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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再生产下的园林生产对村落活化的启示

2020-06-04叶欣欣

美与时代·城市版 2020年2期

叶欣欣

摘 要:文章基于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的热潮,针对如何可持续地活化村落,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剖析园林生产的本质,通过园林活动的人格再生产、时间空间再生产,探索与建构适用于当下社会文明机制的园林性空间语言,将造园活动理解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有效手段。同时,将精神重塑、文化的再生与人居环境的统一作为村落与园林的连接点,从参与主体的角度分析园林生产方法在村落活化中的运用。

关键词:社会关系再生产;园林生产;村落活化;精神重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催生了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的热潮,其目的是在可持续发展与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协调区域资源,为当代村落建设带来契机。发展民宿与农产品是最普遍的手段,通过精品民宿、特色酒店度假村等打造世外桃源,或是举行美食节推销农产品带动地区产业发展,诸如此类的活化形式大多通过城市商业资本介入,运用现代化的方式和逻辑去保护乡村,虽说这也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但如果把握不当,可能导致将原有的村落改成“新城”。原居民因改造项目需要大面积外迁,百年古树因设施建设需要而挪移甚至砍去,民居建筑因打造村落特色形象而变得越来越统一,这样的村落改造不是活化而是重建。

目前对村落的研究已从单一学科发展到涵盖规划学、建筑学、民俗学、人类学、环境学、艺术学、遗产学等多个学科,其本质是为了在可持续的角度将环境保护、文化保护与区域经济相结合,重建人与人、人与家、人与环境等关系,这也正是园林活动的目的所在。作为一种沉淀了本土文化和空间形式精髓的特殊领域,园林从台、园、圃、囿一脉相承人、自然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关系。但如果只是追求文化回归,而将历史园林作为一种理想话语拼贴到现代村落活化改造中是不切实际的,我们需要重新寻找和建构一种适用于当下技术和社会文明机制的园林性的空间语言[1]。因此笔者将精神重塑、文化再生与人居环境的统一作为村落与园林的结合点和园林生产介入传统村落的切入点,希望为村落活化融入新的可能性。

一、园林的社会关系再生产

园林与传统文化的土壤不无关系,其产生可以说是完善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和宗法礼仪的社会生产工具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再生产。[2]这也是封建社会中灿烂文化一直得以延续的原因,从宏观上看,虽然以“道德”管理的宗法关系、皇权至上的等级制度起到很大的作用,但代价却是对人性与创造力的压抑,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后,社会动荡不安,普遍流行及时行乐的思想,出现了以纵情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礼教束缚的现象,社会一时间充满消极悲观的情绪。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当时的名士寄情饮酒与山水,崇尚隐逸,寻求个性的解放。到了唐代,文人、名士们更是将这种处世哲学寄于城市宅院与私家园林的造园活动中,将自己的趣味、品格与山水自然、佛、道、儒思想结合,体现既希望能被人赏识重用,又不甘束缚,既希望人格独立,又不愿弃官的“仕隐合一”的务实思想。“仕”可通过造园与会见门生、政客抒发自己的宏图之志,“不仕”可游园玩水、以文会友,以这种圆滑的方式将营造的理想空间作为精神依托,让官吏文人在压抑的封建现实空间中能抒发自我,承担起继续生存的职责。因此,从社会关系上看,这个“不仕”空间的生产目的是再生产出能够在“仕”空间里生产的主人,是典型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工具。[3]这才是园林空间对社会的作用,也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基础。对此,我们在谈论造园方法在当代设计的运用时,首先应从宏观上理解园林空间产生的社会秩序与关系,其次在此基础下认识到私人领域向公共空间转变的契机,最后才是微观层面上的空间生产与其运用的技术手段,避免呈现出过于简便的当代设计与古典园林范式的混合物,使园林的地域性表达只停留在视觉元素符号的层面。

二、园林生产的本质

谈论园林空间生产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造园手法的精湛而忽视了空间生产的本质。关于这方面,笔者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的治学方法,将空间生产和社会机制联系起来。

(一)人格精神的再生与重塑

园林的秩序是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时空系统,就像古人会将园与宅分得很清楚,主人很少住在园中,而是在有需要时才小住一段时间,这也是住所与别院的区别,园林始终作为主流社会空间之外的别样空间。列斐伏尔曾将“空间”归纳为四种假设:第一,空间是一种排除了意识形态和内容的纯粹形式;第二,空间是社会的产品;第三,空间是一种工具性的手段;第四,空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第四种假设中,他认为空间并不只是以消费为目的的产品生产,而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4]这个观点与上文讲述的中国古典园林中“仕”与“不仕”的转换再生原理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园林空间的人格生产理解为:官场上的失意与不被理解的纳闷被寄托在园林空间的造园活动与园林文化体验中,通过人们所熟知的暗喻、拟人、借景等造景与装饰手法塑造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从而平衡园主矛盾的“双重人格”,同时还要满足人格消费后,继续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所以园林生产的本质是对人格精神的再生产,让人们可以维持在饱满的状态,游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二)时间空间的生产与重组

园林空间秩序可以说是不同于现实时空的系统,我们在园林空间中游玩时,对时间的感受一般会比真实时间显得要久一些,这正是园林生产中第二个有趣的话题:时间-空间的再生产。如何在空间体验中延长可计算时间或延伸空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范畴,但相关研究多从他者感受的角度去分析,从参与主体的角度去分析时间-空间的生产的相对较少。笔者认为中国古典园林的使用主体是园主自己以及家人,即使有存在雇佣关系的匠人建造和参观的游人,园林还是带有较大的主观成分,所以主体对空间的参与与创造才是园林“生机”的精髓,也是时间-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这里从主体参与、文化介入和空间序列三个方面对园林时间空间的生产方法进行梳理。

1.主体参与:造园体验的时间生产

正如上文所述,造园活动是园主人精神文化消费与再生的一种特殊体验,他们大多亲自耕种、布置花树,甚至住下后仍有边拆边改的情况,这都是源于造园体验的时间生产,是以一种玩家的心态随着自己喜好与心境、年龄变化等,把造园活动作为生活体验与消磨时光的游戏,故常出现十年一园或家族几代人修葺一个园子的情况。现在造园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与指向,主要由设计者交付施工方完成项目,使用主体参与较少,以完成指標、交工为目的,过程中丢失了玩家的心态与欣赏过程,建造中的趣味与思想碰撞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呈现效果自然也就减弱了。虽然造成这种现象很大原因是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分工更为专业化、精细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主体参与到造园活动中时,建造的乐趣与时间消费也正是现代人们乐于追求的体验,这就能解释人们为什么愿意花费时间在别墅花园基础工程布置完后,自己规划搬土叠石,选种花木,除虫除草,又或是中途更换新的植物,等待一年的花开与收成。即使住在小区高楼,人们也会创造小的花园环境。

2.艺术介入:文化参与的时间生产

中国古典园林空间中,园主为表达青云之志、人格咏叹又或是警醒后人、树立家训等,常用文学手法“点题”,让文化参与到园林空间之中。其中,最常见的是匾额、楹联,有“赏景的说明书”之称[5],就像人的须眉,不只是外表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一种必要的功能,有画龙点睛之意。除此之外带有文化意蕴的造景也较为常见,主题多为四时变化、人格气韵或是佛道儒的禅意思考,利用符号化、共时性,将時间定格在永恒之景,如春夏秋冬之于竹荷枫梅,又如君子之于梅兰竹菊。如果说“景”是源于视觉的感受,“境”则源于身心的感悟,也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关键。杨锐曾提出关于“境”包含了“空间、时间和人的三重复合字义结构”[6],人沉浸在园林空间中,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各方面感官整合而来的体验引发情感与思维活动,如同诗歌的赋比兴,文学性的参与又将“景”的主题升华,从而递进为“境”的作用,并通过寄情于物、托物言志,借以联想显得意犹未尽,延长体验的时间,激起人精神的共鸣,故有源于文化参与的时间生产一说。

3.空间序列:空间延伸的时间生产

中国古典园林中最为后世人赞扬的正是其空间序列与营造技法,诸如“小中见大”“虚实结合”“起承转合”“先抑后扬”等,这些园林设计技法在前辈们的研究中被单独提取出来,从空间设计角度分析研究,做了很多精准的总结,如童寯先生的《江南园林志》、彭一刚先生的《中国古典园林分析》、陆琦等的《园林读本·筑苑》等。这些空间设计手法的作用无一不将园林空间内的体验时间拉长,产生令人迷幻的时间-空间感,可以说是最直接有效的时间生产手法。

笔者借用几何学点线面的观点,将园林空间抽象地分解成点、线、面三个层面,分别是点状要素(节点)、线性要素(路径与视线)和域面要素(院落)。其中,节点是人们日常活动中使用最频繁的地方,在此人慢慢观赏周围的景物,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为了增加驻足时间,设计中要让所看之处皆有景,且要有趣或有深意才能让时间停留更有意义。而线性要素作为连接节点和穿插各院落的中介,具体表现为游廊、园桥、园路、斜坡、楼梯、水道,除交通功能外,还具有分割领域的作用,利用虚实对比,使空间相互渗透,以自身通透的特性通过折曲、遮挡等手法丰富过于直白的路线,形成似断未断、若离未离的效果。同时还会让路径与视线共线、平行或相分离,形成一种动态的连续构图,对整体空间获得较好的感知,共同组织了园林空间的动态呈现。[7]这些物理与心理的变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人们对于空间的感受,形成时间生产的幻觉。

三、园林生产方法在村落活化中运用的可能性

中国古典园林的前提是“私家”,但也并非一直保持私人、封闭的属性。园林生产方法要真正合理地运用在当代社会情景中,定不能忽视其从封闭的“私人领域”向开放的“公共场所”转变与过渡的历史条件。

有文记载,在宋朝,我国民间有在元宵节后游园探春的习俗,故有东京汴梁“都城士大夫有园圃者,每岁花时必纵人游观”的情景。又有《梦粱录》记载南宋杭州的蒋苑使园圃在仲春十五开放私园吸引游客的情景:“内侍蒋苑使住宅,侧筑一圃,亭台花木,最为富盛,每岁春月,放人游玩,堂宇内顿放买卖关扑,并体内庭规式,……数亩之地,观者如市。”可见早在宋代已有乡绅、富商宅园在特定时期向村民或同族子弟开放的先例。随着晚清西风东渐,上海滩的豫园、申园、张园、徐园等更是先后长期对公众开放,最出名的当属张叔和的张园(味莼园),集花园、茶馆、饭店、书院、剧院、游乐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图1)。直至近代城市发展与西方城市公园理念的传入,园林开始了大范围公共化的历程,完成“私家”向“私家与公家共生”的转变,同时也保留了园林最初对于人格精神再生产的本质,成为所有人劳动之余休闲娱乐消磨时间的场所。

而今,将园林生产方法融入村落活化改造,相对于城市商业资本介入是一种比较温和自然的方式。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宏观角度看,园林与村落都存在多元的空间属性,在精神家园与生产本质上存在一定的共性联系,结合现代生产的当下性,符合当下社会文化消费的条件。

随着当代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的体验从以往的稳定从容变得碎片化,使人们对于消费者的身份变得更为敏感,从追求生产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变,而文化体验随之成为当下比较热门的主题,所以在村落活化中重视人格精神的回归与再生成为关键因素。人格精神的回归一方面是村民家园精神的唤醒,以主体参与、艺术介入的方式提高村民对活化过程的参与度,增强村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重视对人文土壤的保育工作。此外,村落文明的重塑也是人格精神的再生,让终日穿梭在城市高压环境的人们能在乡村找到一个净化心灵、平静内心的理想之地。如此一来人们在生活与游玩中都能感受到对家园的情怀,有了二次游的心思,乡村活化才有可持续的意义,后续的乡村实际问题才能更好地开展,乡建才有共赢的机会。

四、园林生产方法在村落活化中的运用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是一个典型的珠三角水乡特色的村镇,包括逢简村、青田坊、马东村等,村内旧屋数百间,古祠林立,乡间水道蜿蜒曲折,石板古道斑驳纵横,两岸岭南乡土树木繁盛,带着渔乡的古朴纯粹。这里以杏坛村落活化的案例,对园林生产方法在村落活化中运用的可行性展开分析。

(一)主体归位,尊重“私人领域”的多元差异性

村落中包含村民日常生活的领域和村民公用的或开放游览的非日常生活领域,这些空间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设计逻辑,但这两种相反的秩序在现实中往往不能被完全分离,总有顽强的私人领域在公共空间中“长”出来,即使是在城市这种如此注重公共领域形象的区域也不能完全抹去私人领域的独立性(图2),村落活化改造更是如此。每位村民的原生生活空间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不能因为过于追求村落形象的统一而抹去这种珍贵的“个性”,应尊重多元差异。笔者认为合理利用这种私人领域在公共空间中能更显个性与生机,让它们重新服务于公共社会生产。就像旧城区中千姿百态的广告牌(图3)、社区中各家户在合理范围内以植物围合的小院,皆能很好地反映出主体的个性与特色,这也是各个城市的老城区比新城更有活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