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今年的全国“两会”尤为特殊。从对外关系层面看，这个中国年度最重要政治活动，发生在中国外部战略环境深刻变动的历史关口。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中国的崛起需要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定性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中国是主观上选择“封闭”，还是客观上被迫“隔离”，都会对未来的崛起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继续前行的意志是坚定的，锚定航向的意志亦至关重要。

对于国际局势之变以及中国的战略目标，习近平主席有着清醒的认识，作了清晰的定调。5月23日，他在看望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说：“我们还要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

局势之变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起点。但在这个关键的节点时刻，中国遭遇了不利的外部局面。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依惯例提全年经济增速目标，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首次。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

不设具体增长目标，当然属于务实判断和理性决策，同时也应意识到，新冠危机对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有多大。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世界经济进入了1930年“大萧条”以来，首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的局面。该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如果新冠疫情今年下半年继续恶化，那么全球经济将萎缩6%。

全球经济萎缩，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根据相关数据，虽然中国的外贸总额在GDP中的占比，从2008年的60%降低到了2019年32%，但与美国的20%相比，依然带有明显的“外向”特征。更为关键的是，遭新冠疫情冲击严重的国家，大多数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有学者做过统计，那些国家吸纳的中国贸易总额，在中国GDP中占比约20%。从目前中国与世界经贸联系来看，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发展“风景这边独好”。

更能凸显局势之变的，是“逆全球化”的趋势。新冠疫情前，民粹主义已经在全球经济中刮起了逆风，新冠危机很可能使逆风刮得更猛，甚至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经济规则和版图。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红利”分配的不均，是新冠危机之前“逆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新冠危机又孕育出新的动力。国际社会尤其是世界主要大国，将更多地从经济安全角度看待全球化。世界经贸进入“主权经济”“管制贸易”时代，并非没有可能。

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经济全球化也正在失去动能。全球化驶入快车道，始于19世纪中后期，即欧美主要國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自那以后，全球化给人的印象是大势所趋，只有两次世界大战对此按下了暂停键。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大势所趋背后是全球化的两大主要推动力，一是科技上的突破导致经济生产率革命性地提升，二是国际上出现愿意推动全球化的主导性国家。两者缺一不可。

对于中国来说，局势之变造成的挑战，既需要国内发展模式的脱胎换骨，也应更大力度地探索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新模式。

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英国历史上的“主导性”，推动了那时的经济全球化。二战后美国在科技上的绝对优势，以及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意愿，使其成为英国的衣钵继承者。但如今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总的来说还是方兴未艾，对生产率的助推作用，还看不出绝对的“执牛耳者”。从世界政治层面看，主导性国家的形象还较为模糊。中国势头很猛但尚无力主导，美国实力犹在但已无力主导。经济全球化，正处于“空窗期”。

全球化是现代世界的一个显性特征，中国无疑是其中的受益者。局势之变的利弊，中国都是利益攸关者。新中国建设的起点是“一穷二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本质上都带有发展经济的诉求。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步于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未来只能更紧密。对于中国来说，局势之变造成的挑战，既需要国内发展模式的脱胎换骨，也应更大力度地探索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新模式。

外交挑战

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在全球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发挥的世界经济稳定者角色，以及此后在世界气候变化中的积极作用。此外，在新冠疫情前，中国外交也开始了与外部世界互动新模式的实践，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外交角色的主动转变，大背景是全球治理体系相对稳定。新冠疫情后，全球治理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不稳定。

世卫组织在这次新冠疫情中的尴尬角色，可以说是全球治理体系进入不稳定状态的典型案例。作为对成员国没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机构，世卫组织所拥有的权力与肩负的责任之间的差距，在新冠危机的巨大损失下被成倍放大，客观上造成了对国际机构的不信任感。欧洲高等商学院学者斯蒂芬·布里尼日前撰文称，随着激进的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变得普遍化，世卫组织赖以生存的国际秩序正在受到破坏。

特朗普宣布给世卫组织“断供”，不只是对国际机构的不信任，还剑指中国。他曾在推特上写道，“世卫组织真的搞砸了，出于某种原因，它虽然主要由美国资助，但却非常以中国为中心”。这绝非特朗普个人的愤怒表达。英国牛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拉纳·米特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喜欢在全球体系内寻找方法，为自己树立一个仁慈领导的形象。世卫组织是一个可以没有争议地来做这件事的地方”。

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任何动向，都可能招徕至少难以称得上善意的解读。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后，开始对外提供医疗援助，美国警惕中国在与其竞争国际影响力，有欧盟国家称中国在搞“慷慨政治”。中国与欧美陷入了与安全困境类似的“道义困境”，即自身彰显道义的做法，被对方视为道义损失。这是中国还无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未曾遇到过的局面。如何化解？无疑是一个挑战。

当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时，遭遇的却是国际组织角色式微、全球治理面临危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顾问、传染病防控专家戴维·费德勒说：“我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工作了20多年，从不记得有任何一个重要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像特朗普总统那样，威胁说要惩罚世卫组织。”遭威胁的何止世卫组织，世贸组织的仲裁权力已经被特朗普政府瓦解。近年来美国不断“退群”，正在从根本上掏空全球治理体系。

当然，中国外交最大的挑战来自美国。美国对华态度的巨变，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当年尼克松总统愿意主动伸出缓和关系之手，中美综合实力的巨大差距，使其有底气认为“不能让中国长期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中国经济总量对美国的占比，从2009年的35%猛增到2019年的66%，差距缩小的幅度与速度造成的冲击，都使美国毫无当年的自信。所以，如今中国想着如何继续融入世界，美国琢磨的却是如何将中国排斥在世界之外。

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今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今的美国否认中国能够在美国自己所构建的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否认中国能够作出贡献，否认中国能够以增进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甚至否认中国有这样的意愿。但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实际上在刺激中国去建立一个与既有体系的规则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平行体系”。佐利克总结的这些“否认”，在最近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报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几乎成了中美正常外交互动的“思维屏障”。

冷静应对

习近平在5月23日的那次讲话中说：“现在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上升，但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由此可见，对于现阶段国际政治与经济面临的问题，中国最高领导人有着清醒的认识，而这种清晰的表态，也是在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预期。

中国与欧美陷入了與安全困境类似的“道义困境”，即自身彰显道义的做法，被对方视为道义损失。这是中国还无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未曾遇到过的局面。如何化解？无疑是一个挑战。

虽然美国和欧洲都有较为强劲的保护主义思潮，但两者态度以及可能的政策措施，都存在明显差异。根据德国官方统计数据，2019年德国外贸总额在经济总量中占比高达70%，这样高的比例意味着，德国承受不起保护主义的冲击。作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德国不太可能放任欧洲举旗保护主义的大旗。在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方面，欧洲是中国理应而且能够争取的对象。

欧美的另一个差异是对单边主义的态度。欧洲的政治基因里，已经嵌入多边、协商、合作的因素。这是欧盟得以存续的根本，也体现在外交原则上。这一点，在欧美对高科技竞争、外来投资审查的态度差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的做法简单粗暴而且目标明确，就是为了打压中国。但欧洲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基于构建新的规则、制度，开展公平竞争。霸权争夺是零和游戏，所以美国事实上是不想与中国谈。但从欧盟角度来说，构建制度即意味着“有的谈”。

对于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战略竞争攻势，中国也需要冷静应对。需要认识到，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两党共识”，并不是什么恐怖的政治核弹。基辛格曾指出，1945年以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当时美国都有巨大的政治热情和两党共识，但在国内支持率减弱后，所有人都争相寻找“战略出口”。中国不是苏联，与中国开启冷战，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学者克里·布朗，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的观点可谓意味深长。他表示，既然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中国还没有接受西方的价值观，那我们就必须承认它可能永远不会变成第二个苏联，而是作为一个与我们平起平坐的体系长期共存。“欧美当务之急是‘解放思想，跳出思维定式，去真正理解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而非根据假设与偏见来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冷静应对，也是在给欧美适应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