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波

叶繁如何也想不到， 一位12岁的阳光女孩，已经跟自杀的念头博弈了近5个年头。

叶繁是南方某城市的中学班主任，站上讲台第一年，她带了初一年级一个班。5月的某个周末，临近学生返校的时间，一位学生发来QQ消息：“老师，我想放弃了，强撑了很久，好累。”

叶繁对这位学生印象深刻，是她的课代表，刘希芮。她学习优秀，各方面表现很积极，甚至颇为阳光，人际关系正常，有固定的好友，在家长和老师面前，亦乖巧懂事，父母对她也极为宠爱。但那个当下，刘希芮正坐在她家的窗台上，盘算着该不该跳下去。

叶繁慌乱了：“她正准备自杀！”

刘希芮的叙述凌乱不堪。总结下来是，她三年级就有了自杀的冲动，随着年纪增长，她越来越向往死亡。她时常坐在窗台上，想象着跳下去的场景。有那么一次，她“差点就成功了”。

两种意识每天都在她脑子里斗争。“一个声音说，你该走了；另一个声音则告诫，你该等一等，等到一个想好的日期，再与灵魂在地狱里相见。”

死亡的念头，无时不在，会随时入侵发呆的空白中。

她把自己的心理障碍，归结为抑郁症。

调整呼吸，叶繁开始劝导她，并紧急联系了她的家长。好歹是干预成功了，把她劝了回来。叶繁跟她约定，不要轻易放弃生命。她说，可能有点难，但她会去尝试。

叶繁蓦然想起，三年级产生自杀的冲动，那时她只有7岁。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周后，刘希芮跟随父母去见了心理医生。通过众多量表的测试，刘希芮的表现，均在正常范围内，医生排除了抑郁症、人格障碍等精神疾病，但她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对未来感到迷茫。

刘希芮不是孤例。

中科院心理所的研究表明，中国有3000万儿童正经受着心理障碍的困扰，他们的童年，过早陷入灰暗。

死亡想象

也许是8岁，也许是9岁，何小晖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但还能描述死亡第一次闯进他脑海的时刻。

那是深夜十一二点，父母加班回来，身心俱疲地躺在沙发上。爸爸简单地问了他期中考试的成绩，他也简单应付：“还好，跟以前差不多。”真实的情况却是，他的成绩有些下滑。

之后，他们各自回了房间，何小晖尝试着集中注意力把作业写完，但他有些心烦意乱，躺在床上也睡不着，便偷偷溜出家门，在大街上闲逛许久，不想回家，也不知往哪里去。

“过路时，我突然开始想，正好一辆大卡车冲过来，把我碾死了。”

血肉模糊的画面，自此留在了他的脑海，反复复现。

如今回想那时的状态，何小晖依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他陷入一个“死”循环，他丧失了以前那种上天入地的活力，对好朋友们的游戏邀请，也无动于衷。他变得很嗜睡，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成绩无可救药地下滑。但他很焦虑，不知如何是好。

他经常性头痛，耳朵里有蟬鸣，挥之不去。爸爸带他看了好几个医生，结论都是一致的，一切正常，让他注意休息。

但他睡眠紊乱，思绪庞杂，他想过很多种死亡方式，从被动的意外死亡，到主动求死，他开始搜索一些自杀手段，试图寻找“最舒服”也最不容易被“截胡”的方式。

他们绝非那种望子成龙的家长，平日并不苛刻，只是偶尔说小晖几句。他们也没有留意，小晖已经通过各种途径积攒了几十颗安眠药。

何小晖就读于厦门某中学，父亲何明军是一家商贸公司的经理，平时大多数时间都在谈业务，生存压力大。何小晖知道，爸爸在服用安眠药，就在他的床头柜里。从2017年开始，13岁的何小晖就不时偷几颗出来，他下定决心，等攒到了足够的量，就是告别之时。

大半年后，他的成绩从顶尖滑到中等水平，班主任约谈了他的父母。但父母没有过多责怪他，只是一如往常那样告诉他“要努力，不能让我们失望了”。但小晖心里明白，他们肯定会失望，这不可避免。

解脱的渴望变得强烈起来。

何明军告诉南风窗记者，在自杀事件发生前，他意识到了小晖可能出现了某种状况，他发现，儿子抱着手机的时间变多了，他时常在聊QQ，刷各种稀奇古怪的APP，“不是以前那种贪玩劲”。

小晖是00后，2005年出生，年纪虽小，但他总是极力把每一面都做出最好的表现，更懂得寻找自己缺点，主动要求上培训班。这种懂事令作为父亲的何明军欣慰。

何明军和妻子都坦言，他们绝非那种望子成龙的家长，平日并不苛刻，只是偶尔说小晖几句。他们也没有留意，小晖已经通过各种途径积攒了几十颗安眠药。

小晖告诉南风窗记者，他向爸爸求助过，说他想去看心理医生，但父亲并没有当回事，他觉得父母并不关心他，“我还想，这成绩是好是坏，能不能上重点高中，都无所谓了”。何明军则说：“我当时想嘛，孩子的天性，一扭头，什么烦恼都忘了。”

2018年5月的某个深夜，何小晖在QQ空间写下一条告别世界的遗言，他给自己换了套妈妈刚买的新衣服，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昏睡过去。

十来分钟后，意识到不对劲的何明军，撞开了小晖的房门。

自杀报告

小晖确诊了中度抑郁症，他愿意接受治疗，但要求单独见医生，积极吃药。

何明军有些茫然，他不明白儿子何以至此，他也独自去咨询了心理医生，希望得到一些亲子相处的经验。是不是学业压力过大？是不是父母关心太少？有没有遭遇情感纠纷？何明军没有得到具体的答案。

何明军很难想象，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竟然开始幻想着自杀。

幼小的孩童不会自杀，也没有能力完成自杀—这是我们的偏见。根据2016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GBD）的数据， 10～19岁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的死因统计中，自杀排在第4位，占比6.2%。当然，里面统计的只是已报告的案例。

从年龄构成上看，年纪越小，自杀率就越低，5～14岁的孩童自杀率只占自杀总人数的1%左右。但问题不容小觑。

新世纪以来，中国自杀率整体处于走低的趋势。但5～14岁的自杀率却不降反升，15～19岁也略有反弹，这种情况在城市尤为显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刊发的一份针对2002年至2015年的自杀趋势研究，便揭示了这一点。

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小学生自杀数据的不公开，这些研究多大程度反映了真实情况，不得而知。

另一份报告，则披露出一个似乎极为严峻的事实。2014年，《中国学校卫生》刊发《中国中学生自杀相关行为报告率研究》，其中提到未成年的中学生自杀意念率17.7%，自杀未遂报告率2.7%。即每6个人中有1人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教育蓝皮书：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统计了一年里公开报道的儿童青少年自杀案例392起，有三类因素占据了主导，分别是家庭矛盾、学业压力和师生矛盾。考虑到其中的间接性关系，学业压力，无疑是中小学生自杀的首要原因，排在后面的，才是心理健康問题，占比10%。

一些自杀行为是急性事件诱发的冲动自杀。这类新闻已不胜枚举，孩子们把死亡看作逃避责罚、委屈和创伤的方式。比如，据报道，2019年，江苏句容一名9岁男童，疑因撞碎学校玻璃，担心受到责罚，从17楼跳下，自杀身亡。他用稚气的口吻在作业本里写下遗书：“nai nai，我前天把学校的bo里zhuang sui 了，我之到要chen fa，suo以我跳lou了。”

已有研究表明，儿童在4岁左右便知道了死亡的概念，9—10岁，他们便理解人终有一死，并将死亡与自身联系起来。但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往往会产生错误的认知。

自杀一定是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单个因素无法导致自杀行为。即便拿掉了压死骆驼的稻草，风一吹，它还是会倒下。

接受自杀干预培训时，医生告诉南风窗记者，自杀一定是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单个因素无法导致自杀行为。即便拿掉了压死骆驼的稻草，风一吹，它还是会倒下。

急性事件之外，往往还有慢性事件和旷日持久的情绪障碍，自杀意念的诱发，更隐秘，也更难防控。刘希芮和何小晖这样长期遭受情绪障碍折磨的孩子，由于表达欠缺，自我认知不完善，他们自身也难以理解自己的心理境况。

关于自杀的原因，何小晖对记者说的与刘希芮如出一辙，他也不知道“那些东西从哪里来”。

何小晖只是三千万分之一。中科院心理所曾发表报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儿童和青少年险期是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心理健康问题高发的危险期，中国17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主要包括抑郁、焦虑、强迫、厌学等。

以抑郁症为例，根据《中国妇幼保健》的一份研究，8～16岁中小学生抑郁的检出率为34.57%，比成年人要高。同时，成人抑郁与儿童抑郁也有着很大差异，除了不愉快感和无望感，抑郁儿童还会表现出更多的隐匿性症状。

寻找答案

27岁的李静，是自杀干预的志愿者，干预对象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去年，她干预了一位15岁的女孩，铭铭。

铭铭在网上写下了告别遗愿，她已经连续5天没睡着觉了，醒着的每一刻，都感到痛苦。“女孩觉得，只有死了，才能真正睡一觉。”

那天，铭铭打算在家里烧炭自杀。李静报了网警，把她拦了下来。李静跟她建立了交流，确保她不再做傻事。她告诉女孩，自杀不是目的，只是结束痛苦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解决痛苦，有更多更好的办法。女孩能懂，答应了她，说会尽力尝试。

跟很多企图自杀的未成年人一样，这位女孩的自杀冲动，也是早已有之。10岁开始，女孩就断断续续地实施过。

最早的一次，是母亲收缴了她的电脑和手机，母女俩爆发了激烈的矛盾，那次是冲动性的，铭铭闹着要去死，母亲说等着看好戏。她跑到厨房拿了菜刀，架着脖子，自己先怯懦了，怕痛。

冲动性的自杀未遂，但死亡在她心里种下了种子。

铭铭的父母在她5岁时就离了婚，父亲重组了家庭，她跟着在饭店打工的母亲一起生活。童年的人际关系，都来自网络，这成了母女矛盾的焦点，长期悬而未决。

14岁，性启蒙逐渐清晰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可能喜欢女生。她向妈妈公开出柜，妈妈狠狠掴了她一巴掌，认为她网络成瘾，不仅影响了她的学习，还扭曲了她的心智。

而李静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单亲家庭小孩，试图在网络里寻找爱与陪伴，以填补空缺。铭铭可能有严重抑郁倾向，应该接受治疗，但交涉并不容易，铭铭的母亲始终不改姿态，坚持只要治住女儿的网瘾，事情就能解决了，无法建立直面问题的有效对话。

代际沟通障碍，成了很多干预后期必然面对的问题，很多父母没有心理健康的观念，更谈不上治疗的理念。这些心理疾病和情绪困扰要么难以发现，要么很难得到正视，又因为代际冲突、家庭矛盾、学业压力等综合因素，进一步恶化。缺少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救助渠道，那些被自杀意念和生死矛盾撕扯的孩子，只能踽踽独行，独自在黑暗中摸索，承受着他们的年龄本不该承受的生命之重。

代际沟通障碍，成了很多干预后期必然面对的问题，很多父母没有心理健康的观念，更谈不上治疗的理念。

27岁的李静，如今是上海一名心理咨询师，做自杀干预志愿者，是源自她自己跟自杀长期搏斗的经历。小学时候，她也有过自杀的意念，自杀的冲动伴随她读完中学六年，始终挥之不去。读高中时，她是班上的怪人，从不跟人交流。她有不少自残行为，她感受不到疼痛，手臂上划下十来条伤痕。

她为活着而痛苦，也为不敢死而痛苦。本科读文学的她，辅修了心理学，才逐渐走出自杀的阴云。幼年的自杀行为，到底是如何催生的？她也想得到一个关于自身的答案。

李静想起自己小时候，也许是八九岁，也许更早，她和弟弟玩闹，弟弟打碎了爸爸的茶壶，爸爸一边打扫，一边连叹可惜。爸爸似乎说了她几句，也可能没有。但茶壶碎地的声音，始终回荡在她记忆里。

如今讲述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并不是对父亲有怨愤。但她认为，自己的心理障碍，也许就是因为经历过那样一种心理折磨，内疚、自责，还有一份来自重男轻女家庭的冷落。

“我无法解释我为何始终保留着这段记忆，但我相信，后来我那种过度敏感的性格，过度细腻的心思，跟这个不无联系。”初一时，李静开始出现抑郁情绪，事到如今，她很难追溯那是从何而起。

“像是不经意闯入了一片沼泽，从此便难以脱身。”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