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文

近代广东可谓人才辈出。从兴办洋务的粤帮商人，远渡重洋的留美幼童，持节海外的外交家，到伏阙上书的变法领袖，不屈不挠的革命党人……他们早经欧风洗礼，在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行程中，大显光彩，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像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伍廷芳、唐绍仪、廖仲恺这些风云人物，一直为人们熟知和关注。不过，还有一些粤籍人士，曾是当年的焦点人物，后来却自甘淡泊，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默默离世。曾经策划清末西藏新政、最后的驻美公使张荫棠，就是这样一位进入民国后“销声匿迹”的粤籍人物。

将门之子

张荫棠，字朝弼，号憩伯，生于1860年1月9日，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豪山乡人。张氏一族至今仍有人生活在这里。张荫棠诞生前，张家没有什么读书做官的人，是地道的寒门人家，他的曾祖父张明、祖父张如山生前都是普通百姓，后来靠子孙当官才获得诸如“振威将军”之类的封赠名号。

张荫棠父辈有兄弟四人，伯父张同，父亲张蓉光，还有张其光、张元亨两位叔父。其中叔父张其光（1831-1896）是振兴家族、改换门庭的核心人物。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犯粤、浙沿海，又驱舰北上大沽，清朝统治者惊恐万分。1858年，大沽炮台被攻陷，浙江沿海防务空虚，清廷急令两广、闽浙地方督抚招募水兵，补充水师。

大敌当前，在岳父莫载遐的慷慨资助下，张其光与同胞兄弟一道，在周边乡里募得粤勇200余人，率众由江门出海，投效浙江军营。后又奉命多次返回广东再次招募船艇、水手，几年下来，勤加督练，终于训练成一支以粤人为主干的浙江水师。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外祸暂时消弭，缉捕海盗、攻剿太平军成为张其光督责水师的主要职责。因在浙屡立战功，他被擢升至副将、总兵。1873年，调任台湾总兵，1879年又调任福建福定镇总兵，次年署理浙江提督，成为清军中高阶武职官员。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张其光又以温州总兵总统全浙防务，节制水路各镇，力筹守御之策，成为清廷在东南沿海筹办海防十分倚重的将领。

同时，张家其他随军效力的同胞兄弟也都各获功名。大哥张同，壮岁从戎，英年而逝，貤赠“振威将军”，无子，以侄子张荫棠为嗣。二哥张蓉光，即荫棠之生父，统领水师船巡洋，积功升至副将，后回乡侍奉老母，1886年8月在籍病逝。幼弟张元亨，也随兄入伍，因军功得五品蓝翎拔补把总，在军营积劳病故，奉旨优恤，获云骑尉世职。显然，张氏家族是在咸同时代因军功而发达起来的，而张荫棠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一天天成长起来的。

虽然张其光官至二品武职大员，张家已是官宦之家，可培养子孙读书应试，通过正途科名提振家族荣耀，仍是张氏子弟孜孜努力的向。同族兄弟有不少，但用功读书，最后取得功名的却只有张荫棠一人。1882年，他在广东乡试中考中第二十四名举人，从而踏上与父辈不同的仕宦之路。

1883年，張荫棠以举人的身份，捐了一个内阁中书，到京城供职。由于叔父统领浙江水师多年，多少有一些人脉关系，1888年海军衙门成立后，张荫棠便得到了充任海军衙门船政股章京的差事，这是当时不少人艳羡的一项优差。1894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寿诞，清廷上下积极筹备庆典，张荫棠又被派充万寿庆典撰文并缮写恩诏，还被派充参与万寿庆典的点景任务。这意味着有可能在庆典结束后经本衙门保举，得到快速升迁机会。

可是，没有料到，这年夏天，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张荫棠的人生轨迹。海军衙门因北洋海军覆灭而被清廷裁撤，张荫棠的主要工作又转回内阁，再次沉沦于冗滞平淡的京曹生活中，仕途也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更为不幸的是，叔父张其光于1896年底去世，张荫棠失去官场上的重要庇护，人生由此出现转折，被迫寻求新的出路。

趋新与出洋

生活在近代中国，个人前途总是与家国命运息息相关。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严酷事实，极大刺激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朝野上下的舆论从主战拒和的呼声，逐渐转变为变法自强的呐喊。京官士人纷纷讲求西学，探讨自强之道。张荫棠的粤籍同乡康有为在倡导“公车上书”反对议和后，又在帝党大员翁同龢、张荫桓等人支持下，与文廷式、沈曾植等人一起创办强学会，联络京官，购置西学书籍，翻译西书西报，开通风气，一时颇有影响。有识之士无不认为，不学习西方谋求自强之术，就无以实现自强的梦想。

这年冬天，张荫棠与粤籍同乡官员陈昭常、何藻翔、曾习经及自幼生长岭南的浙江海盐人张元济等结“健社”，取《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相约探讨实学，以相自勉。后来张元济等筹设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招收京官及子弟习英文、天算、舆地，他也积极出谋划策。在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时代背景下，张荫棠渐渐从一名沉溺于安逸的小京官，慢慢转变为一位眼界开阔、趋新务实的改革派官员。

1897年初，经粤籍同乡，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廷芳奏调，张荫棠奉旨随使出洋，开始涉足外交，从而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当时由于美洲华侨多粤籍人，驻美公使多由粤籍官员担任，参领人员也多为粤人。与张荫棠同时被任命为三等参赞官的同僚，还有东莞的卢鼐勋，他是东莞富商卢礼屏的幼子，鼐勋的长兄绍勋是香港富商、慈善家，张、卢两家也算有世谊。4月，他们随伍使抵达美国华盛顿。10月，张荫棠被任命为驻旧金山总领事。他很受伍廷芳信任，1898年5月随抵西班牙马德里，经伍廷芳奏报，改任驻西班牙（当时称日斯巴弥亚）二等参赞官，代表公使在西班牙处理外交事务。

1900年夏，义和团兴起，朝中政出多门，竟做出撤回驻外使臣的愚蠢决定，虽然这项决定遭到大部分驻外官员的抵制，但清政府已经宣战，中外交涉陷入混乱之中。7月，张荫棠辞去代办之职，在西班牙交卸回籍。直到1901年底，《辛丑条约》签订，两宫回銮，清廷推行新政，时局渐渐安定，才又重返京城。

1902年8月，经前驻美公使伍廷芳奏保，因为出使美、西期间的劳绩，张荫棠获准免补知府本班，以道员分省补用，赏加布政使衔，在仕途上迈开了新的步伐。

西藏新政倡导者

张荫棠在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活动，就是在清末入藏倡导和主持西藏改革的那段历史。

1903年，英国开始加大对西藏的侵略活动，1904年侵入拉萨，胁迫西藏当局签订《拉萨条约》，严重损害清政府在西藏的主权。这年9月，清政府派天津海关道、粤籍官员唐绍仪以三品京堂候补、副都统衔前往西藏查办事件，并赴加尔各答与英印进行谈判。经他举荐，张荫棠和另一位广东籍官员梁士诒也奉命同任议约参赞，前往印度，担任其副手。后唐、梁回国，清廷授予张荫棠全权，单独留在印度负责谈判。

在交涉过程中，因英方坚持不改原约，谈判进展缓慢。张荫棠据理力争，历经波折，对治藏问题有了深切感悟。1906年5月，清廷命张荫棠以五品京堂候补，又赏给副都统衔，前往西藏查办事件。11月抵达拉萨时，藏民万余夹道焚香顶礼欢呼。12月，他上奏参劾前任驻藏大臣有泰，到任半年内对藏事毫无经画，坐误事机，致使拉萨陷落;又参劾有泰等驻藏官员鱼肉藏民、贪赃枉法、侵蚀库款等劣迹。后有泰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其余罪员也被分别惩处。

此时筹办藏务，对外交涉问题固然重要，治理内政才是症结所在。张荫棠抵达拉萨后，时常接见地方官员商议西藏善后办法，亲临噶厦公所会议演讲，“痛陈天演物竞、生存淘汰之理”，称藏民和汉民“血脉一线，如同胞兄弟一样”，又以印度、哲孟雄遭英侵略亡国的历史事实，唤起藏人变法图强的精神。1907年2月，他将治藏方略与推行新政结合起来，提出治藏刍议十九条，同时，他还亲自撰译《藏俗改良》《训俗浅言》两编，刊发民间，劝导藏俗改良，唤起藏民自强振兴的精神。

当时，内地新政开展得如火如荼，已初见成效。张荫棠以内地新政为榜样，规划西藏新政，立意高远，局势恢宏，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胆略。但是，终因缺少经验，加之藏区积习难除，没能因地制宜，致使新政成效难见。有泰等人和驻藏大臣联豫等满蒙贵族，思想保守，与京城亲贵互通声气，借机诋毁张荫棠。一时谣言四起，讹传张钦差“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之事”。在给京中权贵的信中，有泰称“现在革命党、排满党遍天下，大半广东人居多”，将张荫棠、唐绍仪等推行新政的粤籍官员一概诋为“革命党”“排满党”，甚至是“乱党”，大泄私愤;又别有用心地说张荫棠与戊戌变法中曾支持康有为的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本是南海县人）是“同族”兄弟。其实，二张同朝为官，同为粤人，名字只差一字，名字中“桓”“棠”皆从“木”，十分符合旧时兄弟排行取名的习惯，有人揣断他们是“兄弟”自是难免。而守旧分子到处宣扬张荫棠是“康党”分子张荫桓的兄弟，却是有政治意图的。不料流言传播影响深远，近代以来很多人都误认为他们二人是兄弟，就连张荫棠的籍贯也被讹说成南海了。

清朝最后一位驻美公使

1908年4月，张荫棠奉命前往印度，与英方签订《中英修订藏印条约通商章程》，章程规定了英人进入西藏的来往路线，英人在西藏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5月，他离开印度回国，6月抵京，奉旨补授外务部右参议，署理外务部右丞。1909年2月，补授外务部左丞。至此，张荫棠已成为当时中外瞩目的外交官员。

同年7月，张荫棠被任命为驻美国、墨西哥、秘鲁钦差大臣，接替即将任满的伍廷芳。一方面，这是清廷对他外交才干的充分认可;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粤籍官员形成的势力强大有关。由于思想开明，谙熟西学，越来越多的粤籍官员在清末新政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之间因同乡、同年或姻亲关系，互通声气，彼此结纳，形成一股趋新实干、影响时局和外交的“粤党”势力。张荫棠能够进入外交领域并跻身清末政坛，每一次仕途进步都离不开粤籍同乡伍廷芳、唐绍仪等人的提携。当时一些言官对粤人“结党”大为不满，批评邮传部因为左侍郎唐绍仪的援引，丞参各员都是粤籍人，戏称邮传部是“股分公司”“廣东会馆”。近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也说：“邮传部尚书唐绍仪……与同乡张荫棠、陈昭常、梁敦彦、伍廷芳、梁士诒等结盟为兄弟……粤人因戏以‘十姊妹呼之。宣统初年联美之策，即其党所主持也。”这样的说法明显有个人偏见，可粤籍官员互相引重、结为乡党，已经引起满洲贵族忌恨却是事实。唐绍仪等人对荫棠的提携也毋庸否认。

1908年9月17日，张荫棠乘专车出京，经天津，在大沽搭轮船出洋。这天，前来送行者有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外部左右侍郎、各丞参，邮传部左丞梁士诒及天津知府凌福彭等。其中二梁与凌福彭（女作家凌叔华之父）皆粤人中之重量级人物。12月，张荫棠抵达美国华盛顿，到任后即展开交涉，努力维护在美侨胞利益，只因美国顽固推行排华政策，其后来的交涉成效甚微。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张荫棠致电清廷称病辞去驻美公使之职。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委张荫棠为驻美外交代表。他亲自约见顾维钧，劝他接受新政府邀请，回国效力。同年3月，清帝退位，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12月，正式任命张荫棠为驻美公使。但是，此时的张荫棠已经厌倦了昏暗的官场生活，对袁记“中华民国”的前景更是失望。1913年6月，他致电北京，彻底辞去公使一职，从此离开了外交界，也离开了政坛，开始了隐居生活。

“隐士”生活

远离政坛的张荫棠深居简出，彻底赋闲了，只是偶尔参与一些乡谊活动，纷乱的时局中很少看到他的身影。这一点恰好与唐绍仪的抉择形成鲜明对比。除了民国初年与袁世凯的争斗分合，唐绍仪在北洋时期时隐时现，参与政争，一直是政坛上的活跃人物。这时，张荫棠与唐绍仪也早已由同僚发展到亲家关系。张荫棠的儿子张谦与唐绍仪次女订婚，二人也随同来美，并于1910年1月14日在清廷驻美公使署举行婚礼，用中国礼式。当时的报纸说，张荫棠的夫人、女儿，还有唐绍仪的女儿，平日皆“文明装束”。所谓文明装束，大约是指西式女装之类。可见，在接受容纳西方文明的过程中，粤人与京城里保守颟顸的满洲权贵真是有天壤之别。

回国后的张荫棠一直居住在北平。1924年1月，张荫棠邀请胡适前往西山游览，并请他参观了位于玉泉山南的别墅“石居”，相传这曾是乾隆时期的权臣和珅家的家庙。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张荫棠赠送挽联：“富有独立性，绝无依赖心，时势造成乃大英雄本色;理论做先锋，民气做后盾，艰危挽救是新中华一人。”立场和观点全然超越了清廷旧臣的界限。

1928年夏，岭南大学博物馆馆长冼玉清前往北平搜集古物，张荫棠将自己收藏的部分清宫遗物、蒙古物品捐赠岭南大学，交由冼玉清带回广州，表达了久居故都、心系乡梓的情怀。

时至今日，检索海量资料，人们似乎很难发现有关张荫棠的活动踪迹，大概他当初已经打算要做一个真正的“隐士”了。

1935年，张荫棠病逝于北平寓所。

张荫棠的子女多接受西方教育，联姻者也多是粤港富庶之家。长子张谦，字公撝，生于1888年，早年的庚款留美学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法学学士，曾任驻美使馆秘书，回国后应学部考试，授法科举人。入民国，居天津，任东方（远东）储蓄银行经理、天津华人租界华人董事。从1929年8月始，先后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驻旧金山总领事、纽约总领事、智利公使。1943年9月，改任驻葡萄牙公使。抗战胜利前夕，张谦向民国政府外交部提出收回澳门主权的建议和具体办法。1946年1月，他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首席代表则为顾维钧。张谦是唐绍仪之婿，而唐氏另外两婿顾维钧、诸昌年，都是民国时期的外交家。

张荫棠的女儿嫁给了香港慈善家卢绍铭之子卢宝贤。卢宝贤1916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成为著名工程师，后移居加拿大，是当地华人领袖。他的女儿卢爱玲（艾琳），便是建筑师贝聿铭的夫人。今天张氏后人分别生活在大陆和海外，往返于港粤，活跃在商业和学术各个领域，百年家族生生不息的脉搏仍在延续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史档案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