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一

胡适与郭沫若的恩怨，私下存在时间或许要长一些，可公开诉诸文字，还是由郁达夫的一篇文章引发。

一九二一年五月，那部一举名满天下的小说集《沉沦》尚未出版，郁达夫用相当激愤的语言，对世事、文坛进行了严厉指责和举证批判：“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我们所轻视的，日本有一本西书译出来的时候，不消半个月工夫，中国也马上把那一本书译出来，译者究竟有没有见过那一本原书，译者究竟能不能念欧文的字母的，却是一个疑问。”

除去笼统指斥，郁达夫还有举证。他举证的这部译作，是中华书局出版未久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郁达夫并不公布译者，“我素以忠厚待人，所以现在我也不愿把译者的名姓提出作一个笑柄……”这部书的作者是德国哲学家倭铿（郭沫若译为“威铿”），著述用德文。可郁达夫评论的这部译作，是从英译本转译，这一点，懂德语的郁达夫不满意：“大凡我们译书，总要从著者的原书译出来才好;讲到重译，须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用此下策……”于是，郁达夫不客气地说：“如今这一本《人生之意义与价值》是用德文写成的，德文并非是一种无人学习的文字，译者既有心介绍哲学，何不先费一二年工夫，去学学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