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聃轲（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 引言

根据各省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内地31 个省市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老龄化率全部跻身前十，若以14%作为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上海和江苏均已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浙江、安徽离深度老龄化也只有一步之遥。长三角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严重影响了长三角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养老保障制度起步晚，定位不明确，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发展失衡，严重向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倾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发展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是发达国家推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普遍做法，我国以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为代表的第三支柱正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因此，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深入探究，有利于从税优政策入手，发挥养老金融的力量。只有解决好这些关键点和困难，才能真正实现“发展第三支柱提升制度可持续性”的初心，最终实现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 税优模型建立

（一）税收优惠精算模型—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根据长三角地区的年龄结构比例作为样本数据，测算可以实现的税前扣除率，探究个税递延部分的恰当比例。为长三角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同时也为全国提供参考。

1.参数设定

Sa：a 岁时的工资额；g：工资年平均增长率；r：退休时的年龄；f1：养老保险缴费阶段的税前扣除率（即个人免税的缴纳金额占工资总额的比例）；f2：领取阶段的缴税率(1-f2：领取阶段的所得率)；λ：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替代率；i：预期投资收益率；v：贴现因子通货膨胀率；tPr：r岁的人再存活t 年的概率；e：生存极限年龄。

2.基本假定

（1）男女退休年龄均定为60 岁，即r=60 岁。

（2）退休后（即r 岁后）的生存概率只与年龄和性别有关，为了简化模型，认定退休前生存到退休年龄的概率为1，即劳动人口数维持稳定。

（3）工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与预期投资收益率固定。

3.税前扣除率测算模型应用

从r 岁退休后的第j 年的养老金领取额：

缴费阶段的缴费额等于领取阶段的领取额，实现收支平衡：

缴费额与领取额的比例公式：

以上公式可以看出，税前扣除率与纳税率的比例与工资无关，只与替代率、贴现因子和生存概率有关。下面我们将选取安徽省的人口年龄结构比率作为样本数据，每个年龄段的中位数作为测算样本值，因男女生存概率不同，因此在根据性别分为两组的基础上再进行年龄的分组。

假设r=60，g=5%，k=5%，根据国际经验，养老替代率在70%～80%时，退休人员的生活需求才能基本得到满足。而在像我国一样多支柱养老体系发展充分的国家，70%～80%的总替代率中40%来自于基本养老保险，只有20%左右来自企业年金，这个比例同时也验证了我国多支柱发展不平衡，第二、三支柱体系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因此在该模型中，选取替代率λ 在10%-20%的范围进行模拟。

从上述六种条件下的税前扣除率与纳税率的比例来看，随着预期收益率的增加，该比例会减小；反观随着养老金替代率目标的提高，该比例会增加。在支付阶段的纳税率为10%的条件下，若仅就养老金替代率10%部分给予税收优惠，则税前扣除率要达到15.12%～17.18%。若能实现满足养老金替代率20%的情况下，税前扣除率能达到30.22%～34.36%。

（二）税收递延的福利效应—个人福利方案模拟

假设上海市王先生月收入为15000 元，扣除包括“五险一金”的税前扣除项目2100 元，按照个税起征点5000 元的标准，王先生购买该组合养老保险前应交个人所得税额为（15000-5000-2100）×0.1-210=580 元，如果购买该组合养老保险，按照工资额乘以6%和1000 元孰低的原则税前列支保费900 元，应交个人所得税为（15000-5000-2100-900）×0.1-210=490 元，就支付阶段来看，一年可以节约1080 元。再来看领取阶段，假设每月领取600 元，剩余300 元用作护理费用不可支取，按领取时“25%部分予以免税，其余75%部分按照10%的比例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原则，退休后王先生每月需缴个税：600×75%×10%=45 元。总的来算，王先生每一年能因这款组合养老保险的税收递延节省540 元，15 年可节省8100 元，且在退休时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政策。

再假设上海市的李先生月收入为30000 元，税前扣除项目费用为6500 元，按照同样的算法，李先生每月缴纳（30000-5000-6500）×20%-1410=2290 元个人所得税，如果参与该款保险，则可以通过每月缴纳1000 元的保费，每年获得2400 元的税收优惠。接着看领取阶段，假设每月领取800 元，剩下200 元作为护理费用，每月补缴800×75%×10% =60 元个人所得税，总的来算，李先生每一年就能节约1680 元，15 年就能节约25200 元，同时不支付额外费用享受长期护理服务。

通过模拟了两个不同工资水平市民购买和享受保险产品的情况，可以直观地看出税收递延带来的优惠，长年累积能为老年生活节约一笔费用，且不支付额外的费用就能享受长期护理服务。但同时，可以明显地看到两个不同的人群享受到的优惠差异明显，收入水平越高的人享受的税收优惠越多，而收入水平低于个税起征点的群体并不能享受到税收递延带来的优惠。

■ 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税优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税优覆盖的参保人群范围窄

制约个税递延养老保险发展的焦点在于税延限额计算复杂、税延额度低、领取期税率较高等问题。2018 年个税起征点提高至5000 元，再加上专项附加扣除，很多工薪族都适用3%的税率。以上海为例，2018 年10 月个税起征点调整后，上海纳税人口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从44%降至15%。新税制下，20%税率等级对应的是月发工资在20000 元左右的群体，改革税制后上海参保人数月均下降76%。此外，近三年的数据显示我国个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7%左右。与此同时，我国个税的纳税人总体规模很小，绝大多数劳动者都不是个税的纳税人。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事实上数以亿计的无固定职业的城乡居民均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此项税优政策根本无法覆盖到最缺乏社会保障的人群。

（二）“税优”模式操作难度大，财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税延模式的优惠梯度、额度和力度设计是难点和关键点，直接与我国财税收入挂钩。这就要求政府和企业在充分进行市场调研后测定税延上限和不同账户的列支额度，要避免因税收递延而造成纳税人有机可乘，影响国家正常的财税收入。同时，该模式对税收信息的统一性、唯一性、系统性和准确性都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如果缺乏一个完善的全国性保险信息系统和账户管理系统，很难实现该项保险产品的合理管理。在我国的综合税制模式下，不同纳税群体的起征点不同，税源归属有严格的规定，不进行统一的税优账户划分，将可能造成重复延税、延税额度不统一等问题。

（三）税优扣除限额不灵活

试点中规定的定额扣除上限为每月1000 元或每年12000 元，但政策并未明确规定实行动态调整机制。随着居民支出水平增加和通货膨胀等因素，人们的养老需求必定是要付出更多成本的，这在现有的政策里没有体现出灵活的调整机制，扣除额一成不变必定是不现实的。国外在税优扣除额方面一般都有相应的动态调整措施，使得政府的行为不会很被动，可以随着时间及通货膨胀变化情况进行调整。

■ 政策建议

（一）三支柱养老保险融合发展

针对中国目前的税收征收方式来说，由用人单位代理员工办理加入第三支柱的相关手续，将会最大程度上有利于参与率的提升。对于不同支柱下必然会建立的账户，打通第一、第二、第三支柱之间资金流动的渠道有利于不同支柱间的互补和对接，可以设立相关费率政策允许不同账户之间的相互转换，提升第三支柱的适用性和参与率。建议实行第二支柱和第二支柱的税优账户共用，避免税源不同造成的重复优惠，方便统一管理账户信息。

（二）以差异性作为税优政策的制定原则

首先，要制定分级税率政策，以税前原收入作为划分等级的标准，针对不能通过个税递延享受优惠的群体，需要通过政府补贴来激励他们参保，降低保费，领取阶段适当降低对应税率，要实现缴费阶段和领取阶段的税率级差能为相对应的人群带来利益。其次，由于我国的地区性差异，在产品和政策设计时应该考虑适用性制定差异化措施。首先，根据不同地区收入水平差距设置优惠额度，要按照当地经济产值、人口年龄结构、收入水平等因素划分城市级别，如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京等一级城市可为工薪阶层的中青年人群体提供更多参保的福利政策，鼓励人群扩大产品优惠年限，而相对低级别城市要重点关注纳税起征点以下、无固定工作等情况的低收入群体，将政策倾向低收入人群，扩大参保人员覆盖范围。除此之外，要根据不同年龄设置优惠额度，设置动态调整机制，不同年份对于优惠额度的上限进行调整。

表1 长三角地区测算值表

（三）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增强风险保险意识

群众的保险保障意识不够，是我国保险业近两年转型困难的一大重要原因。民众缺乏基本的保险常识，没有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提前加强保障的意识，依靠传统的“养儿防老”已经不具备现实意义了，要从根本上提高自己晚年生活的幸福度和安全感，要依靠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起步晚，同时社会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养老压力，在当下人们过度依赖政府养老、缺乏个人主动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识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发挥好引领作用，以社区和企业为单位普及相关政策知识，增强民众的个人养老意识和养老责任。只有真正从养老保障第三支柱的高度来看待税延型养老保险的发展，才能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其与企业年金以及基本养老保险的联系，这是税延型养老保险发展的关键和前提。

注释

1 数据来源：长三角各省市统计局2018 年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