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

襄阳是鄂北重镇，图为襄阳城北门“临汉门”，汉江对岸就是樊城。汉江作为护城河，此处江面宽度超过百米，在冷兵器时代是攻城一方的噩梦。视觉中国　❘图

为了争夺铁打的襄阳，白起、孙坚、关羽、岳飞、李自成、张献忠等风云人物都曾在此鏖战——据统计，自古至今，发生在襄阳的战事多达170余起。而南宋末年的六载围城，正可谓：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

沿着大桥西端的河岸，我独自行走了大约20分钟。这是一条南方地区常见的小河，河面既不宽广也不狭窄，河水既不清澈也不肮脏。几百米外，小河汇入大河，江面变得开阔，江水变得丰盈。小河叫清河，大河叫汉水。

几百米的路段上，我次第经过：一片正在修建的工地。一所不起眼的小学。一段似乎废弃了的铁轨。一些拥挤而零乱的民居。几家半掩半开的商铺。——无论如何，眼前的安宁与琐屑都无法和那场关系到一座城市和一个王朝命运的战事联系在一起。

然而，史料却不容置疑地告诉我：就是在这里，740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夜晚，江水暴涨，上百只战船载着3000名敢死队员，顺流而下，直入汉水。他们，试图拯救一座被围困了数年的孤城，试图拯救一个半壁江山岌岌可危的偏安王朝……

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

3年过去了，李曾伯依然对往事记忆犹新。那是他一生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1254年正月初一，新年伊始，李曾伯来到襄阳城外，令人在一方平整的石壁上刻下一篇铭文。

七百多年过去了，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经导航指引并询问路人，我来到摩崖石刻前。

那是岘山之麓，檀溪之滨——檀溪，就是刘备依附刘表时，遭到蔡瑁暗算，仓皇间骑着的卢马跃过的那条小河。崖壁上，斧削般地平整出20平方米左右的岩面，刻写着11行计79个大字。如今，人们把它称为李曾伯纪功铭。

李曾伯要纪的功，是从蒙军手中收复襄阳并重建。纪功铭由序和铭两部分组成。序说明了勒石的原因：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

之后，是铭文正文——其铭曰：壮哉岘，脊南北。繄墉壑，几陵谷；乾能夬，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

——翻译成白话文，大意是：雄壮的岘山啊，你是南北之间的脊梁。坚固的襄阳城啊，你经历了多少陵谷之变。圣主英明决策，毅然将襄阳收复。千秋万载，它都像屏障一样保护大宋。

生活于南宋中晚期的李曾伯遭逢的，是一个兵连祸结的乱世。偏安南方的南宋先后与强大而暴虐的金国及蒙古为邻，战争的硝烟经年不绝。

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便是蒙古的既定征服目标。四十余年间，除了因汗位更替外，其余时间，蒙古一直坚持不懈地兵锋南指。

南北对峙的地理特点，决定了宋蒙之间有三个主战场。最初，蒙军的主要进攻方向是西线，即四川。忽必烈即位后改变策略，由西线变为中线。因为，他看到了灭宋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必须先占领一座举足轻重的城市。只有占领了它，才能彻底消灭南宋。

这座城市就是襄阳。

第一个向忽必烈建议灭宋必先取襄阳的，是一个叫杜瑛的隐士。那是1259年，忽必烈率军自河南南下攻鄂州，路过相州（今河南安阳）时，特意去拜访杜瑛。

杜瑛侃侃而谈。他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有三个，即法律、军队和粮食。“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而积弱的南宋，三者都极为缺乏，是即将灭亡的征兆。至于灭宋之法，他认为：“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

就在这一年，蒙哥于前线去世，忽必烈率兵北返争夺汗位，并于次年三月即位。即位之初，一个叫郭侃的汉将又上了平宋策，其见解，与杜瑛完全一样：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后来蒙军的灭宋路线，几乎与郭侃的建议完全相同。

不过，斯时忽必烈汗位未稳，还来不及把灭宋提上议事日程，是以主动派出郝经与南宋议和。几年以后，后方稳定，他毫不犹豫地发动了灭宋之战。这一次，兵锋所向，正是襄阳。

襄阳真的有那么重要，重要到它的得失竟关系到一个王朝的生死存亡吗？

明朝覆灭后，遗民顾祖禹毕30年之功，完成了一部考订古今郡县变迁与山川险要利害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

书中，顾祖禹指出，如就湖广而言，战略要地是荆州；如就东南而言，战略要地是武昌；如就整个天下而言，战略要地是襄阳。他认为，“盖天下之要领，襄阳实握之”。占有襄阳，进可以图西北，退可以固东南。因而，襄阳乃是“天下之腰膂”。

顾祖禹并非夸大其词。襄阳的腰膂意义，乃是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山川险要决定的。

2019年夏天，我从北方漫游归川，自河南新乡南下襄阳。公路进入方城境内，原本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渐行渐远，窗外出现了连绵的山峰。我知道，我已来到著名的南襄隘道。

河南西南部和湖北西北部，是中国大地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的交会处。在这里，伏牛山、桐柏山、大洪山和武当山围合出一片方圆2.6万平方千米的盆地。盆地北端是南阳，南端是襄阳，称为南阳盆地或南襄盆地。盆地西南侧，汉水斜斜流过；盆地内部，河网密布，并基本向南流往襄阳，注入汉水。南襄盆地位于中国腹地，古时称为天下之中。

南襄盆地以北，秦岭—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诸山首尾呼应，横亘于中国中部，是阻断南北交通的巨大屏障。幸运的是，山与山之间有一些缺口，成为古道的必经之地。方城境内，就有一个这样的缺口，缺口以西是伏牛山，以东是桐柏山。这个缺口称为方城垭口。从方城垭口进入南襄盆地，经南阳而抵襄阳，便是沟通中原和南方的捷径，称为南襄隘道。

历史上，南方的楚国北向争霸，大抵通过南襄隘道。为此，楚国在方城境内筑有连绵的长城。

尤其重要的是，襄阳往南，又是另一条古道的起点。这条古道称为荆襄驿道，从襄阳南下，经荆门抵荆州，以及更为辽远的南方。

这一点，严耕望曾说，“古代中国之疆域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体，而中隔秦岭、伏牛、桐柏、大别诸山脉，使南北交通局限于东西中三主线。西线由关中越秦岭西段，循嘉陵江入巴蜀。东线由河淮平原逾淮水至长江下游之吴越……中线由关中东南行，由河洛西南行，皆至宛（南阳）郡，再循白河流域，南下襄阳，复南循汉水至长江中游之荆楚。此南北交通之自然形态也。”

三条交通线路中，东线远在江淮，西线山高谷深，只有中线，相对来说道路平坦且位置居中，最为便利。许多时候，即便从四川到中原，人们也绕行中线。比如寄身川中的杜甫得知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后，计划返回故乡河南，一下子就联想到了作为必经之地的襄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经》中有一首缠绵悱恻的诗篇，作者想追求一个女子，却又深知不可能——因为，女子不是人，而是神，汉水的女神。作者感叹，就像宽阔的汉水不可能游过去一样，汉水的女神，也是不可能追求得到的：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历史上，江河淮汉并称。究其实质，长江、黄河和淮河都是独立入海的大河（淮河汇入长江，是后来的事），而汉水只是长江的支流。但是，汉水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更在于黄河和长江都是自西向东流淌，汉水却自西北向东南而来，从而成为沟通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捷径。汉水及支流流经陕西、河南和湖北，迂回曲折的汉水水系乃是深藏于千山万岭之间的隐秘通道。

襄阳，便位于汉水中游的唐白河汇入处。也就是说，就水路而言，从襄阳出发，既可溯汉水直达陕西，也可顺汉水进入长江，还可逆唐白河进入中原。就陆路而言，襄阳是南襄隘道和荆襄驿道的联接点，控制了它，也就控制了南北交通大动脉。水陆枢纽的便利，为襄阳赢得了南船北马交集地的美誉。张九龄认为，“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顾祖禹则说，“（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

夏日午后，襄阳极为闷热，惟有穿城而过的汉水，江流如带，不时吹来一丝微风。顶着一头烈日，我登上了襄阳城楼。

襄阳城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春秋时的楚国。那时，它是楚国北方的一个军事渡口，称为北津戍，其地在今天襄阳西南的真武山麓。汉代，朝廷在此设县。因其地处襄水之北，故名襄阳（古人把山南水北称为阳）——岁月流逝，原本可以行船的襄水后来改名襄渠、南渠，渐渐沦为一条漂满垃圾不为人知的下水道。

传统观点则认为，最早的襄阳城，系东汉末年刘表修筑，其地址从汉代至今一直未变。但也有人认为，襄阳的城址有过变动，只是变动不大。我们今天看到的襄阳城楼和城墙，大体系明清所建。

我登上的是襄阳北门城楼，城门上大书：北门锁钥。站在宽阔的城墙上，几十米外便是静水深流的汉水。

历朝历代，为了牢牢地控制襄阳这个战略要地，都会对襄阳城进行修缮与加固。更加得天独厚的是，汉水自西北而来，绕着襄阳城划了一道巨大的弧线，从襄阳的北、东、南三面流过。汉水和西南的岘山诸峰一道，围出一个长约10里、宽约6里的长方形小平原，襄阳城就坐落于平原东北角的汉江之滨。古人称之为“岘山亘其西南，汉水萦其东北”。它以湍急的汉江作北部天堑，以西南群峰为自然屏障，再凿开东、南、西三面护城河，与汉水相沟通，从而形成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为了争夺铁打的襄阳，白起、孙坚、关羽、岳飞、李自成、张献忠等风云人物都曾在此鏖战——据统计，自古至今，发生在襄阳的战事多达170余起。

站在临汉门城楼遥望，汉水北岸，楼宇林立，街道纵横，一派繁华景象。那里，就是襄阳下属的樊城区，它与襄州区和襄城区一起构成了襄阳主城区。当年，关羽利用滔滔洪峰，水淹曹军并攻占樊城，引得中原震动。古代，樊城与襄阳是隔水相望的两座城市——两座城市互为犄角，彼此呼应。攻襄阳则樊城应，攻樊城则襄阳应。宋元鼎革之际，一座长长的浮桥架设于汉水上，将两座城市联结在一起。一大一小两座城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们的命运也被浮桥联结在了一起。

话说天下大势

正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开篇所说的那样，天下大势，乃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公元10世纪初，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轰然倒塌，到13世纪元朝统一中国，其间的三百多年，之前是七十多年的五代更替，十国割据；之后则是近三百年的南北对峙。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赵构南逃，于临安（今杭州）称帝，是为南宋。此后，尽管金军多次南侵，宋朝也挥师北伐，但二者的势力大体相当，谁也无法真正吃掉谁。

1206年，在距金国首都中都（今北京）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极为遥远的蒙古高原，发生了一件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可惜，此时的金人与宋人，对此均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兵戈四起的大动乱年代即将来临。

这一年，蒙古各部在鄂嫩河畔举行忽里勒台大会，拥戴铁木真为大汗，称为成吉思汗，标志着蒙古政权正式建立。

此后，骁勇善战的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率领下，东讨西征，所向披靡。当时，中国境内及邻近地区有几个同时存在的政权，即南方的宋，北方的金，蒙古高原的蒙古，中亚的西辽，以及宁夏、甘肃一带的西夏和云南的大理。

1218年，蒙古首先灭掉西辽，接着西征中亚及欧洲，灭花剌子模，大败斡罗思及钦察诸部。1227年，灭西夏（成吉思汗即死于征西夏途中）。随后两次西征，建立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其间，蒙古没忘继续攻打金国。为避蒙军锋芒，金宣宗不得不把首都从中都迁到南京（今河南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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