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焜 李林

摘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发地，更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要求、还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抑或是信息技术、科技创新使公共空间发生的“质变”“裂变”，都将形成巨大的推动力，推动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获得新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主要发展将呈现如下趋势：一、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回归;二、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到“社会主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三、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主体”到“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共同体”的发展;四、从“现实公共文化空间”向“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拓展。

关键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新时代;趋势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0.03.013

什么是“鄉村公共文化空间”？在“乡土中国”社会里，乡村是最重要的细胞，也是最基本的公共文化空间单元。“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人际交往的主要空间、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1]这是一个既包括农村文化生活所依托的物理场域，又涵盖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和文化机制在内的整体性概念。[2]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具有意义阐释和价值生产功能，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根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来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不但是日常文化生活的“场域”，更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及精神价值的体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对象，也是公民基本公共文化权益得到保障的前提，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对中华民族来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中华文化之根脉所在，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是乡愁的来处。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这是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新判断，具有特有的鲜明特征和中国标志。[3]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其最鲜明、最根本的影响，就是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由“物质文化需要”升级为“美好生活需要”，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4]针对农村发展，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①。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国家力量、乡村发展战略引导，或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民间文化需求激发内生动力等影响因素，都将成为重要的驱动力，推动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获得新的发展。当前，研判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趋势，对促进乡村振兴、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回归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长期以来对农村的称谓从“农村”变成了“乡村”，那么，为什么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而非“农村振兴战略”？“农村”与“乡村”究竟有什么差别？从概念及使用看，在我国日常表达和学术研究中，对“农村”和“乡村”的使用并无严格限定，在辞海中“农村”与“乡村”也是通用的。但从历史看，我国先有“乡村”后有“农村”，“乡村”比“农村”历史更为悠久。近代之前，中国传统社会里只有“乡村”，没有“农村”，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一直沿用下来的称谓。近代以来，受西方“三次产业”分类影响，开始把专事农业生产的经济单元称为“农村”，“农村”逐渐替代了“乡村”。从我国社会发展来看，实际上“农村”与“乡村”交替使用，既有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也有50、6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十九大新提出的“乡村振兴”。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带来农村社会的系列变革，“农村”概念其实已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实践，其地域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社区特征的不明显性等使这一概念的外延突破了其内涵，建议用“乡村”来代替“农村”概念。[5]“乡村”是一个携带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且集生活与生产、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政治多元要素为一体的人类文明体。[6]乡村承载着中华民族浓郁的乡土情怀，也是乡土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党中央从“农村”转向“乡村”的表达，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内涵及意义却有很大不同。用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内涵更丰富、外延也更广的“乡村”替代“农村”，打破了一直以来我国沿用基于现代产业体系分类、专指从事农业生产经济体的“农村”概念，这不仅仅是概念的变化，也不仅仅是复古，而是用更为全面、系统、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乡村社会，要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这是一种认识论的提升，也体现了党中央对我国乡村振兴的新定位和新要求。

新时代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回归，一方面，是指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要回归乡村的本源，寻找文化根底、文化的根本属性。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五千年中华文明之根脉所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最重要载体，也是乡村文明复兴的关键。因此，要大力挖掘优秀农耕文明，挖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价值理念，弘扬正能量，充分发挥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阐释与价值生产功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公共文化空间生产中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培育乡村社会的公共精神、塑造乡风文明。另一方面，要从广义范围理解、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我国，对“公共文化”的狭义理解，是指政府为全体民众提供的文化服务，属于国家“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这也是当前我国城乡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部分，核心模式为政府主导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但由于受历史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广大乡村地区仍然保留着大量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在规范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中曾扮演着重要角色，[8]这类是广义范围内的“公共文化”。因此，我国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事实上存在着政府与社会的“双元主体”。[9]与之相应，现实中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也存在两个大类：一类是狭义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即政府主导，为保障公民文化权益所提供的系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例如“三馆一站”公共文化设施、以及“送戏下乡”等相关公共文化活动;另一类是广义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还包括由民间主导，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文化空间，如庙会、节庆、街市、集市等，在现实中，这类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民众参与度更高，也更受村民喜爱。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回归，也指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从狭义公共文化空间扩展到广义公共文化空间，既要重视政府主导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也要重视民间主导、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和建设，要充分发挥不同主体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和作用，促进两类公共文化空间的共同发展及融合互动。

二、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到“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空间建构”

在我国乡村历史发展进程中，“重构”（Reconstruction），不是一个新词。重构的起因，往往是由于被破坏、被摧毁、被解构等。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②。这些对文化属性的破坏，可从“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等的改变来观察到。那么，应当如何进行乡村建设？如何应对这些破坏？当时的学者们纷纷提出“重构”乡村社会的各种思想并开展试验，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快速城市化、市场经济理念的影响下，引发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剧变。有学者分析提出，“公共性消解”成为这一时期农村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农民公共文化生活日渐衰微，公共舆论瓦解，农民生活的家园，村社共同体的解体，公共精神丧失，伦理道德弱化，村莊失去了自主价值的生产能力。[10]正是农村文化建设滞后弱化了公共文化生活空间，而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弱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文化的衰落，形成公共文化空间与农村文化的“双向弱化”。[11]面对社会普遍的文化贫困、乡村公共文化生活隐退，乡村社会日益衰落等社会现实，“重构乡村社会和文化”再次成为我国农村建设的逻辑主线，而寻找重构的路径则成为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使命。例如聚焦于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以及乡村精英公共精神的培育等方面。[12]顾名思义，“公共文化空间”强调公共性，重视公民的文化权益，追求公平正义，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但由于“重构”是一个多义词，通常指重建，再现;也指重建物，复原物;有改造、复兴之义。因此，这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说法在表达上有些语焉不详，容易引起歧义，这个“重构”究竟是指恢复重建、复兴？还是解构、完全打破，再重新建？类似表达易造成内涵混淆。最关键的，是这里“重构”的目标不明晰，缺乏明确的价值取向。因此，与其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毋宁说“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表达更切中要义，明确我国公共文化空间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明确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就十分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体现在文化上，要加强社会的科学文化普及和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方针，将两个方针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在提高，内涵也更为丰富，但“乡风文明”的要求始终如一，说明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建设目标的一贯性，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核心目标。

新时代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到“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空间建构”，不仅是对概念的调整，而且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围绕乡村文明的复兴，提出了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之路。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是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培育，这是与特定社会制度相联系的文化中最根本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其核心本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除了具体观念形态的表现外，也渗透于村民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13]新时代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必须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共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通过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场域、活动安排、制度设计等促进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空间生产实践，激发乡村社会民众的文化自主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公民的意识，促进公民道德素养的提升，满足乡村基层民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有学者指出，乡土文化振兴应当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14]由于文化趋同背景下，作为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主要积淀地和保留地，乡村地域的文化价值形成其有别于城市的独特魅力。[15]因此，在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要充分加以利用，构建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文化认同感的中国特色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探索新时代公共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三、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主体”到“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的共同体”的发展

从历史看，我国传统社会一直处于城乡一体的发展之中，城乡并无明显差距。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这种“城乡一体化”很快被打破，开始出现“城乡背离化”。有学者指出“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16]事实上，正是在国家积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政策主导下，我国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乡村现象日益突出。农业开始让渡工业，农村让渡城市，乡村渐趋隐退，完全成为城市生产粮食的保障基地，成为城市化的缓冲地和蓄水池，依附于城市，为城市服务、为工业服务。随着大量农村人口的流失，乡村空心化现象突显。一方面，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快速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建设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却全面迟滞。特殊的城乡发展模式导致了我国独有的“三农”问题出现，且日趋严重。长期单一向度的城市化发展路径不仅无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导致了城乡差距越来越大。[17]我国“三农”问题中，最先解决的是农业问题。早在2004年，“三农”问题专家陆学艺就曾指出，“我国‘三农问题总的情况是农业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但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很严重。”由于历史欠账过多、基础薄弱，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突出，现阶段，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18]

城市和乡村，可谓客观存在的两种对立形态。自从有了城市和乡村，城乡关系就一直是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城市和乡村如何发展？应构建何种城乡关系？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曾提出过建立城乡无差别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乡对立，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思想。2003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统筹城乡”的概念;2005年，习近平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把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筹划，通过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实现城乡互补、互促共进、协商发展和共同繁荣。”明确阐述了其城乡发展的思想。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2017年，十九大正式提出了“城乡融合”，强调要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促进公共资源城乡均衡配置。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则明确了乡村要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在我国城乡发展历程中，自从2000年我国正式提出“城镇化”，到后来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城乡发展战略，呈现出城乡价值的趋同、城乡的共生发展，可以看到党中央的城乡发展理念和对城、乡的明确定位。

新时代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主体”到“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的共同体”的发展，有三层含义：第一，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共同组成了我国的公共文化空间③。这里的“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共同体”，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完全城乡一体，而是指“城乡发展共同体”，正是这一共同体构成了中国特色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城乡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应当是一个共同体，而不应是单一向度的发展，不应当再就乡村谈乡村，而是要从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的视角来统筹谋划，通过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实现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的全面发展，共生共荣。第二，由于长期的城乡失衡、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导致了我国公共文化空间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即便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但目前我国城乡公共文化空间二元化的现象仍然十分突出。城乡公共文化投入差距巨大，大部分城市公共文化設施完备，尤其发达地区、发达城市，公共文化设施高配现象突出，如动辄建设数亿、上十亿的剧场，高投入、高成本，但不少却低效率运行。而大量基层，如县级、尤其村级公共文化设施，以及一些中西部落后地区，乡村文化设施缺口大，文化活动十分匮乏，同时也存在政府供给与基层文化需求不匹配，资源闲置浪费等现象。因此，要改变当前公共文化空间突出的城乡失衡、打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同时也要改变公共文化配套设施、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平衡、结构失衡的现状，逐步实现均衡发展。第三，要加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融和互动。这里的“融和”指融合与和谐，要构建城乡良性互动、和而不同、协调发展的公共文化空间互动机制，实现共赢，并充分发挥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的各自优势和特色，形成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特色公共文化空间。同时，要注重挖掘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优势，培育新时代乡风文明，促进乡村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同，通过空间生产的转化，使其内化为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动力，推动乡村振兴，重塑与城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乡风文明。

四、从“现实公共文化空间”到“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拓展

世界范围内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使社会的形态发生改变，使社会重组和再结构化，新的时空和新的时空观也由此产生。1986年，加拿大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提出“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概念，指没有具体客观实体的世界，由此产生了虚拟空间、网络空间等新概念。1996年，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在其著名的《网络社会的兴起》等信息时代三部曲指出，网络社会的空间可以区分为地域空间和“流的空间”，这是一种新的空间形式，通过网络的互联互通，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流动。在公共文化领域，由于信息技术使社会发生空前裂变，时空压缩，改变了传统的物理形态空间，产生了虚拟的公共文化空间，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文化空间样态，它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泛在性加强，处于无中心化和恒变之中，这种新型空间和传统空间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已受到高度重视，如当前大力推进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充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的网络平台，可有效提升公共文化的服务能力，拓展公共文化的传播范围。

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活动空间之一，成为当今世界不容忽视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网络空间思维，使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共同有效地服务于人类生存和国家发展。他从人类生存和国家发展的高度审视网络空间，指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互联网引起了人类生存和国家发展的空间革命，网络空间成为与包含传统领土、领海、领空和太空在内的现实空间并行存在的一个新空间”。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达到8.02亿，拥有全球第一的网民规模。其中农村网民占比为26.3%，规模为2.11亿。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指出：要“夯实乡村信息化基础”，“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步伐”。2019年中央一号文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这些国家政策和导向为乡村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拓展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新时代从“现实公共文化空间”到“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拓展，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来说具有如下含义：第一，虚拟空间既是文化的呈现载体，又是文化的生产场域，推动着公共文化生产。[19]要充分认识到新时代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重要性，以及从现实公共文化空间向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发展不可逆的趋势，把握好信息技术、科技创新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带来的新发展机遇。例如，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不但可以满足村民对网络文化的新型文化需求，更可以在网络平台上突破现实因素制约，使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获得超常规发展，更好地保障村民的文化权益，使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水平得到提升。再如，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可使传统文化资源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实现传承创新和共享。有研究表明，通过网络公共生活复兴，可使分散在不同时空中的村民个体再聚合，密切社会交往，重构社会连接，实现“网络共在”，而村民们通过网络公共参与重建乡土舆论，重构乡约民规，重兴乡土精神，实现了乡土公共性的再生产。[20]第二，要加强“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与“现实公共文化空间”的融合互动与创新。虚拟空间源于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在信息技术作用下的衍生和嬗变，虚拟与现实之间相互渗透、影响、塑造。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不仅关乎我国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更涉及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总体安全，要重视意识形态的虚拟化迁移，强化虚拟空间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加强对虚拟空间的引导和规范管理，营造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良好生态，促进其健康发展。此外，要加强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与现实公共文化空间的融合互动，创建现实公共文化空间与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消长，共同发展的融合机制，构建虚拟与现实空间之间的新秩序。

五、结语

近年来，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的“空间转向”日益突显。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将呈现四大发展趋势：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回归，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到“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主体”到“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共同体”的发展，从“现实公共文化空间”到“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拓展。空间是事物存在运动的基本方式，也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深刻复杂而永恒的命题，伴随着公共文化空间的深入实践，空间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空间化、空间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空间化、空间的科技化与科技的空间化等现象不断相互交织形成新的图景，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使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需要不断探索前行。

说明：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与模式研究”项目（项目号：18YJA760061）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提出的乡村振兴20字总要求。

②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0页。

③此处指与“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相对应的“现实公共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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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is not only the birthpla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i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in China.It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the socialism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 the new historic period， whether it is the goal of socialism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 the realistic need to realize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r the "qualitative change" and "fission" of public space caus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ll all form a huge driving force. It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China.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will show the following trends： First， the return from "the country public cultural space" to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Second， from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Thir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subject" to the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community "; Forth， the development from "actu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to "virtu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Key words：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new era; trends

责任编辑：王世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