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青 郑晨悦 何文

摘 要：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物质消费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生活垃圾产量也不断攀升，人类与环境的矛盾成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为响应习总书记号召，上海市于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然而，执行过程中不断暴露出大量问题。为优化垃圾分类管理途径，基于实地走访结合层次分析和静态博弈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得出“居民-居委-政府”三方角度进行居民区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的优化途径。针对现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上海作为中国的标杆城市之一，是中国城市中垃圾分类的先行者，研究上海市城市环境治理问题和公共事业精细化管理，对全国其他省市有借鉴意义，具有较高的社会实践价值。

关键词：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资源环境;层次分析;静态博弈分析

引言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又是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必由之路，也是为市民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民生工程。”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物质消费水平大幅提高，居民生活垃圾的产量也不断攀升，人类与环境的矛盾成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上海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垃圾围城的困境也日益严重。上海市于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然而执行过程中却出现许多问题。

新时代下，人类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研究上海市城市环境治理问题和公共事业精细化管理，对全国其他省市有借鉴意义，具有较高的社会实践价值。

一、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现状分析

（一）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存在问题

1.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参与意愿不高

如果不从居民主观意识上改变对待垃圾分类的态度，仅依靠分类垃圾桶是难以加大垃圾分类执行力度的[1]。因此，居民对于垃圾分类态度的转变是当前垃圾分类工作推行的关键因素。

2.垃圾分类硬件设施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无法支撑垃圾分类现有需求[2]

在我国实施垃圾分类的初期，主要矛盾是后端缺乏现代、多样化的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垃圾分类的硬件设施建设无法满足居民需求，有愿意分类投放垃圾的部分居民，而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2]。

（二）上海市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现状

1.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初具规模[3]

上海初步建成了全程分类系统，无害化处理干垃圾能力提升明显，湿垃圾按照“就地就近，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基本实现分类处理;经过3年试点，全市建成了近900个两网融合回收网点，回收再生资源体系与生活垃圾清运体系不断融合发展。除此之外，融合了“绿色账户”积分这一互联网+新型激励创新方式。

2.分类、中转、回收全流程体系逐渐推进[4]

上海市今年改造了1.7万个垃圾箱房，减少了道路垃圾箱数量。目前居住区分类投放点完成改造约1.03万个（如图1），全市60%垃圾投放点完成容器、标识、收运体系规范配套。

3.末端处理能力大力提升

目前，上海市已建成垃圾末端处理设施，如建成生活垃圾处理设施18座，其中包括垃圾焚烧厂9座、填埋场5座、大型湿垃圾处理设施4座。

二、社区垃圾分类实施情况及政府监管有效性分析

（一）社区垃圾分类推行及实施情况

1.社区垃圾分类推行及实施情况分析

（1）科普宣传方案

1）张贴公告，入户宣传。

2）设置评比栏，积分奖励。部分小区设置“红黑榜”评比栏和积分兑换奖励机制，通过每幢楼居民垃圾分类情况，评出星级楼宇。居民个人可通过投放垃圾时刷卡积分，一定积分后可向居委兑换日用品。

3）开展多样化宣传活动。为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宣传覆盖面，提升居民参与感、体验感，部分小区联合街道办事处面向居民开展宣传活动。例如，在植树节时举办环保定向赛，优胜者以家庭名义在小区种下一棵果树;其他宣传方式还有诸如歌谣、木偶剧、篮球赛等。

（2）垃圾投放选点设点方案

大多居民希望垃圾投放点不设置在自家门口。根据绿化和市容管理部门的《导则》，“在‘定点定时垃圾投放点的设置上，建议每300户至500户居民设置一个垃圾投放点。在选择投放点时，一方面要考虑对小区的充分覆盖，另一方面要最大程度方便居民就近投放。”一些小区选择将原有垃圾桶进行装饰和改造，设立成新投放点。

（3）监督管理方案

在定时投放时间段有志愿者值班，指导并监督错误投放垃圾的居民;垃圾厢房周围装有摄像头，拍摄下不分类投放垃圾的居民，方便后续对个别居民进行教育，以起到监督作用。

（4）硬件设施升级方案

在部分小区，志愿者使用改良火钳，由240L标准垃圾桶特制出把长40厘米的夹子;有的小区还加设了小区定时定点“巡逻”车，车上还装配隔板、水桶、大伞等人性化设计。

（5）垃圾分类政策实践基础存在差异

不同小区垃圾分类执行开始时间不同，在上海市垃圾分类政策正式实施前就已经推广垃圾分类的小区推行具有时间优势，居民对分类政策接受度相对更高。

2.利用层次分析模型，分析社会因素对居民垃圾分类结果的影响[5]

将问题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结果的影响，第二层由家庭结构、生活习惯、居住时间、家庭收入水平幾个因素组成，第三层由宣传教育、督导、激励三个因素组成。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见图2）

（2）构造判断（成对比较）矩阵

确定上下层隶属关系后，在确定因素之间权重时，如果只有定性的结果，往往不被别人接受，因而Saaty等人构造成对比较矩阵A=（aij）n×n，即：不把所有因素一起比较，而采用两两相对比较，减少不同性质因素互相比较的困难，提升准确度。

（二）政府监管的有效性分析

1.政府监管的有效性分析

（1）政府监管与居民垃圾分类的静态博弈分析

根据社区垃圾分类监管分析结果，建立政府监管与居民垃圾分类的静态博弈模型[7]。

针对此博弈，做出如下假设：

1）博弈主体为政府和居民两方，各自为有限理性;

2）博弈双方均追求效用最大化;

3）博弈主体的行为受声誉因素的影响;

4）政府可选择监管或不监管，居民可选择分类或不分类;

5）假设所有参数都是正数。

静态博弈模型参数解释如下：

1）参数C1指居民分类所需付出的时间与体力消耗成本;

2）参数P指居民不参与分类受到政府的处罚，包括罚款、积分减扣等;

3）参数h指居民不参与分类受到居委会的批评，引起个人形象的破坏，为居民声誉成本;

4）参数R指居民参与分类获得的奖励，包括物质和精神奖励，如积分兑换，现金兑换等;

5）参数C指政府监管垃圾分类的成本;

6）参数H指居民参与分类降低的垃圾处理成本，或居民不参与分类造成环境恶化、垃圾围城日益严重，以及资源浪费。

分析可得，政府和居民在不同选择策略时的收益矩阵，见表3。

分析收益矩阵，可得以下结论：

1）当P

2）当C1>h时，居民分类成本大于声誉损失等成本，居民会选择严格占优策略不分类。

在该博弈中，纳什均衡由政府监管成本C、居民垃圾分类成本C1、居民不参与分类的声誉损失h、政府的惩罚P以及参与分类得到的奖励R等因素来决定。

该模型存在的缺陷和问题：针对时间，体力，声誉，支付与社会成本无法准确量化测量。

2.相关部门功能角色分析

（1）居民层面：居民的态度和参与度是垃圾分类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居民中的业委会起到居民与居委会沟通作用，可以将居民需求和意见及时反映给物业。

（2）社区层面：居委会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重要纽带。居委会在垃圾分类中主要扮演了宣传政府相关政策、给与居民指导、调解辖区内住宅业主矛盾的角色。

（3）政府层面：政府在垃圾分类法律体系中处于权利人位置，具有主导作用。上海市政府发布一系列垃圾分类的相关行动计划及惩罚方案，加强了宣传引导与监督监管，保障了政策的顺利实施。在组织、宣传以及立法基础上，通过上海市人大、政府联合多方力量，全面推行垃圾分类规定的实施;在基层，小区通过党建引领，依靠“三驾马车”，即基层党组织、居委会及物业公司，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推动垃圾分类相关工作更好开展。

三、上海市垃圾分类政策在执行中的问题

（一）垃圾分类宣传不具有持续性、深入性

较之以往，垃圾分类宣传力度加大，但宣传没有持续性、深入性。“入户宣传”、“面对面宣传”等近距离的宣传方式执行不够深入，尤其对租客、年轻白领等群体宣传不够;其次，长期混装垃圾的生活旧习惯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实际生活中分类动力不足，再加之上海市关于环境保护教育内容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渗透程度仍不足，垃圾分类大多只是当做新闻来报道。

（二）定时定点投放制度中定时规定不具有普适性

部分小区设置了专门的垃圾房点，未强制要求居民“定时”丢垃圾。小区执行“定时定点”规定中的“定时”规定并不具有普适性。“定时”规定对上班族、钟点工等特定人群，造成极大不便，导致部分居民无法在居委会规定时间内丢垃圾，导致在非垃圾投放时间，垃圾厢房周围垃圾环绕、混投严重。

（三）垃圾分类监督检查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部分小区在相关部门检查前期，紧急组织居民和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在检查过后就松懈下来，现行的监督法规并未产生长期有效的监督效果，工作人员也反映居委会权利有限，只能对小区居民进行劝阻诱导，并不能对居民进行实质性的处罚。同时，太过苛刻严格的处罚措施也不利于邻里关系的和睦友善，对垃圾分类的初衷起到反作用。

（四）硬件设施分布不均衡、覆盖质量不达标

虽然上海市垃圾分类管理技术系统已初具规模，但实际垃圾分类实效与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对比上海市两网融合回收体系建设《导则》相关规定，目前可回收物服务点总数已超过计划，资源分布并不均衡，全面覆盖的目标并未达到。由于资金等原因，垃圾分类硬件设施资源不均衡，出现轻微垃圾分类两极化趋势。先进的垃圾分类设施集中于少数小区，许多老小区、普通小区仍只有最基础的露天分类垃圾桶投放设施。技術进步带来的便利性只有少数小区居民可以享受，不利于城市整体垃圾分类的推动。因此，加速推进上海全市先进垃圾分类设施研发及建设，以“先分类带动后分类”，切实落实居民区垃圾分类投放点的智能改造，将是垃圾分类关键所在。

四、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相关对策建议

在借鉴国内外垃圾分类相关经验及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通过文献分析以及实证研究，针对走访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期望进一步改善城市垃圾分类情况。

（一）加强垃圾分类持续性宣传

垃圾分类是一项持续工作，使市民养成良好的分类习惯是垃圾分类良好推动的前提。市绿化及市容部门应制定持续性的垃圾分类宣传和教育规划。

可在垃圾厢房上方放置投放屏幕，拍摄垃圾中端运输过程及末端处理流程公益片循环播放，也可播放垃圾分类教育知识、分类指导宣传片等。

出版垃圾分类知识相关书籍，培训专业人员对社区人员进行指导。

（二）设置暖心设施服务，完善垃圾分类基础设施，提高不同作息居民垃圾分类便利性

物业可推出更多“有温度”的便民福利。基建方面，可以推广建设“误时投放点”，方便996工作者等人群垃圾投放需求;相关部门可采购一体化干湿两段垃圾桶，发放给居民使用;在垃圾站增设简易水斗、洗手池、照明灯、破袋神器、伸缩雨棚、太阳伞等暖心配套服务，减轻居民抵触情绪。

（三）加强垃圾分类政策组织建设，优化管理，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指导与监督平台

政府应加强垃圾分类政策组织建设，通过党建引领，依靠“三驾马车”，即基层党组织、居委会以及物业公司，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更好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铺开。

建立健全垃圾分类监督制度，由以上的静态博弈分析可知政府监管强度对居民分类参与度有极高影响，所以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管制度。打破当前市容环卫部门既执行垃圾分类政策又全面监督管理的双重体制的弊端[6]。可由市环卫部门进行统一规划，由其下属部门具体执行垃圾分类政策，由市政府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效果统一进行评估和监督。

一方面，开放居民对政府垃圾分类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渠道，如在市容环卫管理局官方网站定期公开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情况，同时开设公民监督邮箱;另一方面，发动广大普通居民监督垃圾分类投放，试行举报有奖制，形成居民之间相互监督的垃圾分类氛围，有利于促进居民间的垃圾分类意识。

（四）加大垃圾分类先进技术引用和资金投入

要加强科技创新，通过重点扶持科研单位开发研究新型垃圾分类设施，引进先进设备仪器。政府可采取优惠政策，激励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以及专业化型企业参与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具体环节，加大垃圾分类资金投入。

鼓励有想法有能力的科研人员，研发可以自动识别和分类垃圾的智能机器并投放到各垃圾回收站。

研发小型机器人，协助儿童进行垃圾分类，提高孩子垃圾分类意识和能力需要从小培养。

（五）学习先进分类经验，实施垃圾收费制度

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垃圾分类经验。比如，借鉴日本[8]开展实施生活垃圾收费政策，可以按照合理统一标准进行收费，且费用多少与垃圾产生量挂钩，并结合绿色账户进一步推進生活垃圾收费策略，也可在垃圾收费项目中增加惩罚性收费部分，多样化促进垃圾分类政策的相关推广。

五、结论

针对垃圾分类宣传方面，建议设置投放屏循环播放公益片，在奖惩措施方面，建议借鉴国外统一按垃圾产生量收费制度;在居民基础设施方面，建议设置误时投放点暖心设施;在政府监督指导层面，建议充分发挥“三驾马车”的作用，在科技层面，建议加强科技创新等。

综上，垃圾分类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持久战，需要市民、企业和政府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坚持。上海市垃圾分类现状整体良好发展，并已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垃圾分类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上海市实际情况，从宣传策略、组织建设、制度完善、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上海作为中国的标杆城市之一，也作为中国城市中垃圾分类的先行者，研究上海市城市环境治理问题和公共事业精细化管理具有较高的社会实践价值，对促进上海市乃至全国建设绿色城市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柳平.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商业大学，2018.

[2]  人民网.分类意识逐渐增强，分类硬件设施得到提高，但分类仍未能真正深入百姓生活，到底卡在哪？[EB/OL].http：//www.sohu. com/a/237098967_357509

[3]  黄舒慧.上海生活垃圾清运量数据分析及预测[J].环境卫生工程，2013，（5）：8-10.

[4]  胡倩雨，陈超，黄盈盈，等.上海市城市社区推行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措施[J].绿色科技，2013，（3）：164-167.

[5]  杨晓丛，赵欣，陈玲.垃圾减量分类的量化数学研究[J].科技资讯，2013，（34）：121.

[6]  陈红敏.上海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难点与对策[J].科学发展，2018，（1）：79-86.

[7]  李达.高校垃圾分类回收监管机制演化博弈分析[J].中国环境管理，2017，（5）：90-94.

[8]  陈怡良.日本的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神州，2017，（1）：224-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