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梦璇

对隐士文化的三个思考

◎蔺梦璇

隐士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初步了解隐士文化，从三个方面入手：何为隐士、隐士与政治、隐士与现代。对于隐士文化中隐士与政治的关系，历来争论不已，本文主要从隐士存在的原因分析，来回答隐士为何不从政以及隐士该如何选择的问题。另一方面，隐士文化的传承也是关键，隐士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不仅是对隐士文化的传承，还是一种时代化、延伸化，快节奏的社会更需要优秀的“隐士精神”。

隐士精神 隐士与政治 无道则隐

一、何为隐士

在中国文化历史上，隐士是一类备受关注和争议的特殊群体。了解中国文化，隐士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何为隐士？隐居的士人还是隐逸的学者？抑或是喜欢隐居的众人？了解隐士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懂得“隐士”的含义。

士人隐居不仕则为隐士。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隐士与政治如影相随，泛指对政治有研究却隐居不参与仕途的士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帝王相对的，因为不受重视或遭排挤或正逢乱世，放弃入仕的机会。不仕是隐士的根本特征。隐士脱离与政治的关系，隐士就是品德高尚、在“道”上造诣颇深而自带神秘色彩的隐居在山林中的智者。隐逸是出于对某种道德的追求，修行为主，不仅远离政治，还远离社会。无论哪一种理解，在笔者看来，隐士终归于一个字：静。

二、隐士与政治

如何处理隐居与从政之间的关系，是评判隐士文化难以定论的辩题。隐居则享乐清闲，从政则兼济天下，为民效力，辅助君主安邦定国。隐士与政治的话题是最敏感的，也是最重要的，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应该从本质和现状来分析解决。

（一）隐士存在的原因

1.外部因素

隐士何以在中国文化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隐士为什么能够存在？统治者为什么能够忍受隐士的存在？阶级分化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特征之一，权力集中在皇权贵族手中，平民们对国家的谏函大多处于“下情难以上达”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隐士既是政治上的“弱者”，又是平民中的“强者”。 所以，在整个社会中需要这样一种特殊的阶层来缓解阶层矛盾。他们代表社会中下等阶层对于政治的期待，加上隐士本身的修养素质，这使得统治者忌惮而又容忍隐士的存在。

另一方面，孔子曾说“无道则隐”。从这句话上可以看出，隐士的存在与社会状况有关。身处乱世之时，对于统治者的失望和社会的无奈使得隐士不得已而隐。“无道”更在指明社会的礼崩乐坏、风气日下，已经让这些高尚的隐士无可忍受，只能寻一地隐秘之处，修身养性，不为伤风败俗之事而扰，只求忘记忧愁，寻得生活的安静闲适。

2.内在因素

（1）自由——以陶渊明为例

无论是被时局所迫还是真心所愿，隐士的最终原则都是隐居，最后的结果是依从内心对于自由的追求，这才是隐士出现的根本原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隐居生活是自由意志的代表。向往自由的隐士在生活中没有多少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以一颗平常心对待生活，对待人生，没有沽名钓誉和矫揉造作。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全凭性格和气质，而非世俗的标准，顺自然求自由的人格。陶渊明的南山之隐使他真正感受到了人生的愉悦。因为这里不仅有宁静、恬淡的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还有一种自然、真诚的人际关系。“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是对于自由最真实的写照。摆脱了功利枷锁的陶渊明，真正体验到了真实、自由的生活。

（2）求道——以“三子”等为例

从隐士的“士”入手，这是一个文化标记，表示有文化知识，更是隐士的资格。隐士一半都是智叟般的存在，而他们选择隐士，在信仰角度是为了求道。正如佛教吃斋念佛，基督教对于《圣经》的崇拜，隐士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追求。传统哲学、史学、文学是隐逸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哲学是最根本的部分，孔子、老子、庄子以及玄学等哲学思想贯穿隐逸文化的前世今生，对隐士们的选择和追求有引导作用。

孔子从政治的角度提出“天下无道则隐，隐居以求其志”。泰伯、季世的士人哲学，为士人提倡一种处世原则。这个原则包括对不良政治的批判和对隐逸行为之合理性、有价值性的肯定。老子和庄子创立了隐逸哲学。老子的无为、老死不相往来等主张虽系政治哲学，但却深深地关切着人生的自由和安逸问题。《史记》中讲述庄子从主体的自我感受出发，提出“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以此表明自己追随自由的态度。孔子着眼于是非标准，确立的是道德内涵；庄子着意于审美标准，确立的是自由内涵。二者皆本于人类性情之真。由此可见，中国的隐逸文化在早期思想家那里就获得真、善、美的全方位肯定，而隐士文化的代代继承也是对于这种价值观的继承——求人之本性，得道之根本。

（二）隐士与政治的关系

隐逸与政治向来就有密切的关系。隐逸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斗争的副产品。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中国古代士人从产生之始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视参政入仕如农夫之耕一样，但入仕的结果不是丧失了独立人格，便是被政治漩涡所吞噬，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保全自身的需要，他们自然要隐逸。但有人也批判这种思想。无论当局者是否贤良，拯救社会、宣扬正确的社会风气是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不是选择隐居的方式躲避政治困扰。所以，这也是隐逸与从政的纠结所在。

总而言之，从政或隐居是公民自由的选择，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结果评判隐士的对错。在统治者昏庸的时代，政治才能无法施展，隐居而待时机；在政治清明的时代，社会安好，便隐逸寻求自由，修心养性；在乱象横生的时代，义不容辞，勇担重任，出山为民；这三种情况下的选择都是无可厚非的。隐士们为何隐，隐为何，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因此，隐士与政治的关系不是相对的，而是灵活的、辩证的。

三、隐士精神与现代——以终南山隐士为例

“天下修道，终南为冠”， 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肯定了终南山隐士文化之地位，引起强烈反响。对于终南山的隐士研究中，可以发现隐士文化更重要的是本质的精神形态，“终南为冠”的背后是现代对隐士精神的传承，正如书中所写：“我希望它能像鼓励西方读者那样，鼓励中国读者追寻并找到生活中‘独处’的乐趣——不是离群索居，而是因为更深的觉悟和仁慈，与大家更为和谐地共处。”这段理解也是对隐士文化精神的时代化，因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更需要的是这样一种“静”的境界。并非鼓励更多的人归隐山林，永久地隐居，而是强调对“静”的追求和向往，做一名“行动上的隐士”，给自己独处的时光，以天地之胸怀、日月之心境面对生活，影响人生。因为与“静”相对的“躁”，是在全球快速发展过程的今天，社会群体表现得最明显的精神特征。碎片化阅读、抑郁焦虑心理增多、电子依赖等社会心态问题的突显，都集中于心理的浮躁，工作的压力、生活的重担让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对人生的恐慌和黑暗面，所以在努力寻找发泄灰暗情绪方法的同时，不妨拥有些许隐士精神。就这个意义而言，隐士精神是净化内心的良药，助推人们回归到“静”，从焦躁的生存状态中脱离，归还心灵的一片沃土。它是我们调剂生活、放松心情的必需品，还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更是解决社会发展心态问题的一大法宝。就隐士的本源来说，隐士精神的传承还可以回归政治本身，在政治中保留隐士文化。隐士与政治的关系同样在今天启发思考，政治离不开魄力和觉悟，隐士在古代作为一种知识、文化地位的象征，可以继续延续到今天，提倡为官者学习隐士文化，拥有不为名利、超脱世俗的清高骨气，保持忧国忧民、心系社会的高度政治觉悟和素养，当好新时代的“隐士官员”。

[1]高敏.我国古代的隐士及其对社会的作用[J].社会科学战线，1994（02）.

[2]胡晓明.真隐士的看不见与道家是一个零？——略说客观的了解与文学史的编写[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

[3]李瑞玲，毛安福.论宋代隐士[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5）.

[4]宁稼雨.中国隐士文化的产生与源流[J].社会科学战线，1995（04）.

[5]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J].南开学报，2001（05）.[6]张海鸥.宋代隐士隐居原因初探[J].求索，1999（04）.

（责任编辑 刘冬杨）

蔺梦璇，女，重庆大学新闻学院2014级本科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