家的医务工作者和弱势群体必须优先接种该疫苗。在此，国际合作将允许参与国实施按需分配的疫苗分发策略，这对于尽快结束疫情以及在尽可能减少国外输入性感染的情况下恢复贸易和出行至关重要。所有国家都必须保护刚需行业员工、高风险民众，以及那些必须出行的人。在当今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如果每个国家都能令尽可能多的其他国家实现经济重启，那么它们也必将因此受益。

即便是拥有单方面投资计划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推进自身利益，那样就算自己手里的候选疫苗遭遇失败，依然可以获取由国际赞助的多元化投资组合所开发出来的疫苗。

我们需要那些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医疗对策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推进，而只有一个全球性的回应才能确保这一结果。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苏珊·阿黛，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肯德尔·霍伊特，达特茅斯学院盖塞尔医学院医学助理教授；迈克尔·克雷默，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盖茨社会发展学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