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梓，于燕波，刘慧娟，张飞飞，张晓宁，杨 滢，沙花燕，李因茵，刘丽英，张 昕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北京 1000391介入科；2保健办；3新生儿科；4护理部；5肝脏肿瘤诊疗与研究中心肿瘤生物治疗科；6肝脏肿瘤放疗科

世界卫生组织对灾害的定义：任何能够引起设施破坏、经济严重损失、人员伤亡、人的健康状况及社会卫生服务条件恶化的事件，当其破坏力超过所发生地区所能承受的程度而不得不向该地区以外的地区求援时，就可以认为是灾害[1-2]。2019年12月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不足2个月时间传播至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造成了不可估计的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损失。护士灾害准备度是灾害护理能力的基础，只有拥有充足的灾害护理知识和能力储备，才能在灾害发生后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降低灾害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既往国内灾害准备度调查均选择灾害未发生时，调查对象多为普通护士群体、急诊科护士或男护士[3-5]，国外研究者所做的护士灾害准备度回顾调查中涉及SARS是在疫情发生的5年之后[6]。因此，目前缺乏在特大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灾害时针对定点收治医院护士的调查。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地区定点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市级医院护士灾害准备度进行调查，了解其灾害准备度情况并分析影响因素，旨在为进一步提高护士灾害应对能力、科学编配抽组传染病疫情救治力量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 研究者与北京市定点收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3家三级甲等医院护理管理者取得联系，征得同意后，分别由各家医院组织护士填写调查问卷。采用便利抽样法，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注册护士；2)从事与护理相关工作；3)自愿参加。2 调查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工作年限、是否有过救灾经历、是否有灾害知识学习经历、灾害技能培训经历、是否正在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筛查或救治工作、是否即将参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筛查或救治工作等。2)灾害准备度评估工具(disaster preparedness evaluation tool，DPET)：DPET最初由Tichy等[7]于2009年编制。该量表共有45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6级评分法，答案选项“完全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同意、同意、完全同意”依次计为1 ～ 6分，总分45 ～ 270分，得分越高表明灾害准备度越好。该量表用于测量护士灾前、灾中、灾后3个时期的灾害准备度，即备灾(25个条目)、应对(14个条目)和灾后恢复(6个条目)。3)上述量表概述：该量表为Al Khalaileh等[8]引入约旦(2010年)。根据测量结果将量表分为灾害知识(13个条目)、救灾技能(11个条目)和灾后管理(21个条目)3个维度，并明确条目均分1.00 ～ 2.99分为灾害准备度低，3.00 ～ 4.99分为灾害准备度中等，5.00 ～ 6.00分为灾害准备度高。李真和绳宇[2]于2014年引入该量表后进行文化调试，形成中文版量表，量表总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65，信效度良好。相较于其他常用问卷如应急准备信息问卷(emergency preparedness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EPIQ)[9]、灾害准备调查问卷[10]，DPET注重护士在个人、家庭、医疗单位、社区灾害处置中的准备和作用，而前两者更偏重检伤分类、急救、监测、隔离检疫、灾害疏散等。因此DPET更适用于本研究，且在条目分类上，研究者按备灾、应对、灾后恢复三个时期来进行研究。

3 调查方法 2020年1月30日- 2月3日，研究者向3所三甲医院管理者解释调查目的及配合方法，将护士灾害准备度量表以问卷的形式统一推送至微信平台，明确问卷填写注意事项。问卷调查采用无记名方式进行，秉承自愿的原则。填写完毕后提交即可，数据会自动上传到调查平台，研究者登录后导出相关研究数据。共回收问卷1 389份，有效问卷1 380份，有效率99.35%。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数、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组间比较用成组t检验，多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SNK-q检验。此外，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灾害准备度的影响因素。均采取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中女性1 329人(96.3%)，男性51人(3.7%)；年龄(29.37±6.13)岁；工作年限1 ～ 36年，其中≤4年417人(30.2%)，5 ～10年494人(35.8%)，11 ～ 20年320人(23.2%)，≥21年149人(10.8%)；学历：大专501人(36.3%)，本科及以上879人(本科870人、研究生9人，63.7%)；职称：初级933人(67.6%)，中级423人(30.7%)，高级24人(1.7%)。见表1。

2 调查对象灾害准备度得分情况 调查对象灾害准备度总分最高269分，最低46分，平均(201.89±36.56)分，条目平均(4.48±0.37)分。3个时期条目平均分由高到低为备灾、应对、灾后恢复，各时期得分情况见表2。

3 不同特征护士灾害准备度得分情况 不同特征护士灾害准备度得分情况见表3。按总分进行比较：其中男性得分大于女性；不同年龄组中，＜30岁护士得分最高，≥50岁护士得分最低；工作年限≤4年护士得分最高，与工作11 ～ 20年及≥21年的护士相比有显著差异；学历为大专的护士灾害准备度得分高于本科及以上护士；初级、高级职称护士的得分显著高于中级职称，但初、高级间相比无差异。

表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n=1 380)

表2 护士灾害准备度得分情况(n=1 380)

4 不同培训及救灾经历护士灾害准备度得分情况 不同培训及救灾经历护士各时期得分及总分情况见表4。其中“知识学习”指“您是否有灾害知识学习经历”，“技能培训”指“您是否有灾害技能培训经历”，“救灾经历”指“您是否有救灾经历”，“正在参与”指“您现在是否正在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筛查或救治工作”，“即将参与”指“您是否即将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筛查或救治工作”。结果显示，经历过知识学习、技能培训的护士灾害准备度得分高，正在参与和即将参与救灾的护士与不参与救灾的相比，灾害准备度高。

5 不同条目分值情况 45个条目中，灾害准备度得分较高(5.00 ～ 6.00分)的有3个条目(条目1、5、7)，其余均为灾害准备度中等(3.00 ～ 4.99分)，无灾害准备度低的条目。将45个条目均分分值进行排序，分值最高的3项依次为条目7“针对我所在社区具体情况而设置的灾害预防课程，我会很感兴趣”(5.13±0.90)，条目1“我定期参加所在工作场所(诊所、医院等)的防灾演习或训练”(5.08±1.18)，条目5“我会阅读与灾害准备度有关的文章”(5.05±1.02)。分值最低的3项依次为条目16“在灾害情景下，我会被认为是我社区中的关键领导人物”(3.30±1.55)，条目11“由于难以找到与我所在社区需求相关的备灾信息，我的灾害准备度水平受到了影响”(3.93±1.40)，条目17“我知道我所在社区的潜在威胁(如地震、洪水、恐怖袭击等)”(3.98±1.51)。以上6个条目均处于备灾时期。

表3 不同特征护士灾害准备度得分比较(n=1 380)

表4 不同培训及救灾经历护士灾害准备度得分比较(n=1 380)

表5 护士灾害准备度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n=1 380)

6 调查对象灾害准备度多因素分析 将灾害准备度总分作为因变量，将护士的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职称、救灾经历、知识培训、技能培训等作为自变量引入多元回归方程，自变量赋值方式及灾害准备度总分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讨 论

本研究1 380名护士总均分(201.89±36.56)及各条目分值(4.48±0.37)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总体高于徐晓华等[3]2016年对全国146家医院8 862名护士灾害准备度调查分值(总分中位数191分，条目中位数4.24分)。与李真、敢海芹、邓先锋等[2,4-5]对全国急诊培训班护士(总分157.61±41.37，条目3.52±0.91)、浙江急诊科护士(总分170.82±36.92，条目3.88±0.84)、湖北省男护士(总分162.87±40.5，条目3.62±1.37)比较，总分及各条目分值均有较明显优势。Usher等[11]2015年对亚太地区7个国家757名护士调查显示，中国86名护士各条目均分中高于4分的仅7项，低于3分的有4项。本研究开展的时间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上升阶段，调查对象为北京市3家三级甲等定点收治新型冠状病毒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的护士，灾害准备度分值高于平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O'Sullivan[6]在2008年对加拿大一线护士的调查结果一致。该研究发现以前接触过传染病(如SARS)暴发的护士，其具备更高的备灾、防灾能力。本研究所选3家医院均为传染病专科医院，其中一家医院还兼具防核、防化任务，护士防灾救灾参与度较高。此次正在参与疫情救治的护士占34.2%，另有41.8%的护士准备或即将参与疫情防控。即便如此，护士灾害准备度各时期分值仅3项高于5分，良好水平项少，仍有待提高。

护士对救灾培训课程、演习及相关文章最感兴趣，说明护士对灾害知识需求高，这与国内其他研究基本一致[2-5]，也与成翼娟等[12]针对护士对地震灾害护理培训需求的调查结果相似，提示大部分护士意识到灾害护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教育和培训来进一步提高自身应对灾害的能力。但在备灾、防灾过程中领导力、判断力等决策方面不自信，提示护士由于灾害救援各方面能力缺乏，以及没有意识到自身在灾害救援中的主要作用，导致护士较少成为灾害救援领导人物[13]。

研究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工作年限护士灾害准备度均存在差异。其中男性护士优于女性，年龄＜30岁护士优于≥50岁护士，工作年限≤4年护士优于10年以上护士。这与已有部分研究中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对灾害准备度的影响基本相同[3,5,14]。根据国内外学者的观点，男护士在工作中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强，对灾害救援比女性体现出更大的兴趣，使得男护士灾害准备的意识更强，积累更多的灾害救援知识与技能[15-16]。年龄较小、年资较轻的护士接受培训更多、接受能力更强、灾害救援参与度最高。近几年各高校逐渐开展灾害护理教育[17]，毕业3年以内的护士在学校学习过灾害教育课程并接受技能培训，工作后护理管理者也愿意派年轻有活力的护士参与灾害救援实战演练和救灾活动，故年轻护士对灾害护理知识掌握较好、灾害准备度较高。

本研究中不同学历、职称护士灾害准备度存在差异。学历大专的护士分值高于本科及以上护士，与部分研究结论一致[3,5,14]。而李真和绳宇[2]指出学历对急诊护士灾害准备度总分无影响，仅对护士灾害知识得分有影响。本研究中大专学历及低于4年资护士准备度较好，分析原因认为，这些护士通常毕业3 ～ 4年通过各种学历教育获得本科学位，而且他们往往未婚未育，学习时间更多、上网获得知识的能力更强。职称方面，初级、高级职称护士准备度好于中级职称护士，这与李真、敢海芹等[2,4]认为的“职称越高护士灾害准备度越好”并不完全一致，分析与初级职称护士知识技能掌握最好，而高级职称护士灾后恢复、管理经验最丰富有关。

多因素分析显示，参与过灾害课程培训(知识及技能)的护士灾害准备度更高，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4-5]。有学者提出，提高护士的灾害准备度的基础是在灾难发生之前，举办各种灾害救援的培训，灾害护理教育和培训是护士获得灾害救护知识和技能的重要途径[18]。同时，正在和即将参与本次疫情救治工作的护士灾害准备度高。一方面，传染病医院的护士认为自己疫情面前责无旁贷，无论是心理指向、物资储备、防控准备等方面均做好了充分准备；另一方面，各医院均针对烈性呼吸道传染病组织了必要的培训，护士知识储备、防护技术、抢救能力等各方面更符合应对此次灾害的能力需求。因此，各地各类医院应根据本地区可能发生灾害种类或医院职能定期组织知识及技能的培训，组织应急演练，以达到训在平时、用在灾时的目的。

综上，北京地区定点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市级医院护士灾害准备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传染病医院护士总体水平优于其他医院。性别、年龄、学历与护士灾害准备度相关，灾害知识及技术培训、救灾经历可提高护士灾害准备度。护士对灾害知识的学习需求高，但在决策方面不自信。目前全国各地医院正源源不断抽组护理力量驰援湖北等地疫情，建议男护士为首选，年龄小、年资低的护士可作为救灾主力。同时，应编配一定数量高级职称人员，以提高团队应对灾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