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娟

摘 要：界首刻花陶烧制技艺于2006年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技艺千年传承不息，是研究中国彩陶艺术的珍贵资料。但当下老艺人及传承者日渐稀少，刻花陶工艺急需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视。文章从界首刻花陶艺术特点、产地及代表人物、工艺流程入手，着重从元代以前、元至明晚期、清晚期至民国初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五个阶段展开具体论述，最后阐述新时代刻花陶的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刻花陶;发展;传承;新时代

1 淮北民间的传统工艺

《辞海》中关于“界首陶器”的解释是：“安徽界首县所产的陶器。最早发现于唐代民窑遗址。主要生产以工艺三彩陶刻画为装饰的瓶、坛、罐等日用器皿。成型后挂化妆土，刻画剔花，点缀绿釉，施以透明釉烧成后呈赭红、绿、米黄三色的花纹相对照，造型厚朴，刻花饱满，形成独特的三彩风格，一般多以民间故事人物、山水、花草等为题材。”

界首刻花陶是淮北地区民间传统工艺彩釉陶器，胎为红色陶泥，装饰釉以铜、铁元素为着色剂。界首刻花陶因产于安徽省界首市而得名。界首市位于淮河流域潁河中游，界首陶窑分布在颍河南岸距市区9千米的田营镇境内。该镇有13个村庄都是以陶窑命名，它们分别是卢窑、魏窑、后魏窑、计窑、前计窑、朱窑、尹窑、高窑、盆张窑、田窑、沈张窑、韩窑、王窑，故有“十三窑”之称，其中以卢窑、计窑、魏窑、朱窑名气最大。界首刻花陶在清代以前没有详细的传承人记载，清晚期能调查到的著名制陶名匠只有卢西安一人，民国以来著名的制陶艺人有卢之、卢山义、李布兰、唐志铁、朱怀信等。

界首刻花陶生产的工艺流程由泡泥开始，经过练泥、踩泥、揉泥、拉坯、修坯、施化妆士（粉士、白土）、刻、剔花、素烧（800～900摄氏度）、施釉、釉烧（900～1050摄氏度）十几个步骤，一件完美的彩陶成品便完成了。界首刻花陶主要以生活用器为主，有盘、盏、洗、罐、钵、瓶、炉、灯等，装饰彩釉有三彩和单色绿釉、黄釉、酱釉、枣皮红釉等，装饰纹饰有卷草纹、荷莲纹、牡丹纹、菊纹、茴香瓣纹、草叶纹、鱼纹、鸟纹、仕女、刀马戏剧人物纹等，装饰技法有模印、刻画、剔划、彩绘等。其中尤以刻画剔花著称，即胎制成后先施两层化妆土，再刻画出花纹，然后剔去花纹以外的部分，露出下面一层化妆土为花纹底子，有的还在底子上补填酱彩，上面一层化妆土为花纹纹饰。烧制工艺是先将坯体入窑，经过素烧后加点绿彩，罩施一层透明釉，再入窑经800摄氏度左右的窑温烧成。由于下面一层化妆土含铁量较高，烧成后呈酱黄色，上面一层化妆土含铁量较低，烧成后呈乳白色，再配以绿色彩斑，集黄、白、绿三种颜色于一体，十分自然古朴。

2 刻花陶的艺术传承

界首刻花陶始烧于何时说法不一，有隋唐说、宋元说和明代说。1983年4月，界首市田营王庄西北角发现一座汉代砖室墓，出土的陶鹰、陶鸡、陶厕、陶猪圈、陶猪、陶狗、陶奁、陶井均为红胎绿釉，其中一件陶灶红胎外饰乳白色陶衣。这些器物的釉色原理为后来的彩釉陶指示了一个极正确的发展方向。令人振奋的是，在被评为“1999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淮北柳孜古运河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界首陶片，尤其是在一个宋井中发现一片刻画三彩陶片，为我们研究隋唐时期界首刻花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可以把界首刻花陶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其发展高峰期）：第一阶段为元代以前;第二阶段为元仁宗延祐年间至明晚期;第三阶段为清晚期至民国初期;第四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五阶段为“文革”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

元代以前的隋唐、五代应该是界首刻花陶器的起源阶段。隋朝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朝历年短，此间的陶瓷手工业南、北方瓷业竞相繁荣，官窑、民窑竞相发展。在考古发掘中的六处隋代窑址中有四处分布在长江以北，为唐宋时北方瓷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安徽寿州瓷黄、河南禹县窑烧制的花釉瓷和巩县窑创烧的唐三彩因距离界首较近，它们的烧制技艺成为界首彩釉陶器的模仿范本。界首彩陶在学习中不断成长，所以民间流传彩陶技艺始于隋唐。宋代统一政权建立后，社会安定进步，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人们对陶瓷器的需要空前高涨，上层社会流行用精细瓷器，平民百姓用粗糙的陶瓷器皿。这种深入千家万户的广阔的陶瓷市场的出现，促使宋代民间窑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随着陶瓷器作为商品流通，各窑业的产品相互影响，工艺技法相互借鉴与仿效。其中，河北磁州窑生产的瓷器富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格调朴拙粗犷，题材繁复，多把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人物、山水，鸟兽、花卉以纯熟简练的笔触概括在瓷器上。这种卓然独立的格调深深地影响了河南省禹县扒村、山西浑源窑、陕西耀州窑等的彩釉陶器的生产，更深深地影响了界首刻花陶器的烧制技艺和器物造型。界首刻花陶器物上多以鲜活灵动的线条刻画出种种花卉图案。

元明时期的界首刻花陶，由于陶泥可塑性的增强，其在继承和发展北方瓷窑先进制瓷技术方面得到充分运用与发挥。另外，明末清初官窑彻底衰落，给民窑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窑工们在失去了可以模仿的官窑图样后，恰逢小说、戏曲、版画盛行，版画及时成为制陶艺人借鉴的新艺术蓝本。因此，刻花陶在装饰技法和装饰纹饰上也吸收了当时木版年画、剪纸贴的艺术风格，可以说这一时期是界首刻花陶的鼎盛时期。界首市博物馆收藏的元代绿釉瓜棱陶罐、明代绿釉刻画人物陶罐、明代酱黄釉剔荷莲仕女纹陶罐、明代三彩釉剔花茴香瓣纹陶瓶、明代三彩釉剔花开光鸟鱼纹瓶以及安徽博物院收藏的明代三彩釉刻画游鱼莲纹陶瓶等，反映了这一时期彩陶制作的精湛技艺。

特别值得重墨一笔的是，徐州市博物馆在发掘明城遗址的宅基和生活垃圾堆积层中发现了大量界首刻花陶片，主要有三彩釉堆贴龙纹三足炉、绿釉印花鱼纹浅腹洗子、三彩印花仕女板沿洗子残片、三彩刻画荷莲纹板沿洗子残片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元明时期界首刻花陶的技艺。这一时期的界首刻花陶的主要特征：器物均为平底露胎，装饰技法多见模印、刻画，少见剔花、堆贴、彩绘;纹饰以卷草纹、荷莲纹、牡丹纹、鱼纹、仕女纹为主。

清晚期至民国时期的界首刻花陶，在继承前期制陶技艺的基础上，受到了当时戏曲艺术发展的影响，因而在纹饰的内容上更加丰富多彩。除了花鸟鱼虫外，出现了很多如隋唐演义秦琼大战尉迟恭、三国演义桃园结义以及包公判案等脍炙人口的戏剧人物故事形象。在装饰技法上，剔花工艺较以前普及。在器物造型上出现了陈设品，如帽筒之类。器物底足多为浅圈足、圈足。例如，界首市博物馆收藏的清代三彩剔花天官福禄寿星陶罐、清代三彩剔花菊纹陶罐、清代三彩剔花陶炉、清代三彩剔花包公判案陶罐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界首彩陶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著名窑工卢山义、卢山志被送往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群众艺术研究社学习，他们的绘画、制坯工艺得到长足的提高。最具代表性的是2004年，盧山义获得第五届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和民间工艺金奖。2006年，卢山义被评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同时入选全国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安徽省陶瓷类唯一入选人）。卢山义出生于界首市卢窑村一个艺术之家，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戏剧刻画名匠。卢山义自幼就受父亲的艺术感染和熏陶，喜欢民间酒坛花瓶、脸盆上绘制的图画，并一步步走上刻花陶的传承与创新之路。①1954年，卢山义组建陶器生产合作社，1958年改名为“界首工艺陶瓷厂”，使刻花陶发展进入又一个鼎盛时期。1954年，苏联东方艺术博物馆的《造型艺术》刊登了著名土陶艺人卢山义先生制作的三彩剔花刀马人酒坛巨幅照片，馆长莫洛卓娃称卢山义是“金手的艺术家”。当时界首刻花陶在国际上反响很大，特别是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争相收藏。这时期烧制的器型品种有30多种，仍以日用器皿为主，烧窑燃料从柴草转为以煤炭为主，器物的釉面光泽比较强。当时年至耄耋高龄的卢山义老人仍独领刻花陶的传承技艺。

“文革”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我国文化艺术复苏时期，也是界首刻花陶的又一个春天。界首工艺陶瓷厂在著名美术家韩美林先生指导下，研制出硅硼系列彩釉，如乌金釉、金砂釉、孔雀蓝、玫瑰红釉等。同时把陶器低温型转为高温型，窑温900摄氏度左右，胎釉结合较以前更为紧密，陶胎颜色为淡黄色，彩釉更加艳美。此时期的产品远销东欧、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卢山义先生的三彩刻花缸还于1984年获“轻工部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优质产品奖”。一些艺术家赞誉其“有形不至而意至之妙趣”，可谓“东方之秀”。

3 彩陶文化的新时代

界首刻花陶器长期受人们的青睐，是因为它就地取材、粗料细做，突出审美与实用相结合的特点，以坚固耐用、美观大方的特点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造型上的简洁和装饰上的流畅豪放，体现了广大工匠累年创作实践积淀的成果，闲适淳朴的格调，显示出永恒的艺术魅力，它以自身朴素情趣和接近自然的艺术韵味，一直保持着活泼的生命力。界首刻花陶器的地位与影响不仅在于它具有浓厚的地方艺术特色，更主要的是它集中体现了我国民间艺术之精华。界首刻花陶是我们研究中国彩陶艺术的发展和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

作为民间艺术，界首刻花陶根植于界首十三窑的沃土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界首刻花陶曾出口到波兰、捷克、苏联及保加利亚等10多个家，《人民画报》《中国工艺美术》等书收录了它的芳姿。然而，现代文明的步伐让人们摒弃了这门古老的技艺，转而追求有更高经济收入的事业，传承者不足10人，致使这朵根植于民间的艺术奇葩每况愈下。自从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这种濒危的状况引起了政府与文化和旅游部门的重视，先后成立了界首市彩陶发展保护委员会、界首市彩陶研究会，并在界首市博物馆内设立了界首彩陶专题陈列馆，还制订了一系列对老艺人和传承人的保护措施，对老艺人的技艺进行电子文本的制作，制作宣传画册进行宣传;对“彩陶村”项目进行立项;对工艺陶瓷厂进行改制，重新给它注入生机;通过扶持广大爱好者成立彩陶工作室、参加各级技艺大赛等手段发展新的传承人体系;并在市、县两级院校开设界首彩陶非遗项目的专题课程，普及彩陶文化，传承有序打造品牌彩陶，为彩陶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