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当成数学问题处理的全球危机，政府把政策看成是解微分方程组。除了少数异类—当然，其中就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大部分政治领导人在应对病毒时堪称“科学”的奴隶。

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英国政府，3月23日，英国政府突然改弦易辙，大张旗鼓地实施了封锁政策，原因是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研究者提出的可怕预测—如果对新冠肺炎无动于衷，将有高达55万人死亡。

流行病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不是什么触发了大流行，而是什么结束了大流行。他们认为，当染病人数多到足以遏制后续传染率时，大流行便自然结束了。基本道理是病毒耗尽了能够复制自己的宿主。用今天的术语讲，就是人口发展出了“群体免疫”。

但还没有决策者准备让致命瘟疫自生自灭，因为潜在的死亡人数将是不可接受的。毕竟，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杀死了当时20亿全球人口中的5000万～1亿人，相当于2.5%～5%的死亡率。目前还没有合格的新冠疫苗，因此政府必须寻找其他办法防止“过度死亡”。

大部分政府选择了封锁，即让全体人口远离病毒传播路径，但欧洲封锁两个月后的证据表明，这些措施本身并无多大的医疗效果。比如，封锁措施非常轻微的瑞典，其新冠疾病死亡数相对于人口的比例，比严格封锁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还要低。英国和德国都实施了严格的封锁，但目前德国报告的每百万人死亡人数为96例，而英国为250例。

德国和英国的关键区别，似乎在于各自的医疗应對措施。德国在确诊第一批新冠病例几天后，就开始了大面积检测，跟踪活动轨迹，并隔离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在延缓病毒传播方面抢占了先机。

相反，英国政府内部未形成统一，多年来国民保健服务体系屡遭削弱、分解和集中化，导致了前外交大臣大卫·欧文（他自己也是一名医生）所谓的“结构性破坏”。结果，英国不具备德国式响应所需要的医学工具。

科学无法决定各国应各自采取怎样的正确措施。太多的变量—比如医疗实力或文化因素—都会影响模型。模型将像发了疯的机器人一样，输出各种情景和预测。如今，流行病学家无法告诉我们，当前的新冠疾病政策组合的效果到底会是怎样。“再过一年才能知道。”他们说。

因此，结果将取决于政治。而新冠疾病的政治学显然足够：政府不会冒险让传染病自然传播；只隔离重症或死亡风险最高的人，即65岁以上的15%～20%的人口，过于复杂或者在政治上顾虑太多。

默认的政策应对，是降低自然免疫的传播速度，直到疫苗开发出来。“压平传染曲线”的真正含义是，将预期死亡人数分摊到足够长的时间段中，让医疗机构能够应对并开发出疫苗。

但这一策略有一个可怕的弱点：政府无法让人口保持在封锁状态直至疫苗出现。光是经济成本便已不可想象。因此，政府必须逐渐放松封锁。这样做，等于去掉了封锁带给未暴露人群的防护罩。因此，没有一家政府提出了明确的退出策略，政治领导人所谓的“有控制的放松”其实意味着有控制地迈向群体免疫。

政府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因为这等于是承认它们的目标就是群体免疫，并且现在还不知道传染是否能实现免疫、需要多长时间实现免疫。因此，更好的策略是打着幌子悄悄追求这一目标，寄希望于疫苗在大部分人口被传染之前出现。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现为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