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娜

(西北民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当“连接一切”成为当今互联网通用的口号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信息的传播出现了新的命题与挑战。传播学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在其著作《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清晰描述了经济活动全球化、组织形式网络化、劳动方式个体化、职业结构两极化的网络社会，以及给予社会价值观提供新的判断标准和社会认同。[1]在今天互联网信息和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科学社会网络的研究视角已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管理学等产生提出了新的全新命题，特别是信息传播领域，正掀起一场科学范式的革命。基于此本文将以网络科学的跨学科视角，洞悉互联网社会下疫情传播的新形态，通过“中心度”三个维度，解析网络系统中心性的表征、规律及现实性思考。

一、 网络科学视域下的节点与连接

美国学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其著作《数字化生存》中指出：由之前的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电子信息时代、发展到今天的后信息时代，其主要特征是以网络互联的世界所形成的，它消除了地理的界限，决定着我们的生存方式。[2]互联网普及和信息扩散，不仅仅是网络节点之间网格化的互通，更是以一种全新的连接方式进行的信息传播和共享，从而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社会网格布局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效的群体化组织和科学的社会化治理。

网络一般基于两个要素构成的：节点和连接。网络中的节点是较为泛化的概念，泛指个人、群体、组织，抑或是城市或国家，通过连接形成线性状、树状状、网络状等形式的信息传播形态。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对于信息传播过程中连接与扩散早先都有着代表性的研究，例如“六度分离”理论和“创新扩散”理论等。而在此次疫情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信息传播社会网络化的表征、传播网络节点向量的多样态及差异以及所形成的信息传播机制等，都可用网络科学视角得以充分阐释。

节点的“度中心性”是对于节点属性的重要描述，该概念最早起源于社会网络研究，由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布朗提出“社会网络”的思想。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其间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逐渐关注布朗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近几年在我国“中心度”的概念广泛被学界关注并研究。在该领域被视为复杂网络的基石、大数据时代开端的美国学者巴拉巴西的著作《链接：网络新科学》，就探讨了复杂网络的出现与演进、网络的形状与模样以及背后的演变规律，比如小世界、无标度、网络中心性、关键链接者等。这些让人们形成了在网络科学中对节点和连接泛在性、数据复杂性等多元化的深入思考。[3]如图1书中阐释了的每个框内增加一个新的网络节点,呈现的节点间的拓扑式连接样态的,体现了一个扩张的真实网络的自然形成过程，而在其中随着节点数量的增加，链接也逐渐密集，系统随着高度链接的中心节点增多而变得更加复杂。今天我们以网络科学视角，重点关注中心节点及与周遭节点所形成的网络连接方式，而这其中各类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信息传播路径极其相似，因此也形成了本文对当下疫情信息网络研究的基本立足点。

图1节点间的拓扑式连接示意图①

二、 微观中的节点扩散：网络节点的向量表达

中心度是衡量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直接量度，近几年“中心度”的概念广泛被学界关注，特别是在2000年后，我国众多学者运用和拓展了网络的拓扑结构视角。本次疫情的公共卫生领域对“度中心度”的思考与应用，也引发了防控传染病思维上的一次飞跃，与之相伴的是在疫情信息传播领域中，从信息节点连接的数量、位置和质量三个维度，去重新审视信息传播的节点的属性差异以及传播形态。

(一)度中心度(DC)——节点连接的数量

度数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表示节点之间连接边的数量。从网络科学视角可以得出节点的中心度与影响力呈正相关，数值越大该节点的网络中心性越高，位于关键位置影响力越大。度中心度高的节点所产生出来的信息传播效果是一种信息聚合效应，所辐射和影响的旁支和范围较广，也就是说在信息生态圈中，信息通过一个高中心度节点所产生出来的是群集式的样态。反观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网络传播，作为度中心度值较高的网络节点平台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新型主流媒体平台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作为国家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在新型主流媒体转型的代表性产物，长期保持我国“两微”影响力首位。截至2020年3月1日从清博大数据平台对“整体传播力”“篇均传播力”“头条传播力”“峰值传播力”四个维度进行评价，形成的微信传播指数(WCI)，其中“人民日报”微信传播指数(WCI)为约1 804，日头条总阅读量140万以上，处于微信总榜排名第一。新型主流媒体《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也尾追其后，其WCI指数约1 570，始终保持在新型主流媒体平台关注度的前列；央视新闻客户端“两微一端”等平台，也都在此次疫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医学类专业平台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以“丁香医生”为代表的医学类专业平台成为亮点。“丁香医生”由丁香园团队研发，是一个面向大众用户的药品信息查询及日常安全用药辅助工具的专业医学网站，与此同时，它还着力创建由“科普文章”“疾病问答”“就医推荐查询”以及健康App等核心板块组成的“丁香医生”公众号，其微信公众号矩阵数量就达到50多种，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表现突出，备受大众用户关注，其中“全国新型肺炎疫情实时动态”模块疫情地图及实时播报上线，实时呈现中国大陆各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治愈病例的汇总情况与地域分布的实时动态根据数据，形成了疫情的数据化、可视化的信息报道。据清博大数据系统统计数据，其微信公众号头条阅读量约为20万左右，发文量约为250条，点击阅读量达到了2 338万左右，居微信公众号月总榜第一，创下了微信传播WCI值的高位。①

3.自媒体平台

图2疫情信息传播中媒体信息来源分布数据图②

网民在UGC的信息生产模式下，逐步完成了从接近网络、利用网络、控制网络的过程，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下放以及互联网网民的崛起，这在此次疫情传播过程中得以充分显现。对其多元化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对一线医务人员患者、普通市民等信源，成为自媒体的引用重点，其引用频率明显高于党媒等主流媒体。自媒体平台以其亲民的定位和相对宽松自由的平台话语空间，得以更注重对官方以外的信源的挖掘和使用，对于疫情信息盲区的关注与深挖。在以往的突发事件报道中，网民的言论通常被官方和专家的声音所淹没，而对比此次疫情期间的信息来源，如图2所示“普通市民”数据一直居高不下，自媒体平台呈现出疫情期间众多媒体信源多元化和下沉式发展的新趋势。

4.其他主要网络媒体平台

在此次疫情传播的网络中，信息节点的多元化打破了以往信息单一僵化的局面。UGC在各大互联网巨头的领跑下，疫情网络传播局面复杂多样。其中“腾讯”和“百度”两大互联网巨头最具代表性。“腾讯”推出上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地图”，同时在微信平台上新增“医疗健康”服务入口，特别是抗击疫情可用服务清单(包含在线问诊、定点医院查询、疫情实时动态、疫情谣言鉴别、紧急通知、在线举报、线上协作等)，在此次疫情信息传播网中发挥着关键性的服务作用。与此同时“百度”，在其 App首页上线“抗击肺炎“频道，推出实时疫情地图、疫情热搜，其相关产品，特别是上线的“发热门诊地图”通过百度地图中的热力图层，能查看到实时人口流量密度，给人们提供场景判断及出行参考。

综上所述，以上疫情中所呈现高DC值的信息中心节点，大大降低了疫情信息传播过程中网络平均链接数，对网络结构起到关键作用；在这其中的网络传播的重要节点彻底突破以往的信息节点之间的连接模式，减少社会网络体系中信息流的熵，加强分散个体节点与周遭网络的关联性，最大限度地优化整个疫情的传播网络信息通路，提高疫情信息的流通效率，有效加速了“防疫控疫”的效率，对于疫情期间整个社会的公共治理和社会安全控制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中介中心度(BC)——节点连接的位置

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指想要到达其他网络节点所必须途径该节点数量的度量，我们称之为网络信息通道中的“枢纽“或“桥梁”，它掌握了其他节点之间的信息流路径，因此是衡量节点在网络影响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当一个节点出现在越多条节点间信息流的最短路径上，那么该节点对于整个网络中信息流传播具有一定的控制力。此次疫情中“华南”“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火神山”都成为被提及最多的热点位置，而其中“武汉”便成为中介中心度(BC)最高的“超级节点”。例如图3(微博及报刊讨论热度与疫情的发展数据图)所示，网络媒体及新媒体的信息热度与疫情发展情况呈高度相关，因此疫情的传播速率与信息的传播速率呈高度相关性，这间接反映了社会突发性事件发展背后公众对于信息传播的群体期待。学界也把中心度分为“出度性”(Out-Degree)和“入度中心性”(In-Degree)，信息传播网络传播中表现出以“武汉”为中心的信息辐射形态产生。 武汉作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网络信息传播的“超级节点”，其出度性和入度中心性在图中尤为明显。图4为不同信源群体(例如记者、一线医务人员、患者家属、普通市民网民及其他公众人物医疗机构等)与信息生产过程当中的情感共振的相关性，进行了数据的挖掘和分析的示意图。因此，BC值越大的节点信息输出与情感共振更为强烈，同时也显示出了该节点的较强的信息传播说服力。这也进一步验证了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来的强—弱关系理论：人与人的关系紧密，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维系着人际关系的网络，但个人作为节点在网络的位置比关系强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个人节点的信息资源与权力资源。[4]因此，拥有超高BC值的“武汉”信息节点，也拥有了绝对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所形成的“信息差”能够为第三方节点提供更多补给性信息资源的同时，也成为此次疫情的加强网络舆情监管的重中之重。

图3微博及报刊讨论热度与疫情的发展数据图③

图4 距离一线距离的群体与新源传播的情感共振分析图④

(三)特征向量中心度(EC)——节点连接的质量

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是对节点在网络中的影响力的评估，一般来说节点的EC 值与节点影响力呈正相关，表现为该节点与其他节点在网络中信息传播所消耗能量资源的多少，越少则表示该节点在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反之亦然。2020年1月20日晚间，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关防控情况，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接受了央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采访，回应了民众的关切，当他说到“两个家庭都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现在可以这么说，肯定有人传人的现象”时，成为此次疫情发展与防控的重要时间转折点。从清博大数据平台提供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3日微信信息传播中所涉及关于“钟南山”词频的文章约10万阅读量的文章有800多个，总阅读数3亿以上。截至2020年2月3日清博大数据平台提供数据显示，在此次疫情涉及的报道中，李兰娟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微信信息传播中所涉及关于“李兰娟”词频的文章约10万阅读量的文章有60多个，总阅读数约2 000万次。

因此，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信息传播中像“钟南山”和“李兰娟”这样的体现信息节点的高EC值，便成为特征向量中心度EC值较高的“超级节点”。而从网络科学的视角出发，EC值反映了节点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相比于网络节点的中心性其它评价指标，EC值能够更好地体现出节点对与网络信息扩散的效率，甚至可以认为任何带有较高EC值的节点，从而改变它所在网络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信息资源分配方式、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格局以及信息传播的边际成本等方面。像“钟南山”和“李兰娟”这样的EC值突出的“超级节点”，在疫情信息传播中所发挥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与该节点连接其他节点的整体亲密度紧密相关，那么它生产及传播信息的可信度就越大，传播效率就会更好。因此，此次疫情报道中的“超级节点”是防止发展二次灾害的关键信息节点，也成为疫情期间最有力的“辟谣”利器。因此在突发事件信息传播中，加强对于EC值较为突出的节点的优化和使用，是关乎整个网络的信息流通中呈现高速率的传播形态、避免谣言及二次灾害发生的重要环节。

三、 宏观中的节点连接：网络思维中的传播机制

美国传播学者戴维·温伯格在其著作《知识的边界》中，论述了信息传播从之前的长条变为网状型，发展成今天信息的边界消失，阐述了知识信息碎片化变为宏观的大数据的网络逻辑，同时强调节点间的链接决定着整个网络的价值本身，它本身就是一种重要信息等思想。他还用“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是房间的本身”的观点来说明网络节点连接背后隐藏的智慧与力量。[5]诸如我们今天去审视疫情信息网络信息传播时，节点的传播价值不仅取决于节点自身的属性，更取决于节点周围的网络信息环境，与此同时节点的属性变化反过来也作用于网络传播形态的不断迭代。我们审视疫情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要发现信息通路上的重要节点，更要去思考节点所处的外围信息环境，因为信息环境决定节点传播价值，节点的变化促成网络传播形态的相变。

(一)“关系数据”：疫情信息节点的生态环境

“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它如同一个信息节点所处在网络节点的生态系统中，在时空上所占据与其他节点之间形成系统的、具体化的海量关系数据。而信息内容本身的表达是基于节点之间的关系维度的基础上，呈现出差异化的传播效果。英国学者迈尔·舍恩伯格在其著作《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明确指出人类大数据时代最大的变革是放弃对其因果关系的苛求，取而代之的是关注数据的相关性，这对于人类认知与世界交流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6]因此，节点输出的数据在网络关系的传播基础上已突破其原有的信息传播的价值及内涵，被各种不同形式的连接建构的新意义，从而形成更多元和负责的“关系数据”。正如戴维·温伯格在其代表作《小块松散组合》中阐述的观点：网络的价值并不是取决于整体运行的效率，而是来自于大量的小块内容，这些小块内容指向更多的小块。[7]

此次疫情治理通过“关系数据”的网络思维,形成疫情当下国内多地创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例如区域管理的疫情信息传播体系通过社区居委会采取分片管理的统筹领导，从街乡机关干部抽调一个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抽调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包片管理；同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某区卫健委的统一部署下，充分发挥家庭医生的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将家庭医生的团队与居委会进行一对一组合。这种“包片管理”和“家庭医生”的治理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医疗管理方式，也是疫情期间个体与家庭、社区、医院等周围信息网的一种创新互联方式，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网络化社会中“关系数据”的重要性。这种建立在信息传播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组成个体与个体、家庭与个体、群体与家庭、群体与群体等差异化的社会区隔，重构拓展了复杂的社会信息网络，高效率地上传下达着疫情期间重要信息，这对于我们关于如何有效地、科学地进行社会治理给予极大的启示与反思。

(二)“结构洞”：疫情信息扩散的背后助力

“结构洞”概念来自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所著的《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一书，本质上指基于人际社会网络中信息传播的空隙和差序，特别是差异性信息节点间的信息互补与连接方式的重构，以此来补给和弥合信息节点间存在的“信息差”。[8]从网络科学的视角看，所谓的网络传播中的“结构洞”，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表现为：从武汉到周边、从官方到民间、从主流媒体到自媒体，存在的信息资源由高到低、由优势到劣势的“信息差”，特别是在代际传播之间出现的信息“结构洞”，例如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的“95后”面对代际之间的疫情防护的信息沟，及时向长辈普及疫情防护的最新知识，发挥了关键的信息节点“结构洞”补白作用，这对于疫情特殊时期，更好地进行社会动员和治理发挥着积极作用。作为信息资源优势的武汉媒体、官方媒体、主流媒体，应更好地发挥信息密度高、关注度集中、传播速率快等资源优势，利用“数据洞”的全数据思维造就对疫情信息传播全局的控制力，突破信息网络中的“盲点”，密切关注谣言的生发，及时占领舆论高地，通过嫁接不同的话语体系和全体疫情信息的通联，打通多元信息来源通路，盘活互联网体系中的“死角”和“盲区”，让有效的信息资源得以高效地传输，从而更好地实现信息资源间的交互和疫情期间的社会治理。

(三)“网络相变”：微小节点背后的巨大效应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发现相比节点自身的属性，节点之间的差异和连接方式对节点以及整个网络的影响更加显著。而任何一个节点的微小改变，都会引起周遭网络传播的“蝴蝶效应”。例如作为网络节点个体的“方方日记”作者汪芳，作为网络个体节点通过信息生产将“方方日记”的广泛传播，使得和它周围的节点的联系方式、频率、数量等都发生改变，从而在动态化的网络中形成一种迷因式传播，引起网络整体特征的质变，这对网络结构和传播态势产生非常巨大的效应，引起网络极大关注和舆论发酵。这就是动态化的网络所谓的从一到多，以点带面的网络相变。在社会网络学科学中，个体行为扩散研究的“门槛模型”，指的是不同节点会对周遭网络产生怎样的影响以被外围因素所影响的值域。因此，我们发现散布在网络上的节点并不是彼此一致、质地均匀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告诉我们要想宏观地把握网络运作的机制，就需要具体地考察节点的微观状况。对于网络微小节点的把控是疫情期间信息传播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我们用社会网络科学的视角去关注微观节点与宏观网络之间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参考。

(四)“网格节点”体系：激活基层网络的“免疫力”

疫情期间，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村(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基层防疫成为疫情重要阵地，相伴而生的网格员在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方式下引起关注，例如浙江、江苏、四川等省份分别投入近30余万名网格员。[9]基层防疫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基本单元，网格员作为本次疫情信息的重要节点，通过上传下达去整合社区的重要信息，同时更是深入触及每个个体、家庭关键环节。社区需通过网格员作为信息节点，完善基层“网格”体系，激活社区“细胞”免疫力，进而提升整个疫情信息网络和社会治理的底层“免疫力”。在此次疫情中，我们看到区域、社群在网络化信息传播中，通过分享信息、互动讨论、彼此帮助支持，提供给人们充分的信息保障，特别是在居家隔离期间，它满足人们了解外部疫情发展状况的基本心理需求，以及在被隔离和断裂着的现实人际交往中给予极大的社群归属和情感支撑。因此，在疫情的防控过程中，网格员作为网络节点凸显其重要的价值，同时进一步验证了网络化社会的自组织体系、所具有的强大组织和抗疫的功能。

结语

“风险社会”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提出，今天我们站在网络科学发展的伊始，面对各种全球性风险给我们生存和发展提出的种种威胁和挑战。[10]诸如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之类的突发公共事件，我们重新思考作为社会网络中的互联网、媒介、网民个体，如何在其中都扮演着社会网络中的节点角色，如何以更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进行及时的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等。虽然网络节点之间的传播机制主要基于正式的信息传播，但此次疫情存在不可忽视的节点间非正式的网络传播现象，社会学对此的探讨较早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霍桑实验”，换言之就是网络连接通路上的节点传播不仅仅需要具有信息传播的工具理性，更重要的是具有“社会人”的价值属性。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其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用“交往的合理性”来弥补工具理性的不足，也就是将人的主体视角转换为社会属性的人与人主体间性的视角，从而用“对话”的方式加强个体与个体的通联，形成社会共识。[11]人作为信息节点不能像通讯设备的发射器一样机械而僵化地传播和分享信息，在心理需求和情感的维度，需要在关系网络中获得充分的社会认同和群体归属，这种社会化的情感是在正式的信息生产系统和规则之外，以非正式的网络传播体系中运行的。比如各种形式的捐款献爱心以及“为武汉助力”为等互联网行为和现象，通过“爱心”这一社会属性的符号标签，形成不同传播群体之间的情感共识，以提升个体的社会认同和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信息节点之间的生产及连接需重视节点复杂的社会属性，在信息节点的自我强化的同时，影响整个网络乃至社会的基本运作。因此，我们应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信息传播中积累经验，在日后的公共突发性事件中，充分运用网络节点与连接的视角，积极做好多维度信息的“生态位”的顶层设计，摆脱孤立的僵化的技术思维，加强信息节点间传播模式的调控，突破信息节点的区隔性和社群性带来的信息盲点，达到信息网络节点与系统间的相互协调发展的平衡点，构建信息传播的系统性创新模式，以及反思社会资源整合与重构中，所形成的后疫情时代的网络传播中节点间信息扩散与连接的新范式。

注 释：

①数据来源于清博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2月30日)。

②数据来源于RUC新闻坊数据与新闻研究(数据统计时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1月31日)。

③数据来源于清博大数据、国家卫健委(数据统计时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2月21日)。

④数据来源于RUC新闻坊数据与新闻研究中心(数据统计时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