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卢宝宜发自广州

近些年各家银行为了率先占领零售业务的市场份额，对不良率的容忍度持续放宽，甚至接盘了不少已在P2P过度负债的人。视觉中国　❘图

★反催收的主要业务是为客户提供起诉书、举报书模板，通过在不同平台对银行进行举报，让客户获得与银行对话的“主动权”。

各监管部门纷纷针对“反催收”“恶意代理投诉”等乱象向广大消费者作出风险提示。

陈军正体会着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快乐，几个月前，他还被许多人骂作“催狗”。

陈军是武汉人，今年27岁，4年前毕业于武汉一所三本大学，先是在银行负责贷后管理工作，随后进入银行委派的第三方催收机构，成了一名催收员。

新冠肺炎改变了陈军的命运。陈军所在的催收公司于2020年1月末收到了合作银行的要求：对湖北地区暂停催收。2月，银保监会再次下发通知，要求金融机构对所有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要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合理延后还款期限，征信上予以宽限。

突然没了业务，催收公司开始裁员，陈军失业了。待在家里的时光，只能靠上网打发，陈军却发现，个人债务市场起了变化。

因为此前做催收，他长期潜伏在一些贷款人QQ群、信用卡负债者微信群中。自疫情以来，进群的人数多了很多。怎么和银行协商，如何重组信用卡债务，成为这个庞大人群的共同“刚需”。

既有银行贷后管理的经验，又曾担任过催收员的陈军，很了解信用卡逾期后应该怎么办。他在群里不断给出一些建议，收获了大家的信任，有人开始私信他，希望他能给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比如如何进行信用卡协商。

所谓信用卡协商，是指负债者在信用卡逾期后，与银行协商获得免息分期、停息挂账等个性化还款方案。但由于利息是银行的收入主要来源，协商并不容易。因此越来越多的“反催收联盟”涌现，瞄准并不断挖掘这个信用卡协商的中介市场。

如今，陈军已转型为一名单打独斗的“反催收员”，不仅活跃在各个“卡奴”群中，还会录视频讲解，发布在B站、抖音、微博等各个社交平台上。

“现在每天主动私信我的人就不少于10个，基本每10人里就有1人成交。”陈军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他一般收取账单金额的10%作为佣金。

这笔佣金与催收相近，但成功的概率要高得多。陈军说，以前做催收员，拼了命，一个月最多催款成功10万元，但只能拿到1万元的工资。更多时候，一个月只能催款1万元，到手只有3000元的底薪。而如今，信用卡协商要比催收简单太多，一个月却能赚2万—3万元不等。“不仅能挣到更多的钱，还有人支持你。”

据陈军观察，反催收中介正在不断壮大，尤其是专业人士开始大规模进场，不乏在贷款行业从业超过十年的人。

也有已经壮大的反催收机构挖角陈军，据这些机构介绍，公司已有上百人的规模，有专门的法律部门和金融人士，在抖音等平台上也有超10万人的粉丝。他们劝说陈军，“公司现在每天成单量过百，单子接不完”。

这类机构不少正是从原来的催收公司转型发展而来。武汉作为高校云集、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城市，一直是催收行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如今迅速发展成为不少反催收机构的大本营。

“谁先示弱谁就输了”

早在2019年下半年，还是催收员的陈军就发现，为还钱发愁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网贷行业清算，P2P平台成批倒掉，不少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人断了财源。

而2020年来，金融逾期直线增加。

“零售之王”招商银行（600036.SH/03968.HK）财报显示，2020年一季度，信用卡新生成不良贷款66.29亿元，同比增长了68.33%；一季度信用卡贷款不良率为1.89%，较上年末增长40%；逾期贷款率达到4.13%，较上年末增长51.28%。

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在2019年业绩发布会上坦言，“招商银行信用卡40%的催收产能在武汉，这段时间都不能上班，对催收产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多位银行业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几个月来信用卡逾期上升较快，一来和疫情中不良率上涨，催收效率下降有关；二来则是反催收群体扩张，负债者还款意愿不高。

李子宁是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的工作人员，最近的工作令她心烦意乱。自3月起，她接到了铺天盖地的信用卡协商要求和对银行暴力催收的投诉。“投诉信发出地都是同一个，内容一模一样，一看就是中介教的。”

而且，几乎所有负债者都学会拿着38度的体温计说自己发烧了，当银行工作人员进一步索要证明时，对方就扬言要投诉。

3月24日，21CN聚投诉发布了一则公告《关于审核迟延与禁止“抄作业”的公告》，称此前发现存在有人以牟利为目的，教唆借款人使用统一编写的模板进行投诉。部分借款人违背基本的诚信原则，随意复制使用上述内容提交投诉，消耗了平台的审核资源。当中就包含对众多银行和持牌消金暴力催收的集中性投诉。

据李子宁介绍，银行暴力催收的情况现在基本不存在。目前银行信用卡催收体系分为直催（内催）和外催，一般逾期3个月以内的都是内催，除了开始广泛应用的机器人催收以外，内催人员的管理相当严格。如果对方实在还不上钱，内催的工作人员一般只会说，“那我们晚点时间再打来”。

尤其在3·15消费者权益日时间点的前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各家金融机构以及外包的催收公司催收力度都只减不增。“毕竟对银行而言，声誉损失也是钱。”李子宁说。

而外包催收服务这些年来忌惮于合作银行的监管和舆论压力，也变得愈发“温柔”。像陈军的老东家，就是武汉当地一家为中小型银行服务的第三方催收机构，公司以电话催收为主，主要通过打电话给负债者的身边人来增加负债者压力。

最厉害的手段也不过是打着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希望让负债者引起重视。只有遇到不断换电话号码躲债的客户，催收机构才会派出线下外勤，根据银行提供的公司地址、家庭地址，甚至是户籍地址进行上门催收。

但是不管线上线下，银行都有规定，不可辱骂负债人。陈军称，相比暴力催收，越来越多的负债人学会一接电话就询问催收员的工号，反而让催收员担心被投诉，影响业绩。

“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谁先示弱谁就输了。”陈军说，过去，银行在还能挤出负债者任何一点钱的情况下，都不会主动减免利息或协商。现在，随着银行示弱，作为反催收大军的一员，他也会教育负债者，要以没钱为武器，集中火力投诉以达到利息减免、延长还款的目的。

上百个投诉模板

反催收大军的崛起也与网贷行业洗牌有关。2019年，“清退”“转型”这两个关键词贯穿整个网贷行业，与之相伴而生的催收公司也在急剧减少。

据陈军观察，目前反催收大军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曾经的负债者，通过自助已经“上岸”的；一种则是他这样的，曾经是银行或催收工作者，往往因失业而“反水”。

南方周末记者以信用卡逾期者的身份加入到了多个反催收QQ群中，发现中介普遍会提供所谓的“债务个性化”服务。有的甚至在咨询前就要先缴纳500—1000元的咨询费，往往还有10%—20%不等的佣金。

据多家中介介绍，反催收的主要业务是为客户提供起诉书、举报书模板，通过在不同平台对银行进行举报，让客户获得与银行对话的“主动权”，最终通过协商达成停息砍息、延长分期等新的还款方案。

“我们这边有上百个投诉模板，包括因为疫情生病导致失业的，做小本生意倒闭的，或者父母生病影响你工作的等等，你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挑选。”一位维权专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一般和银行的信用卡协商分两种。如果短期内客户还是能拿得出钱来还款，可以和银行商议延后还款时间，一次性还清，金额一般比本金多一点点，基本上大额度减免了逾期利息。

另外一种则是免息分期，又称停息挂账，是指把欠款（本金和利息）重新制定分期还款的方案，但是分期过程中不再收取分期费和利息等其他费用。

据上述专员介绍，不同金融机构有不同的协商成功率，国有五大行比较难啃，往往要采用直接投诉的手段，才可撬动协商的可能性。

据陈军透露，在武汉就有不少中介招聘大学生兼职，用不同的账号在21CN聚投诉等平台上狂发举报和投诉帖。

如果真的没有钱还，中介还可以提供“通讯录防爆”服务。

很多网贷平台是在用户下载App、注册用户或签约贷款的时候，让用户授权读取通讯录，而借款人最怕的就是催收员借此来骚扰身边的人。

多个反催收机构均表示可以提供“防爆通讯录”的技术服务，其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软件技术把金融平台的号码进行标记拦截。此外，中介还利用新注册电话、网络电话、虚拟小号等IP将催收号码标记诈骗300次以上，达到客户电话运营商自动屏蔽的标准。

这项服务收费在300—500元不等，只需客户把手机号码和所欠债的平台告知中介即可，部分还可以添加最多15个私人重要电话加以防护，让催收员也打不进这些号码。

“提前埋好的雷”

反催收是否有效？

过去，停息挂账还是一个专业名词，如今银行每天接到各种投诉电话，负债者一开口就是要停息挂账。

负债者的依据是《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70条，在特殊情况下，信用卡欠款金额超出持卡人还款能力，但持卡人仍有还款意愿的，发卡银行可以与持卡人平等协商，达成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最长期限不得超过5年。协商内容，就包括“还款期间是否计收利息”。

这一条例经反催收机构大肆宣传，在各类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传播，如今已“深入人心”。

“其实协商并非不可，我们也很欢迎客户主动找我们进行协商，甚至走法律途径。但是一味走投诉道路，很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广州一名城商行工作人员担心，这样的风气起来后，会有越来越多“老赖”恶意拖欠信用卡，实际上是挤占了真正有延期需求的客户资源。

有反催收机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机构会配合客户在不同平台进行反复的集中举报，强调客户逾期的根本原因是金融机构的过度授信。

这背后也反映了银行的问题，近些年各家银行为了率先占领零售业务的市场份额，对不良率的容忍度持续放宽，甚至接盘了不少已在P2P过度负债的人，滥发的信用卡就像提前埋好的雷。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披露的数据，2015年一季度，国内人均持卡张数为0.31张，到2019年年底已经上涨至0.51张。

伴随而来的自然是信用卡不良率的持续上攻。交通银行是业内公认风控最严格的银行，但是2020年一季度末的不良率为1.59%，较上年末上升了0.12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几个月既要处理众多投诉电话和信函，积极解决不良率的问题，同时银行进一步加大了风控力度，对部分信用卡预借现金额度进行了调整。

结果，更多的投诉朝交通银行飞去。南方周末记者在黑猫投诉等平台上发现，此前有不少投诉者指责交通银行不接受停息挂账和分期还款，最近则新增了不少指责其信用卡降额的。

“我们是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藐视。”上述交通银行工作人员称，海量的投诉虽然会影响日常业务的工作效率，也会受到监管的压力，但是反催收的行为对于国有五大行而言，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多位银行人士表示，借“疫”兴起的各类反催收活动自3月达到高峰后，目前已有所降温。

灰色生意

大量的信用卡逾期，使得反催收迎来了春天，但由于国内没有相关法律和主管部门，无论是催收或反催收，均处于灰色地带。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要想从事催收等相关事务，主要还是通过转型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形式，完成债券转移、法律咨询等业务，实现催收公司身份的合法性。“判断此类企业的合法性主要还是看具体行为是否违法，而不是看企业类型。”

目前来看，国内的反催收机构，更多只是通过投诉举报的方式给金融机构施压，并没有真正解决负债者的债务问题。

李子宁强调，反催收中介呼吁的免息分期或停息挂账，事实上也有利有弊。所谓的免息，是指和银行协商后，重新制定分期协议，虽然分期期间不再收取利息，但是原来的违约利息并没有砍掉。如今分期还的本金，正是之前的欠款本金和利息加在了一起，最高可以分为5年60期进行还款。

而当新的还款计划确定后，持卡人必须要按时还款，如果再次逾期，可能会受到更加严厉的催收，甚至会被银行以信用卡诈骗的名义起诉。

并且，申请停息挂账就算成功了，对申请人的信用也有很大影响。停息挂账一般是在信用卡已经逾期一段时间的情况下办理的，这个时候除了特殊情况，往往已经产生了不良信用。协商后，虽然银行停止了催收，但是在欠款尚未完全结清的情况下，负债者的征信依旧处于一个止付状态，其间不能再办理任何银行的信用卡和贷款。只有在还清欠款后5年，逾期记录才会自动消除。

“这些风险中介也未必能完整告知负债者，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和信用卡客户进行直接沟通，也避免他们对政策了解不充分。”李子宁说。

韩帅则表示，如果反催收中介机构利用伪造相关信息、证件等方式，协助负债者与银行签订了新的协议，属于欺诈行为，在民事领域属于可撤销的协议，情节严重的甚至会构成合同诈骗或信用卡诈骗罪。

此前，各监管部门也针对“反催收”“恶意代理投诉”等乱象向广大消费者作出风险提示。如2019年9月3日，广东银保监局发布《关于防范“代理处置信用卡债务”的风险提示》，指出有“维权人士”谎称具备“代理处置信用卡债务”的资格，提供统一的投诉模板，代理消费“处置”与银行的信用卡债务。这类行为，不仅扰乱消费者还款计划，而且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2020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其中明确要求，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违法行为入刑标准，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

（应受访者要求，陈军、李子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