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贤洁

(中国传媒大学 广告学院，北京 100024)

时间和空间自宇宙肇始以来就成为衡量物质运动变化的标准，无论时间具备单向与多向度、空间保有量低维与高维，它们都是物质运动与变迁的直接体现。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架构。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1]54。随着科学技术带来的革命性颠覆，我们曾经的生活惯习被打破，技术为信息传播、社会关系、新闻生产等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新方式提供了重要动能，一种被互联网技术建构的新型空间关系正在被反复确认与逐渐认同，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真实体验因社会形态的变迁而产生差异化解读。但当逻辑的落脚点归于技术带来空间的压缩时，我们容易忽略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能明确体现社会人在传播系统中“主体性”的时代。这种主体性不仅体现在传与受两端中形成分野，更是弥散在整个信息传播的交互实践中。

至此可以勾勒出本研究的线索，当公众因为惯习、兴趣、偏见等形成主体性区隔，技术带来的统一化社会整体将被解构，借助主体的隔离与再造，又可以回应技术如何改变“我们”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进行区隔构建。

一、 空间的压缩：技术的导向

加速度的社会化进程自人类掌握生产工具之日起，已成为应然逻辑。实践力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并成为自然界主体存在的重要原因。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获得物质生产资料的耗费程度降低，使人类从500万年前的起源至现代化社会的迈进时间缩短；农业技术的成熟再到蒸汽动力的发明，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原子能时代接踵而来，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使得不到半个世纪的光景，人类已然进入互联网时代，而下一个时代——物联网时代也离我们不远。

马克思在评价时空变化时，使用了“时间消灭空间”[2]16的说法，他认为在资本的运行逻辑中，资本一方面要求扩张其交往(交换)的空间限制，一方面又要将这种突破空间限制的时间成本不断减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这样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的。这一点从福特主义的诞生之时起，就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哈维所洞察。他认为专业化的生产设备、可复制的流水作业、相似的生产模式皆是资本主义扩张加快的因素，并将经济危机作为对现代社会“时空压缩”现象的考证原点，延展出空间压缩的原因与影响。

哈维认为机械化作业和投机性生产行为是经济萧条产生的根本因素，而交通方面的激进式发展是造成现代主义中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交通的发展还带来了文艺复兴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空间压缩。诚然，交通技术的变革缩短了人们空间移动的成本，如轮船、火车、汽车等发明的问世以“根本的方式挑战着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必然产生统一化思潮和共时性现象，所以当经济大萧条在全球资本市场时，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统一的心理诉求和价值标准，故而以“共时性”为特征的现代主义萌芽在18世纪中叶产生不足为奇。

19世纪末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伴随着资本的全球运作，技术将人们拉入冷漠的深渊中，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下人类被“异化”，成为笛卡尔倡导的理性主义极致化代言人，人们不再关心物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细枝末节、无暇顾及产品生产运输过程中感情的维系与人性的光辉、不再关心食品背后的匠心轨迹。在繁忙的生活中用快餐文化以替之、用唱片渲染替代艺术家现场演奏、用音乐流媒体代替本真音质的追求，批量复制、碎片拼贴成为日常生活的惯性态度与延续方式。

总而言之，技术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让人们经历了“感觉超载”的心理体验，被哈贝马斯称为“内爆”；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逐渐升华成了一种共在的价值，碎片、共时、统一是其特征。

学者普遍关注到此种时空效应带来的深刻影响，并通过主体性的考量反复进行关照。国外关于网络社会中主体性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数字化技术赋能虚拟空间价值的哲学思辨，如Hubert dreyfus(1972)对计算机赋能个体的能力进行考量；其次是网络社会对于主体性的消解，如Michael Heim(1982)认为互联网对个体价值观的影响；最后是网络社会中主体性凸显的阶段，如曼纽尔·卡斯特提出网络社会的崛起将全方位影响个体以及尼葛洛·庞蒂提出的计算不仅关乎计算机更关乎人类生存。

国内关于网络社会中主体性的研究分为三个视角①：其一为提升了人的全面发展能力，如贺善侃(2006)认为网络扩展了人类生存空间，促进了人类德智体多方面主体能力发展；其二为既消解又提升人的主体性，如张竑(2018)认为网络虽赋能主体性却使人类逐渐丧失超越性，陷入主体性危机；其三为对主体性的后现代困境担忧，如梁力(2011)、李天国(2018)都反复提出技术发展弱化了人的主体性，进而导致主体沉溺虚拟空间而脱离现实实践。对网络社会中主体性的区隔辨析可以为当前研究的主体性困境担忧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与启示。

二、 主体性区隔：网络社会的必然

在网络社会崛起的过程中，卡斯特发现了人类时空经验的变化。他认为现代空间是流动性的，其中不同网络形式之间的交互流通构成了社会实践和地理之间的新型关系。[3]129网络社会中信息的丰富，渠道的多样，沟通的便利，平台的迭代都使公众进入了新的传播时代——一个宽幅选择的时代。宽幅在符号学中意味着“导致风格多样化，使组合有更多的意外安排”[4]160。现代文化相比于传统文化是一种宽幅文化，现代信息环境相较于传统信息环境是一种宽幅环境，今天公众的信息选择相对于二十年前的信息选择是一种宽幅选择。那么，所谓宽幅选择是一种概念上的嫁接还是确有外延，进入宽幅选择的公众一定是同一的吗？答案既是肯定也是否定的。因为空间是传播的边界，但当传播因技术突破边界，原有空间被打破、被链接、被整合。空间在传播的应然逻辑中成为统一的无边界的空间，但实然是主体一定会抵制这种空间一体化，他们必然通过主动性来区隔他者。公众在宽幅选择时代如何选择与区隔他们需要的信息，是本文接下来要探讨的关键。

可以从社会选择理论作为切入，将人类活动中的选择归结为这样一种行为方式：即将产生有效结果和实行难度低的所有集方案中挑选出一个或多个方案，在这些方案中执行，促成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但这些方案集中往往都存在一种或多种连接关系，关系间的组合原则无论是基于序列还是基于效用，都会存在一种偏好。也就是说，方案间的关系是一种偏好影响的结果。因此可以假定区隔的建立是基于偏好，区隔的本质就是偏好。再推导至群体选择行为，除非存在独裁，群选择基本上是个体选择活动的一种拓展与延伸，表达了众多群成员的个体偏好到群偏好的归宿与约束。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偏好被集合为群偏好，使群体可以做出群偏好。而作为独立体的个人选择，一旦偏好建立，就能基于某种选择规则而做出选择，无论偏好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心理学上称这一选择过程产生的效应为偏好选择，它先天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这与经典经济学理论中效用最大化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与经济人假定也是一致的。如果方案集中、方案数目较少或方案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时，似乎很容易作出选择，但随着可选方案数目的增加以及方案间关系越发复杂时，需要引入一些选择规则才有可能做出选择。在对偏好区隔进行指标划分时采用特尔菲法，通过问卷方式对选定的共10人专家(四川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新闻传播学、文学教授)，进行意见征询并通过打分赋值的方式最终通过权重选择确立区隔指标体系并加以数据检验。

(一)模型的建立

一般来说，经济学理论都把行为主体以经济人来对待，且认定经济人是自利的。但是实验经济学研究发现，出于道德、社会责任等因素的考虑，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主体经常表现出他利倾向。

在这里，可以设定区隔主体是人，客体是网络传播中的信息，而传播的中介是以微博、微信、微视频、移动客户端为代表的“三微一端”等平台。于是我们在给定两个可选策略空间P(Sk，Sj)，Sk表示区隔偏好，表示无区隔偏好。无论是出于自利的思想，还是源于他利思想(如社会责任的目的)，根据费米函数，笔者建立区隔与否的数学模型如下式：

(1)

Fk表示区隔收益，Fj表示无区隔的收益，k→+∞表示完全随机性，0

需要说明的是，区隔产生不仅因为受众自身兴趣对信息文本的选择，还受到信息传递功能、技术服务功能、内容延伸服务和社会互动交流等多方面影响。专家组对区隔建立进行了框架划分(如表1)，通过重要度打分，建立影响区隔产生的因素评价标准。

表1 专家组对区隔框架的划分标准

结合区隔框架的划分，笔者针对专家分类判定，将影响区隔的因子界定为信息的兴趣(A)、建立网络归属群体的渴望(B)、获取主体性的认同和独立(C)、区隔所带来的社会负效益(D)、政府规训力度(E)、群体的反对压力(F)和个体领域(相对公共领域)的保护(G)的影响。

区隔策略FK受对信息的兴趣(A)、建立网络归属群体的渴望(B)、获取主体性的认同和独立(C)、区隔所带来的社会效益(D)的影响。

无区隔策略Fj受政府规训力度(E)、群体的反对压力(F)和个体领域(相对公共领域)的保护(G)的影响，故区隔和不区隔策略多分子影响模式如下式：

Fk=A+B+C-D

(2)

Fj=E+F-G

(3)

(二)模型的验证

通过matlab程序验证A、B、C、D因素和策略Fk之间的相关性可得如下结果：

图1因素A、B、C、D和Fk策略和策略空间P(Sk，Sj)相关性结果

由数据可知(如图1)，因素A、B、C和区隔策略Fk呈正相关，表明对信息的兴趣(A)、建立网络归属群体的渴望(B)、获取主体性的认同和独立(C)和区隔策略存在极大的相关度，因素D区隔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区隔策略Fk呈负相关，表明传播所带来的名誉等社会效益会影响区隔策略的选择与进行。

今天，多元化的信息接收渠道、完全不固定的信息接收时间、各种公民信息的积极入场和低门槛的信息发布平台共同将媒体从把关人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信息内容的消费者有更多机会承担着自己是自己的把关人身份，可以为自己选择接收由谁传播的出版信息；选择自己更感兴趣的信息内容；选择接收这些出版物的时间和场景，出现在传受双方间的传播渠道变得越来越多，显然我们已经进入“宽幅选择”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并不能把网络社会中消费者不以固定的时间、场合、体裁、内容接收信息看作是主动的。当整个社会进入“碎片化”时代，上述情况是再正常不过的非定向选择。另一方面，快节奏和高压力的社会生活也进一步剥夺了消费者以某种固定的形式去接触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传播与消费成为一种“举步维艰”的行为，在知识型网络社会中人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需要获得新的资讯来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只不过在接触信息的选择上变的过于追求主观性的独立和依赖信息获取的兴趣导向罢了。

网络社会的崛起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结构变化最明显的写照则是越来越片段化的社会形态，与此同时，人们不再是自主主体，而是在“永恒时间”中瞬息性地为了某个临时议题形成的“暂时联盟”，时间似乎已经被摧毁，高速的信息化和大量超文本的传播，消除了顺序，创造了更多的未加分化的时间，这使一般社会的文化主体在认识和理解他们身边的世界时必须借助与他人的互动来实现，主体成为他者的主体并最终导致主体在符号互动的过程中为了获得意义而进入区隔化的社群，这是个体对归属群体的渴望也是个体无法依托群体存在的必然转向。

由数据可知(如图2)，因素E、F和无区隔策略FJ呈正相关，表明受政府规训力度(E)、群体的反对压力(F)的影响和选择无区隔策略存在极大的相关度，个体领域的保护(G)和无区隔策略Fk呈负相关，表明个体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交织会影响无区隔策略的选择与进行，也就是说当个体领域与公共领域交织愈密，无区隔策略反而会失效，个体会突出区隔意识与行为。

图2 因素E、F、G和Fj策略、策略空间P(Sk，Sj)相关性结果

尽管公众的“个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激活，但作为社会成员其依旧会以社会关系为基础完成自身的社会化，所以在政府规训和不同生存群体反对压力的双重制约下，区隔策略反而不易生成，因为在不得不承认区隔具有标出性时，可以得到或直接感知的结果是，被标出成为异端的区隔空间在主流信息的裹挟和淹没中，成为网络社会中的弱势异类。不断强调区隔只会带来建立于反对共识的示威抵制，这是一种新的“沉默螺旋式”拒斥性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排除者对排除他的人们所进行的排除”[6]196和自组织，促成了某种文化社区并使之带有防御性。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常有发生，尤其是在观念塑造的过程中。观念自身存在着区隔标出性的意义[7]129，比如，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感性、法治与人治等。并不能说处于二元对立的某种观念就一定是错误的，在历时的社会发展中，经常会出现区隔的标出性反转[8]76。正如在封建社会时期，利用君权神授的比喻将君权思想固化，公众将自身的命运寄托在君权的圣神当中，即使君权的拥有者会因个人能力而被诟病，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依然是君权至上。公众对人治的认同使其成为非标出的主流区隔空间，而法治观念则成为彼时的异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开始逐渐深入人心，制定全社会共同遵循的契约并在契约精神的指导下生活，使法治逐渐取代人治成为非标出项，而以人治为基础的管理结构被视为异端并必然被标出，这是排他性区隔的阶段性呈现。

但当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重叠部分愈加显现，隐私因素成为无区隔策略建立的一大干扰性因素。网络社会中始终绕不开隐私敏感。有“互联网女皇”之称的玛丽·米克尔连续发布二十四年的《互联网趋势报告》中也反复强调公众对隐私的担忧与顾虑。数据显示，在2019年第一季度中，全球87%的网络流量是加密的，而2016年这一比例仅为53%。当网络用户发现了条款中侵害自身权益的嫌疑，消费者往往逆来顺受继续使用，但大概率会放弃使用现有产品或服务，完成区隔策略的选择。

三、 二元矛盾：后现代的空间解构

技术的变迁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是深刻的，对于传播学的影响结果，笼统地说是从印刷品时代到达了图像时代，再到能够承载一切的互联网的时代。结合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占领人们生活的媒介形态的发展大致是书籍报刊类的文字到以电视手机为载体的图像影像。总的趋势是从文字到图像、从抽象到具象[9]33，前者需要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读者的精微的理解力去将一串文字符号转化成抽象的概念、含义和感受；后者则不需要这种理解力，直观看到的东西就是图像和影像想要表达的东西。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加剧了人类生活世界的结构转型。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领域越来越被日益扩张的公共空间征用，个体以“个体化”的名义在公共空间展示或演示自我的隐私，内心生活越来越成为其与社会建立联系的主要渠道，就像网络世界里的朋友圈、QQ群一样，原本属于私密性的个体生活被主动甚至非自觉地交付给公共领域，而后者也借助这种展现来建构新的群落。

这些新的虚拟群落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以共同理想和目标为核心而设立的“政治共同体”或“社会共同体”，它们是流动的、不确定的，甚至有可能是为商讨一件事情或征集意见而发起的“临时小组”。人类社会的媒介使用越来越朝着碎片化的方向发展，区隔的出现更像是对人类所能承受的碎片化的程度的挑战[10]24。在印刷品时代，书籍所承载的信息和知识是以文字形式呈现的，要说明一种观点，需要将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的符号组合在一起，形成严密的逻辑、通顺的语境，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既要理解单个语句和段落的意思，也必然要在书中呈现出的逻辑和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其含义。因此印刷品的时代是一种连贯的、相互联系的阶段[11]83。而后碎片化的进程开始了，无论是视听结合下打造的电视节目还是目前占领人们生活的新闻报道和手机文章皆是破碎的。今天看的一篇报道除了满足了今天的信息需求之外不再对这个人有其他意义，了解“杨幂离婚”这样的绯闻素材唯一的作用是继续破碎一个人的生活，而不是建立有规律、有联系的生活。而前两年兴起的直播和如今火爆的短视频，都将破碎化进程继续推进。抖音上的炫酷、搞笑的网红视频，已然不同于App中的“新闻”，那些“新闻”虽然意义有待考量，但是最起码也是信息。而如今的网络社会搭建的信息桥梁，不谈意义，实际上连信息内容都已经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抖动的电子音乐和符号建构冲击着人们的感官，手机里的场景每隔15秒发生变化，人们再次跟着场景而发散思维。在网络社会中，人们不用再费任何精力去理解，甚至不需要集中注意力去阅读，图像和声音源源不断没有停顿地进入用户的脑子中。

社会背景与文化环境直接影响主体对媒介化表达的理解与记忆，不同群体也构成了对感官世界或事物的差异解释社群，产生差异化的解释倾向与流动记忆。传播主体的行为考量体现在传播主体对传播内容的前置性预判层面，而前置性预判是否符合交流合理性是取得传播效果至关重要的有效根基。信息时代的主体间互动交往依靠的是传播过程始末的不断预判与矫正，传播前预判理所应当地存在盲点，这也是传播效果与传播预判间落差的合理化体现。若一再忽略对传播主体前预判中不合理的信息预置和内容通路的矫正，传播内容的解释空间则会产生偏离甚至悖反。

但人是追寻意义的动物。信息破碎而又爆炸的时代，已经没有多少有意义的东西能够浮出信息的大海。如果碎片化区隔分裂了人们的日常生活[12]226，人们连信息的海洋都没有了，人与人之间本以若即若离的信息联系再被切断，人类社会中的个体是否真的将成孤岛？人们对破碎程度的忍受力到底还有多少？

鲍德里亚作为后现代主义者中最为彻底的成员，认为人们最终只能走向虚无。现代化许诺了人类社会宏观的发展和繁荣——经济的增长，科技的发达皆是现代化的成果——然而并没有在微观层面上实现人类对进步和美好的渴望。人们的生活空虚，缺乏仪式感，缺乏对意义的追求，及时行乐为很多人接受和吹捧。而现代化的发展又逐渐生出了它的反面——后现代化[13]47。极端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盛行，真正的共同体不再存在，人与人之间看似礼貌，其实却是冷漠和自私。任由后现代的发展，人类将逃不出虚无和隔离的宿命。[14]78然而，虚无成为人类的归宿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吉登斯、泰勒等哲学家认为，人类应当重新审视现代化，继承现代化的积极进取的态度，重拾现代化所提出的价值理性。映射到现实生活，即不能任由破碎化进程发展。网络社会现如今的发展虽然是资本市场的角逐，但是在很多人狂喜的背后也应当对其有严肃的审视和反思。哲学是真正把握时代脉搏的钥匙，而非资本。

结语

综上，在当前的破碎化时代，网络社会作为一种将破碎化程度向前推进的技术结果，其引发的同一性与破裂化都是在意料之内的，也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呈现矛盾共存的发展态势。但是，破碎化和虚无不应是人类的最终归宿[15]70，重拾现代性，构建共同体，将一座座孤岛重新连成一片大陆，人类在上面差异化栖息，才应当是目标。

上述情况就是二元矛盾的存在与融合，凡矛盾就会又产生张力，是一种维系和容纳某种现象发展的动力。二元悖论形成张力，因此又是驱动力，但批判理论认为，任何驱动力都可能是双刃剑，因此未来的传播学研究落点是如何善用驱动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程才是其研究要义。

注 释：

① 论文详见贺善侃《虚拟主体性:主体性发展的新阶段》，载于《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期，第98-101页。张竑《虚拟实践的哲学透视》，载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期，第39-44页。梁力《论虚拟实践中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与建构》，载于《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3期，30-33页。李天国《对“虚拟”实践的现实追问》，载于《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4期，8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