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良

从苏联秘密回到上海

留苏学生回归祖国一般均须先到上海，因为党中央在上海，工作分配须经党中央的指派;另一方面是留苏学生归国时为了避免被间谍跟踪，必须隐蔽一个时期，然后由秘密交通陪同，送到中苏边界，方可偷越国境到一个秘密联络站，尔后就独立行动，多数是搭火车回到上海。

这里顺便要谈谈我后来的丈夫沙文汉。他在苏联化名明苏，在少共国际办的马列学院学习完成后，决定回国工作。他先入住了一个旅馆内，我和其他同志也恰好入住这个隐蔽的招待所。这样就有机会经常畅谈“中大”里的斗争问题，我们对王明宗派小集团都痛感危害极大，但还未想到他们后来居然成为领导全党的显要人物。我们是分开走的，他在5月间同另外的一些同志先行回国，我们是7月间同陆定一、邓中夏等同志一起返回上海。这次回来，仍坐西伯利亚火车到中苏交界的地方——叫做绥芬河的铁路终点站下车，就不能再坐火车了，因为中国军队布满在车站，危险很大，所以要求步行，而且时间是在晚间。我忘记了那天晚间的路程，我们走到了一个联络站，那里有一个俄国妇女招待吃饭，要我们换中国衣服，所有俄国制造的衣服鞋帽一律不准穿着过境，我们都打扮成为一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就是做生意的行商。夜间坐了一驾马车，在大雨中驶到边境，一下来就被无数的大蚊子包围，这种可恶的蚊子，平生没有看到过，被咬的地方，立即变成一红块，奇痒不堪。

天快亮时，我们不顾一切跑过国境。那个地方是长白山脉的高山，我们拼命跑过许多山头，走得筋疲力尽，方才到了平原，那里已经是中国地界——我们的祖国了。交通员还在陪同着我们，但距离拉得很远，以防被中国侦探看到，我们互相装着不相认识。这样惊险地走到了绥芬河边的一个小酒店，我们又由交通员带进去，请我们吃饭，并送来去哈尔滨的火车票。幸而没有人注意，总算平安地登上火车。再由哈尔滨坐车到大连，住进一个小旅馆，全是炕床式的房间，过了一夜，坐船到了上海。

根据预先约好的关系，我住进四马路（今福州路）一个小旅馆，过了几天，邓中夏同志来通知我，我被分配到工会去工作。那个时候重要工作是搞工人运动，所以在苏联时我已学了一点纺织技术，准备进纺织厂当工人。俄国人不大了解中国女工的情况，说女工都梳发髻，因此又留起长头发，梳了一个髻，想不到“五卅”运动后被我剪去的头发，现在又要复古了。

我很快地找到了我的母亲，因为她住在党的机关。看到我这个打扮，她说这不行，带我去做了一套香云纱衫。我就这样冒充女工，到江苏省委领导的纱厂工会去报到，这个时候正是李立三领导“工会”，里面清一色的女党员，委员会书记叫阿金（金维映）。我是其中的一个委员，此外还有朱秀英、娄曼云等同志。大约有十来个女党员，都是年轻的女同志，除朱秀英以外，全是知识分子。我当然没有什么意见，绝对服从组织决定，去干我们冒险的工作了。

因执行立三路线被逮捕拘留

当时党中央书记名义上是向忠发，掌握实权的是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向忠发是工人出身，不懂理论，也无领导全面工作的经验，所以不能不依仗李立三代为发号施令。

1930年7月，我回国的当儿，正是李立三坚决地执行共产国际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時候，共产国际实权掌握在斯大林之手，用共产国际名义发表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是以极左的姿态出现的。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认为全世界的革命高潮快到了，即所谓“第三时期”，中国革命如果先胜利，就可以取得全世界革命的胜利。李立三根据这一错误的估计，在6月11日发出了“六月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而且根据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由大城市发动一次革命，就可以席卷全国，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认定上海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其作用不下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李立三为了夺取全国胜利，发动红军进攻长沙三次不下，使红军力量遭到很大损失，但他还是不觉悟，顽固地要发动上海工人的总罢工，准备夺取上海，把全党的力量投到工人运动中去。

上海的主要工业区在沪东与沪西，那里集中了许多的工厂，闸北、虹口一带有纱厂104家，这当然是重要的阵地，非夺取不可。我们那个丝厂工会，实际上是“行动委员会”，把党、工会、青年团合并在一起，为发动总同盟罢工作准备。我初到上海，不了解情况，每天跟着阿金转，在虹口一带的丝厂集中地区进行工作，为了便利起见，我们住在虹口，我住在武昌路一家白铁匠的阁楼上，这间小楼原是总工会领导人李振瀛住的。他给我留下了一只小铁床，一个小桌子，两把椅子，一只火油炉子。里面臭虫极多，可我连捉臭虫的时间也没有，每天一早就到约定旅馆中接头，阿金主持会议，指派我们到哪些厂去“发动”罢工，所谓“发动”只不过是“冲厂”的别名，只要一个厂能够先罢下来，然后逐一去冲其他丝厂，这叫作总同盟罢工。厂里并没有党员，介绍给我去联络的丝厂女工，说是“赤色工会”的会员，其实也并非真是工会会员，只不过是勉强搭上去的关系，随便搭讪。斗争的口号是“实行三八制”“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这种罢工有时也能达到一定目的，比如说女工们听到外面的人喊叫“关车”，就会响应“关车”。纷纷拥出工厂，厂方就把门一关。我们就以为完成了任务，向阿金汇报，但下文如何呢？每天这样搞，工人们也就不感兴趣了，我们是赤色工会的代表，但工人问我你们的会址在哪里，我却无法回答，因为我们不过是穿着女工的衣裳，根本不存在工会的会址，也无正式的负责人可以出面向资方交涉，所以采用“冲厂”办法，结果是非常不妙的。

我实际上成了李立三路线的牺牲者。在8月间某一次“冲厂”时被北密勒路巡捕房抓去，关进了看守所，那天我穿的就是母亲给我做的香云纱衫，手里拿的是一只放铜元的小袋袋，其他一无所有。这是英租界管辖的地方，一进巡捕房便有几个“包打听”来审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到丝厂门口去干什么，是不是去鼓动罢工。我在这个时候立即想起陆定一同志在莫斯科时对我说的话：“跟我们回国去，让中国的警察来考验我们吧。”考验的机会真的来了，一定要顶下去，绝对不能让敌人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也绝对不能牵连任何同志，我早已准备好了口供，就在敌人的怒斥中从容作答。

巡捕问：“你叫什么名字？”答：“陈小妹。”问：“为什么要去煽动罢工？”答：“我在工厂外面看热闹。”问：“你是共产党？”答：“我是农民。”问：“从哪里来？”答：“宁波乡下。”问：“为什么到上海来？”答：“找丈夫要钱。”问：“你有钱吗？”答：“没有钱。”敌人看我是一个无钱的乡下人，对我不感兴趣，就不再问话，把我关进看守所。

这个看守所是临时拘留女犯的地方，铁窗对面是一个工厂，里面关的都是妓女、拐子、小偷等人，多数是经济犯，政治犯只有我一个人，我放心了。牢房中只有木板床，两人一床，马桶一只，别无他物，吃的是糙米、咸菜之类，每天放风一次，隔天洗澡一次，但我没有衣服，连毛巾都没有，过的是非人生活。

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被捕？这样搞法，其他的同志能不同我一样被抓进去吗？我恍然有所觉悟：我们的路线有问题。总罢工为了什么目的？无非是为了夺取政权。工人并没有这个要求，他们怕的是失业。丝厂老板因为丝价狂跌，本想关门，如果罢工，他们是求之不得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工人利益嗎？不是！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军事力量很大，我们能够占领租界吗？国民党是依附帝国主义的，他们正在全力以赴“剿匪”反共。我们赤手空拳几个女同志能够接管104家工厂吗？不能！现实的教训，使我懂得了自己的幼稚，中央领导的错误，是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我们在这里要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万无可能的，想不到我也跟着犯了错误，真是咎由自取。列宁说：不能“儿戏暴动”，我们正是犯了这个错误。等待着我的是酷刑与枪决，到刑场去唱《国际歌》！我又想起了我的母亲，她会怎样伤心，她曾提醒我：“黄浦江上满是外国的军舰，你们要占领上海是不可能的。”我这个吃洋面包的留学生，不如一个非党的群众，我感到惭愧。

过了两天，忽然一个女看守来叫我出去，走到外面一间接见来人的铁栅边，抬头一看，真是我的母亲前来探监，我们当中站着那个女看守监视着我们的对话。母亲送来了一包大头菜，却没有带衣服来，我对母亲说：“天气快凉了，给我送几件衣服来吧？”母亲凝视了一下，就回答我：“难道你还想住下去吗？”

这句话猛然提醒了我，估计组织正在营救，或许我可以出狱了！我还想多说几句话，女看守就禁止我多说话。母亲说：“她还年轻，请放了她吧！”就这样我被拉回了囚室。又过了一天，女看守又来叫我出去，我惊疑了一下，跟着她走到一间会客室，这次是一位自称是张星恒的律师见我，他是来为我辩护的。我想这一定是母亲请来的律师，果然不错，他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以及犯罪事实，我仍然以此前对巡捕房讲的口供重复了一遍。他要我在一张记录上签名。我说我不识字，他就说：那就画圈圈吧。我画了一个圈，他就夹起皮包走出去了。

又过一天，租界的地方法院传讯了，我被领到被告席上站着，有许多旁听者，我发现母亲和姐姐都在旁听席上坐着，吃了一惊！她们好大胆，姐姐那时同姐夫杨善南住在一起，姐夫是我党秘密组织互济会的党团书记，一定是姐夫设法请来的同情革命的律师，出面请的当然是我的母亲了。

我紧张地听着法官的问题，法官问了姓名、年龄后，问我为什么要去煽动罢工。我所答非所问，仍然照以前的口供说了一遍，不想证人席上站着一个女人，她说：这个人到一个工人家里去过，她穿的就是那一套香云纱衫，一定是共产党！她说她是工会的负责人，是特地来出庭对质的。我当然拒绝她的指证，我说我没有去过工人家里，也不认识她。法官就不再问话，张律师坐在律师席上，站起来为我辩护，他说：“被告是一个乡下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罢工，我情愿为她作证人，要求当庭释放。”法官沉默了一会，同一位陪审官交头接耳谈了几句话，就写好了一张判决书，要我在那张判决书上签字，我粗粗一看，主文是“误拘”，立即释放。法官郁曼陀，是作家郁达夫的哥哥，也是一位进步人士。我暗想，这可是幸运了，马上在判决书上画了一圈。法官宣布休庭，巡捕把我带出法庭，我自由了。母亲立即迎上来，对巡捕塞了几元钱，她带我去一个小旅馆住下，不敢立即回到机关去，我在那个旅馆住了一夜，就转弯抹角走到我的那个阁楼上去，我又去剪了发髻，从此我恢复了原样。

我被捕后的详细情况，当时互济会以及党中央全部清楚，一时在党内得到很大的赞扬，说我经得起考验，我总算对得起自己的同志了。

第一个来访问与慰问的，当然是我的领导者阿金同志。她说：你那天在厂门口被捕后，我们就没有再到旅馆去碰头，那个地方已经被敌人发现。由于你的事情发生在先，救了许多同志。她知道我在巡捕房的口供，母亲住的机关也没有搬动，大家都平安无事，表示非常的欣慰，但她说：今后要改换工作，丝厂行动委员会也要改组一下。

第二个代表党中央来慰问我的是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他们两人不久前刚从苏联回国，准备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讨论党中央的路线问题，她很热情地称赞我的沉着勇敢，并说：“党中央对你的临危不乱非常称赞。”她是代表党中央来慰问我的，此外她也说了我的工作，决定调我到全国海员总工会去担任秘书。

第三个来访问的，就是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央委员陈郁同志。他是来接洽工作关系的，我一出牢房，组织上就如此热情对待，前来找我谈话与分配工作，我感到深深的安慰。党是十分信任我的，我也就把一个星期苦难的狱中生活忘记得干干净净。我自由了，我又将投入新的战斗。我的勇气与兴奋比较入狱前更加高昂，我真正以自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而感到自豪。当然，我知道那时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我们如果不改变策略与战斗方式，我们还会遭到未可预料的打击的。

起草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声明

我到海员总工会任秘书兼《赤海》报主编，海员总工会也是行动委员会，把党、团、工会合并在一起，对外称为海员总工会，其实全部是党员干部。党组书记是陈郁同志。这个机关更加重要，对外领导海外的船上工会工作，海员多是广东人，的确有许多大革命时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海员，陈郁同志本人就是海员工会的领袖，他很知道海员的情况，对内是领导长江航行的内河轮船上的工会，大革命时参加三次上海大暴动的老海员工人领袖朱宝庭（即阿缺）也在那里工作。海总内部分组织、宣传、秘书三个部分，还有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海外工作委员会，一个是长江轮船海员工会委员会，由阿缺领导，委员有王任叔（作家，又名巴人）和留苏同学吴福海。这些人都是海总的骨干，对于李立三路线，都是坚决反对的。

1930年8月间，瞿秋白、周恩来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到上海，他们的任务是纠正李立三的极“左”路线。他们回国后就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在9月间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纠正了这条路线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太好的判断，停止了组织上海、南京、长沙、武汉、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暴动计划，取消了党、团、工会各级的领导机构，并恢复了这些组织独立存在。李立三也在会上作了检讨，并被撤销了中央领导工作，调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作检查。瞿秋白领导了中央工作，向忠发还是总书记，仍是一个名义上的人物。但是三中全会的基本路线还是共产国际的旧观点，即认为李立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并未指明是“路线”错误。还提出“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对李立三路线没有在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清算，其实在共产国际的主导思想领导下，要彻底改变“左”的路线的错误也是空想。这为后来王明的更加“左”的路线埋下伏笔。

这时，王明等教条宗派小集团的主要分子多已回到上海，他们对于瞿秋白是有宿怨的。他们在莫斯科的一场斗争取得了胜利，解散了中共代表团，因立三路线问题，瞿秋白被派回上海召开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停止了立三的全国暴动计划，三中全会决议主要意见并非瞿秋白的个人意见，他也是履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可是过了两个月，共产国际认为三中全会决议是“调和主义”，又派米夫来上海，召开四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当时中央领导分为几个派别：王明等是一派;还有罗章龙是一派;以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的一派早已在党内提出了反对李立三路线，但被李立三所打击。六届三中全会后，何孟雄多次上书中央，反而被打成“取消派”“右派”。后来经过再三申诉，中央承認了何孟雄的意见“一般正确”，取消了对他的处分。

本来这样做是团结党内多数同志，是很有利的，但是事情出于常情之外，米夫持共产国际的指示，说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对何孟雄等同志认为是“右派”，不能宽容，主张立即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改组中央。结果1931年1月间召开了党中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让不是党中央委员的王明、博古、洛甫、何子述、沈泽民等参加中央全会，后来并选为中央委员，把王明捧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王明说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其“右倾”机会主义，意思就是说还不够“左”，唯有他们一伙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米夫又借口提拔“拥护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同时提出了未经中央讨论的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王明等被选入了政治局，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让王明教条宗派小集团的重要人物全部进入了党中央领导机关。王明上台之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这是当时最有实权的地位，他发号施令，打击大批和他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如撤职、开除、停止党的关系，不发生活费等。1月17日，何孟雄等二十四位同志被国民党逮捕，转即在龙华枪决，王明还宣布把何孟雄开除党籍，说他们被捕被杀是“咎由自取”。

四中全会决议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因为这样根本没有清算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反而说党内主要斗争目标是反右倾机会主义。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陈郁同志对王明一派的所作所为很不满意，对四中全会决议，也表示了不同意见，召开了几次党团会议，几乎全场一致表示反对，决定根据大家的意见，写成一个声明给中央。

这个声明是由我起草的，内容主要是说四中全会的决议比立三路线还要“左”，可能推迟中国革命的时间。这些意见迄今看来也是正确的，但王明领导的中央却抓住了个别词句，大做文章，硬说海总党团是右倾的，并派中央组织部长康生和军委主席周恩来到海总机关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的会议，康生提出起草决议的我应当停止工作，但对政治局委员陈郁同志当时不加批判，过了一段时间他被调到莫斯科去检讨，后来还被劳改了多年，直到抗战时才回国工作。在党内成员中还有一个吴福海，他因为是工人出身，没有处分，但再三动员他拥护四中全会，被他所拒绝，结果调离工作，派到东北义勇军中去工作，后来也受到那里领导的打击，以致1933年回到上海后，不接关系，弄得他十分狼狈。我和吴福海都是坚决反对四中全会决议的，同时又是在“中大”时同王明有不解的宿怨，我们被其打击也是势所难免的。

沙文汉当时在共青团江苏省委任青工部长，因反对立三路线，被撤职在区委工作。在王明等上台以后，为了报复他在苏联时接近瞿秋白，不分配正式工作，幸得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胡南生调他任组织部干事。后因贫病交迫，不能工作，只好到南京依靠他的大哥沙孟海，在其家中休养。当时被排斥的干部不计其数，这只是几个例子而已。

四中全会以后，王明推行极“左”路线，比立三时代还要“左”。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九一八”事件，东北沦亡，以王明为首的中央，根本不提“保卫祖国”，而提“保卫苏联”的口号，使党的群众基础日益缩小，许多党团员脱离组织，国民党派遣特务打入党的组织内部，更使后来国统区的党团组织破坏殆尽，在这最糟糕的黑暗日子里，我们所遭到的祸害同全国人民一样，陷入无可形容的苦难漩涡之中。

（本文由郝铁川、王由海整理而成）

（文中小标题编者有调整）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