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盈莹 吉哲鹏

内容提要 进入全媒体时代，作为我国主流媒体宣传报道采用的主要形式，人物报道面临挑战。此次疫情是一场大灾难，对媒体来说也是融合转型的一次大考。本研究基于全域覆盖的新媒体大数据平台“清博数据”，选取武汉封城76天内最具影响力的200篇人物报道进行全媒体样本分析，通过对报道样本的传播主体、报道平台和形式、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总结当前我国人物报道的特点与转变，并对今后改进和完善人物报道、整合传播渠道、促进融合创新等方面进行展望和探讨。

人物报道一直是我国新闻媒体宣传报道采用的主要形式，长期以来肩负着教育、引导、鼓舞和警示的重要作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社会化运用的不断深入，以人物报道见长的主流媒体话语权也迎来变革，人物报道的创新和发展面临挑战。

2020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抗疫，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在这期间，涌现了大量可歌可泣的典型人物，主流媒体、市场化媒体、自媒体都争相报道，产生了不少现象级作品，我们借助大数据平台，对这些报道的各个环节、特色与创新进行梳理分析，初步总结出叙事模式之变、传播模式之变、技术整合之变、报道对象之变，对未来我们改进和完善人物报道、传播渠道整合、技术创新等有着重要启示。

一、新冠肺炎疫情人物报道的全媒体样本分析

纵观此次疫情期间的人物报道，一是数量众多，二是全媒体发力。本研究基于全域覆盖的新媒体大数据平台“清博数据”中的“清博指数”与“WCI”（微信传播指数）算法进行媒体平台的人物报道影响力评估，具体算法考虑各维度数据后得出的综合指标，选取了自1月23日武汉封城到4月8日武汉解封共76天内，影响力靠前且单篇浏览量10W+以上的人物报道共计200篇作为分析的全媒体基础样本（截止统计时间为4月12日零时），包含各类中央主流媒体、疫情期间活跃的商业媒体以及部分自媒体等，分别从传播主体、报道平台和形式、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1.传播主体

此次样本选择，共覆盖17家媒体，其中中央主流媒体4家，分别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青年报，占比23%；市场媒体3家，分别是财新网、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占比18%；其余平台包括《人物》公号、《最人物》公号、十点人物志、中国警方在线、成都发布、有道云笔记、每日人物、王竞博客、未读等，占比59%。

报道数量方面，人民日报44篇，占比22%；新华社58篇，占比29%；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6篇，占比13%；中国青年报6篇，占比3%；财新网18篇，占比9%；三联生活周刊12篇，占比6%；《人物》公号10篇，占比5%；《最人物》公号10篇，占比5%；以及其余媒体平台16篇，占比8%。

分析篇目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日报《面对病毒，我必须跑得更快》《致敬她力量》等，新华社《那摘下口罩的样子，让人心疼……》《落日余晖下的这个瞬间，刻骨铭心！》等，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天使日记丨我会再来武汉，吃一碗正宗的热干面！》《大疫情下的小人物丨他们尽自己努力 来维持城市正常运转》，中国青年报《一位“小巷总理”的抗疫战》，财新网《生死金银潭：一支医疗队的50天》，三联生活周刊《一线医护者故事：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人物》公号《那些隐秘的，伤心的，无畏的故事，都留在了他们车上》等等。

2.报道平台及形式

此次样本分析中，人物报道的平台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官方APP、微博、微信。其中，采用报纸平台发布的11篇，占比5%；采用广播平台发布的18篇，占比9%；采用电视平台发布的22篇，占比11%；采用官方APP平台发布的26篇，占比13%；采用微博平台发布的13篇，占比7%；采用微信平台发布的110篇，占比55%。实际上，当前媒体发布已经是多平台同时推送，此处选取的是首发的媒体平台，采用报道平台最多的是微信，采用报道平台最少的是报纸。

□图1 媒体性质占比

□图2 报道数量占比

人物报道的形式包括：图文、视频、音频、全媒体形式等。其中，采用图文形式发布的120篇，占比35%；采用视频形式发布的53篇，占比15%；采用音频形式发布的27篇，占比8%；采用全媒体形式发布的144篇，占比42%。在统计“报道形式”时，采用全媒体形式发布是指图文+视频、图文+音频、图文+视频+音频等全媒体形式，因此会有统计重合。此次样本选取中，采用报道形式最多的是全媒体形式，采用报道形式最少的是音频，主要来源于广播。

□图3 报道平台占比

□图4 报道形式

3.传播内容

（1）报道对象的职业分布

此次样本分析中，我们将各媒体对报道人群的种类分为：一线医务人员、志愿者、社区工作者、一线记者、运送物资人员、必需岗位工作者和普通人。其中，一线医务人员报道72篇，占比36%；志愿者报道25篇，占比12.5%；社区工作者报道19篇，占比9.5%；一线记者报道8篇，占比4%；运送物资人员报道18篇，占比9%；必需岗位工作者报道24篇，占比12%；普通人报道34篇，占比17%。

（2）内容主线分析

表1：报道单独事件的具体内容和数量

此次样本分析中，我们将各媒体的人物报道主题分为：被报道对象的生活、被报道对象的工作、被报道对象的感情以及单独事件的人物报道。采用“单独事件”作为报道主题是指被报道对象因某件具体的事件被报道，其中会穿插被报道对象的生活、工作和情感等，因此，统计部分会有累计。其中，被报道对象的生活26篇，占比11%；被报道对象的工作71篇，占比30%；被报道对象的感情14篇，占比6%；单独事件的人物报道127篇，占比53%。

就涉及被报道者单独事件的127篇，我们对其具体事件进行了归类，以期洞察此次疫情期间人物报道的内容选择倾向。

4.传播效果

由于无法获得全媒体平台的完整数据，故依靠“清博数据”单篇WCI值进行平均评估，权衡总阅读数、平均阅读数、单篇最高阅读数、总点赞数、平均点赞数和最高点赞数6个指标数据，采用对数形式标准化数据对应。考虑到各指标在反映传播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赋予6个指标不同的权重：一级指标，阅读指数和点赞指数的权重分别为80%和20%。二级指标，总阅读数、平均阅读数、最高阅读数的权重为：40%、45%、15%；总点赞数、平均点赞数、最高点赞数的权重为：40%、45%和15%。此次全媒体平台人物报道影响力靠前的媒体如下：

（1）人民日报：总阅读量：187W+；单篇最高阅读量：90W+；总点赞数：20W+；平均阅读量：10W+。

（2）新华社：总阅读量：161W+；单篇最高阅读量：85W+；总点赞数：10W+；平均阅读量：10W+。

（3）中国青年报：总阅读量：86W+；单篇最高阅读量：19W+；总点赞数：9W+；平均阅读量：10W+。

（4）财新网：总阅读量：44W+；单篇最高阅读量：14W+；总点赞数：14000；平均阅读量：42618。

（5）三联生活周刊：总阅读量：51W+；单篇最高阅读量：21W+；总点赞数：13000；平均阅读量：67514。

（6）《人物》微信公众号：总阅读量：24W+；单篇最高阅读量：79663；总点赞数：3996；平均阅读量：51520。

如此作为WCI数据的基本数据单位可以大致演算出所选取平台的WCI指数，WCI指数越高，则平台影响力越大。

可见，在本次选取的6家媒体中，人民日报的平台影响力最高，WCI指数为1741.31；新华社紧随其后，WCI指数为1702.62；《人物》公号的平台影响力最低，WCI指数为1214.55。

二、新冠肺炎疫情人物报道的特色与创新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最能检验一个媒体的综合实力，此次疫情报道是近年来媒体融合转型的一次大考。通过以上人物报道的数据分析，可以深刻洞察新形势下我国人物报道的特点与转变。从媒体叙事而言，经历了从官方推出的典型人物为主，到彰显导向的主流人物与“凡人英雄”并重；从传播路线而言，因传播点选取精准、为自身“涨粉”等因素，自媒体的信源和人物挖掘前置于主流媒体采访，常有刷屏之作，但传播数量和总体影响力不及主流媒体；此外，在融媒体呈现方式与传播效果超出预期等方面也各具特色。

1.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叙事趋于同频共振

一直以来，人物报道的传播主体是政府和主流媒体，但融媒体的快速发展正全面改变着这一传统现象，人物报道的话语权被越来越广泛与多元的社会传播主体分享，成为疫情期间彰显价值导向、传播人性关怀的正能量“大合唱”。以此疫情报道为例，除了钟南山、李兰娟、王辰、曾光等极具权威、“自带流量”的典型人物有大量报道外，各大主流媒体都响应中宣部的号召，推出了系列报道“一线抗疫群英谱”，聚焦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各个群体，不仅传递了榜样的力量，彰显了中国人民不惧大难、奋勇向前的英雄本色，更重要的是从传统的英雄叙事转向民间话语，契合了受众对传播内容、叙事方式的新期待。

其中，报道的人物职业覆盖了所有隔离期间必需岗位的工作人员，年龄跨度也从初生的患者和隔离群体到八九十岁的爱心老人，职业从医生、护师等一线岗位到支持抗疫的快递小哥、咖啡师、货车司机、建筑工人等。其中，女性报道占据较大篇幅。官方推出的典型人物有的发轫于自媒体的草根，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在人物报道领域形成呼应，“两个舆论场”愈加同频共振，舆论形态在人物报道领域趋于一致。

2.自媒体首发与主流媒体积极介入

因为聚焦一线普通群体，自媒体庞大的用户使其更早获得资源，实现聚合传播，同时各个媒体也纷纷在抖音、快手开设账号，推介自身采制的人物短视频。在抗击疫情中，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也响应号召开展了“花式”抗疫等主题活动，对重点产品进行推送，成为一些人物“走红”的重要途径，也是主流媒体获得人物报道线索的渠道。但根据分析，随着主流媒体全媒体矩阵布局的完善，在报道数量和总体舆论影响力方面，数据显示大大超过网民个人的发布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加大地方党委政府、媒体、机构和企业的“两微一端”建设，此次疫情人物报道诸如“中国警方在线”“成都发布”等单位均发布了全媒体作品，政务新媒体的媒介素养得到进一步提升，也为主流媒体提供了大量的“弹药”。

3.融媒体多样式呈现

在全媒体技术的支撑下，此次疫情期间的人物报道“十八般武艺”齐上场，充分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媒体元素结合，以生动的笔触、优美的画面、精致的版面，描绘抗疫英雄的生动形象，反映众志成城的精神风貌。其中Vlog（视频日记）与新闻漫画成为报道的亮点和各媒体争相推出的报道形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纪录频道与总台新闻中心、湖北广播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以及快手、二更、VUE等短视频平台开启了深度合作，共同征集作品，并向有潜力的视频作者定向邀约，专门定制推出融媒体系列短视频《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与以往纪录片创作不同，其大屏小屏联动，除了在电视端利用频道改版后新推出的《微9》时段不断进行滚动播出，网络端充分运用融媒体平台，全网互动、全媒调度、全网传输、全域覆盖，实现融媒体传播。新华每日电讯和新华社微信公众号播发创意手绘报道《抗疫手绘|王语嫣战襄阳》，将新闻素材和武侠故事相结合，策划匠心，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句以金庸作品名称集合而成的诗句为关键词串起整个故事，并配上生动形象的手绘图案，致敬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展现了他们血肉丰满、充满人情味的立体形象，引发强烈共鸣。主流媒体此类大手笔与自媒体深度融合呈现的报道样式成为大势所趋。

□图5 被报道人群分布

□图6 传播主题分布

□图7 依据“清博数据”报道样本的传播数据统计

4.警惕正面报道产生负面影响

除了上述疫情期间人物报道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之外，我们亦不能忽视，因为对网络舆情动态与网友情绪变化洞察不足，一些正面人物报道播发后，读者轻而易举地推敲出许多值得深思和疑虑的负面问题。从样本分析来看，“过度报道援鄂人员的家属离世”引发一些争议。面对一些援鄂医疗队员在援鄂过程中得知自己的家属不幸离世，有媒体在报道过程中，本想借“家属不幸逝世”表现被报道者忠孝难两全，但未顾及被报道者的隐私和悲痛心情而过度报道，刺激到受众的道德“警戒线”。此外，对女性和女性本来美的尊重是互联网生态的重要平衡点，但一些利用女性特点如剪去长发、剃光头、刚休完产假就上一线去煽情的报道引发不小争议，这也提示人物报道在注意导向的同时，更要回归人性维度的底线。

三、新冠肺炎疫情人物报道对新时期人物报道的启示

1.叙事模式之变

在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叙事趋于同频共振的背后，实际上是生命的力量和人性光辉在人物报道中成为主流。此次疫情报道中，主流媒体紧扣与时代脉搏的共振点，既有宏大叙事，讲述英雄人物的精神和动力来自于党、国家和制度，起到主心骨的作用，同时在报道对象多元化的情况下，叙事模式也更加新媒体化，尤其是抖音、快手等平台的产品特征，倒逼在十数秒内讲述故事的高潮或泪点、笑点。同时，相比以往第三视角的报道，此次报道中以第一人称为主的口述式报道也亮点纷呈。其中，《新华每日电讯》专题推出多期口述式报道，由记者进行整理后播发，具有强烈的代入感。同时，这些报道还配合了图片、视频，并同步翻译成英文向海外传播，起到用全媒手段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积极作用。

在抗击疫情中，各视频平台主播、自媒体、视频UP主等推出的人物报道刷屏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他们在人物报道方面虽然没有主流媒体的“信源”丰富，采制也较为粗糙，但因其观点立场鲜明、善于抓取精彩瞬间等特点，加之契合微信等个性化的分发平台，可以在短时间内构成一条双向的即时信息通道，迅速获得相关受众群体的关注，也成为疫情期间人物传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2.传播模式之变

首先依托自媒体获取有效信息源，并借助分发传播，一些“网红”也积极投入到抗疫宣传中，营造了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正能量氛围。主流媒体应加强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传播，有效连接聚合各类优质自媒体资源，在积极运转中通过互动融合，实现优质资源价值倍增。

其次是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作用。此次疫情报道中，县级融媒体中心既是信息员，又是报道员、传播员。对此主流媒体今后可以继续加强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合作，既获取线索，又分发内容，形成触角延伸到一县一地的生态传播链。

3.技术整合之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作为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宣传平台，全媒体技术在疫情期间的人物报道上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短而精的内容越来越受到粉丝追捧，一改曾经的长篇大论，转变成为同一篇人物报道分别用视频、图文、组合报道集等形式呈现，加之视频平台利用算法进行分发推送，更好满足了人们碎片化的阅读需求。

□图8 依据“清博数据”报道样本的WCI指数

另一方面，一些以技术作为“看家本领”的UP主也悄然崛起，主流媒体应抓住机遇，加强与这类UP主的合作，进而不断完善自身的技术优势，创造出更多人们喜闻乐见的人物报道。

4.报道对象之变

抗疫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英雄的身份已经多元化，“凡人英雄”成为鲜明的特征。在此次疫情中，不管是官方推出的典型人物或发轫于自媒体的草根，爆款或刷屏的人物不再是某个个体或群体，而是呈现出“全民英雄”的特征。

具体分析，除了医护群体外，快递员、咖啡店员、垃圾处理人员、送菜司机、社区工作者都成为报道对象。今后，我们应将更多视野投入到基层，扩大主流媒体的宣传矩阵，改变叙事模式，切实践行“四力”，做好基层集体群像的人物报道工作。同时，要兼顾基层群众对人物报道的心理价值，加大人文关怀，彰显生命的价值和人性的力量，推出更多贴近群众实际生活的典型人物，将基层人物报道做得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