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道清

（无锡市水利局，江苏无锡214000）

提 要：公元前12世纪末期开挖的泰伯渎（伯渎港）是江南最早的运河。这条河渠在句吴时期最早用于农业排灌，初步具有运河的基本要素。吴国从无锡梅里迁都苏州后，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条人工水道上升为古江南河（吴古故水道）的核心河段，成为贯通江南北部全局的真正意义上的运河。后因古江南河的运能不足，夫差把吴古故水道的南、北二段改线开挖了新的江南河（中段仍走芙蓉湖，后由黄歇开始改建成独立河道）。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可以看出伯渎港、吴古故水道和江南运河三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同一历史事物起源、变迁和发展的关系。伯渎港的开挖一定意义上是江南运河的开端。

人类历史发展中，万事变迁都有它的规律，而事物的记载则由于人类智慧、语言、文字、社会等因素的局限而会有各种不足。因此，分析历史事件既要尊重历史记载，但也不能拘泥于文字记载，还需要尊重事件的发展规律，以逻辑思维进行客观的分析研究。本文以此观念对江南运河起源的社会背景及其发展过程，对伯渎港同江南运河的关系进行梳理。

一、泰伯奔吴时期的伯渎港

根据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远古时代，江南是一大片海湾沙滩，间有一些砂丘、岛屿和山脉，后在长江和钱塘江入海泥沙淤积下，逐步在海口形成边滩砂堤，并逐渐南北相接，这使得洪水的排泄受到阻挡，这一地区的水位也因此居高不退。大约4000多年前，传说大禹治理太湖水利时，开挖“三江”（东江、吴淞江、娄江），凿通海岸线上的边滩砂堤，打开洪水出路，作出了“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历史功勋，初步解决了太湖地区的洪水问题，改善了太湖地区的洪荒局面。一些较高的沙滩、湖底露出了水面，先民生存立足的基本条件得以改善。但是就整个江南而言，仍然呈现为水多陆少的状态。具体到无锡周围，其时露出水面可以称为陆地的地方，除比较成片的梅里外，只有从惠山东麓到梅里的一条狭长的带状岗地及梅里东面江海口淤起的砂丘砂堤，在梅里的南北两面则仍都是大片的水面。

公元前12 世纪末，商代后期中原周部落的领袖、西伯君主古公亶父（即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为了顺从父亲让季历继位、再传位于昌以兴王业的意愿，和二弟仲雍假借为父采药治病，率领部分周族人向东南迁徙，经长途跋涉，来到江南无锡的梅里（今梅村一带）。他们到梅里后，入乡随俗，断发文身，同当地原住民打成一片，帮助他们种地养蚕，深受大家欢迎和爱戴，归附者有千余家，推举泰伯为当地君主，建立国家，号称“句吴”，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吴国”。

其时，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经过夏商时期千余年的发展，社会文明已有很大进步，农业及农田水利技术也大有发展。而江南太湖地区因水多地少，还是渔猎为主的荆蛮之地，社会文明较之中原尚有极大的差距。泰伯的南迁带来了中原文明和先进的技术，以他在中原地域积累的农业水利技术和经验，带领吴地人民“开泾凿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据东汉永兴二年（154）吴郡太守糜豹奉诏修建泰伯墓所写的《泰伯墓碑记》载，泰伯“于是治城郭以为卫藩，穿浍渎以备旱潦，尚端委以治周礼”。所谓“穿浍渎”就是用引导疏水的方法，打通各条河流，从而产生新的河流。

大禹治太湖“疏三江”示意图

江南运河起源发展中的古河道示意图

春秋江南无锡地理环境示意图

相传泰伯在梅里开挖了“一渎九泾” 的水利排灌系统。“一渎”即为泰伯渎（又称太伯渎、伯渎河、伯渎港，简称伯渎），“九泾”即为泰伯渎两侧的香泾、洋泾、龙泾、梅泾、界泾、毛家泾、跨长泾、鸭沙泾、啸傲泾九条支河。在这个系统中，泰伯渎是主干河道，它东通蠡湖（今漕湖，当时尚是成片湖荡沼泽），西入太湖，长25 公里（现实测24.14 公里），是江南地区第一条人工开挖的河道。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和北宋《太平寰宇记》、南宋《咸淳毗陵志》的记载，唐代元和八年（813），因泰伯渎淤塞年深，常州刺史孟简开孟渎并疏泰伯渎。元代王仁辅修纂的《无锡县志》对泰伯渎的记载更细：“太伯渎，去州东五里，贯景云、太伯、梅里、垂庆四乡，西枕官河，东通蠡湖……此渎始开于太伯”，记述了泰伯渎的位置、走向和始开年代。以后，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民国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也都有记载。武同举在20 世纪四五十年代谈及中国运河历史时就指出：“征诸历史，最古为太伯渎”。

泰伯渎的开挖，最初目的是防洪排涝、农田灌排和农业运输，但其实际功能并非这么简单。泰伯渎在当时就是一条规模较大、河线平直的完整河道，且两端沟通了“蠡湖”“太湖”两个不同的水系，具有区域性河道的特性。其功能除了服务当地农业和居民生活外，还有着地区间水量调节的作用，初步具有了“运河”的基本要素。

二、“吴古故水道”：阖闾时期以泰伯渎为基础延展的古江南河

泰伯在梅里建立句吴国，开挖泰伯渎，为吴地农业发展和经济振兴打下了基础，开启了江南地区的文明进程，使江南地区经济社会很快发展起来，成为先秦后期各国中少有的经济发达、后劲强盛的地方。正是这个发达的经济和强盛的国力促使吴地有了开挖“运河”的需要和实践，并进而开启了吴地运河事业的发展进程，这就是江南运河起源的历史背景。

句吴国在泰伯、仲雍及其历世后人的治理下，经600 多年的发展，到春秋末期，传到泰伯（仲雍）第20 世、句吴国第24 任国君阖闾时，吴国国力已有了十分坚实的基础。而阖闾更是一个极有魄力和谋略的君主，在吴国大力开河通运，国力更为强盛，并实施了兴兵拓疆的国策，对楚国的讨伐取得了大胜，又作了北上伐齐的准备。《史记·河渠书》中所记的“自是……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说的就是春秋末期江南地区的水利建设，其中就有阖闾时期开挖的多条古河道，如苏州直通太湖的“胥江”、贯通太湖和石臼湖跨流域的“胥河”（亦称胥溪）、沟通浙北东南部各河道的“胥浦”、沟通吴越粮道的“百尺渎”、由苏州通长江的“吴古故水道”等。

特别是其中的“吴古故水道”，流经苏州、无锡，沟通太湖、长江，贯通了整个江南北部地区，其意义更为深远。公元前514 年（阖闾接位第二年），阖闾由无锡梅里迁都苏州，为沟通苏州城同古都无锡和北入长江的水上通道，开挖疏通了“吴古故水道”。《越绝书》载：“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其中，“平门”即苏州北门，“郭池”为苏州外护城河，“渎”指通向苏州西北面湖荡地区（如“长荡”）的一条自然河道，“巢湖”即漕湖，“历地”即蠡地，“梅亭”即古梅里（今梅村），“杨湖”即阳湖（芙蓉湖的西南部分），“渔浦”即今江阴利港，“广陵”即今扬州。可见这条古水道由苏州经芙蓉湖到利港出江，通向扬州，正是吴国准备在扬州建邗城，并继而北上伐齐的水上通道。吴古故水道的南段是苏州西北面的湖荡沼泽地区，北段则是芙蓉湖区，航道的疏挖都很容易，而中间段是梅里的一片高亢地，正好利用了泰伯开挖的泰伯渎，这条线路的选择是吴地人民的一个成功创举。可以说吴古故水道是以泰伯渎为基础向两侧湖区延伸而成，包括了泰伯渎在内的江南水上航运通道，是最早的“古江南河”。在此可见，泰伯渎的功能已由农田排灌和农业运输为主，上升到了作为区域航运的、名符其实的“运河”功能。

三、江南运河：吴王夫差时期吴古故水道的改道和扩展

夫差开挖江南河北段走向示意图

古江南河的开通，为吴国北上伐齐的准备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元前496 年夫差接任吴王后，继承阖闾遗志，立下雄心壮志，准备大规模北进伐齐。按照战事的谋划，需要向长江以北大量快速地运送兵力和粮草，兴修适合战事运输的水上通道成为一大问题。因当时已有的“吴古故水道”规模太小，航运能力不足，并有从利港到扬州走长江水面的风险，满足不了大规模运送兵粮的要求。而走海道通到齐鲁，则风险更大。所以，夫差在接位第二年（公元前495 年）就利用太湖边滩和芙蓉湖的有利地形开挖了新的“江南河”。据明代《苏州府志》、清雍正《江南通志》、民国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的记载：“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吴王夫差开河通运，从苏州经望亭、无锡至奔牛镇，达于孟河，计170 余里。”记载了江南河的河道走向，其中由常州奔牛达于孟河后，就可入江，而这里的入江是入的长江内江（今扬中夹江），由内江向北可到现丹徒境，再入长江主道，直接过江即到达扬州。整段工程，河线平直，开挖量小，风险不大，航运安全可靠，是一条理想的水运通道。至此，吴国完成了北上伐齐运道准备的第一步——开通了江南的运道“江南河”，也就是现今京杭运河中最早形成的苏州到奔牛段的江南运河。这条新的江南运河同吴古故水道有着同一目的，相同起讫，中段都利用了芙蓉湖，只是河道线路改道，规模有所扩大，能力有了提高，使河线更加平直，长度大为减小，安全性能更好。所以，“江南运河”可看作是吴古故水道的改道和扩展。

随后，战国时楚考烈王十五年（前248），黄歇徙封江东，驻无锡，对江南运河和芙蓉湖实施大规模治理。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泻西野。”“无锡历山，春申君时盛祠以牛，立无锡塘。”黄歇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芙蓉湖的东南、无锡东北面开挖“语昭渎”，通至苏州西北称“胥卑”（吴王家田的名称）的地方，转而南下，通达太湖，打开了芙蓉湖向太湖泄水的一大通道；二是“治无锡湖，立无锡塘”，为改善运河穿越芙蓉湖的安全性，在无锡北部运河穿芙蓉湖段进行河底疏深，并利用疏河的土方，筑起无锡北塘地区的堤岸和围圩。这项工程不但筑成了无锡北塘地区的第一片圩围土地，开创了芙蓉湖垦殖治理的先河，更使运河穿越芙蓉湖段渠化成为一条独立的水道，挡住了广阔湖面的风浪，大大提高了运河的安全性。黄歇为运河建设作出的这一重大贡献，使江南运河中段成为一条更为完整的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