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从龙

1938年初，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由长沙迁至昆明，正式合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不久，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分别是三所大学的校长）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联大工作。但由于蒋、张二人在陪都重庆另有公职，很难对联大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故而昆明时期的联大，只好由梅贻琦一人领衔主持。从这时候起，梅贻琦成为了西南联大的实际领导者，一直持续到1946年北迁复校。

工作中的梅贻琦，始终兢兢业业，毫不懈怠，于战火纷飞中勉力维护联大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极富生活情趣的人，比如他对酒的嗜爱。

嗜酒

在《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前言中，梅贻琦的公子梅祖彦先生这样写道：“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闲暇时他也常与三五好友品尝美酒。”事实上，梅祖彦先生这样的说法相当含蓄，细读《日记》，会发现梅贻琦并不是儿子眼中的“喜欢喝酒”，而是嗜酒好饮。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其1941—1946年的日记中，仅明确写了自己喝酒的就有240多条，这还不算一些只记吃饭没写喝酒的日记。推测起来，以梅贻琦好饮善饮的性情，在这些觥筹交错宾主俱欢的饭局上，应该都少不了美酒的助兴。以此来说，虽则国难当头，但对于喝酒这件事情，梅校长可谓雷打不动，雅兴无减。

梅贻琦为何会如此好饮？笔者赞同梅祖彦先生的说法，即是出于当时社交的需要。主持联大工作期间，梅氏可谓日理万机，而最占用他时间的事情首推各种社交应酬。《日记》显示，不论是在昆明，还是在重庆，或是抗战胜利后辗转南京、武汉、上海、北平等地，几乎每天都有各种登门来访者需要接待。联大时期的梅贻琦，身居要位，前来求其办事或寻求救济者络绎不绝，亦在情理之中。这些接待，不仅仅是简单的会客和谈话，还包括偶尔的陪饭或留饭，这时候酒便成了必备之需。如1946年2月23日，当晚先是会见一位杨老先生，后又会见郑婴，为了款待这位朋友，梅贻琦“略购冷荤与小酌，但益感室内冷寂耳”。

除了会客接待之外，应酬日常中的各种饭局，更是梅贻琦尤为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些饭局有的是同事同仁，有的是新雨故旧，还有的是社会贤达，更有当时迁移到昆明的各种机关领导、中央派来的随员、欧美国际人士等等，且几乎是酒不离口、逢饭必饮。如1946年5月7日至15日，几乎餐餐都是酒肉穿肠，醉意薰薰。5月7日中午，梅贻琦携夫人韩咏华等赴昆明士绅庾晋侯之约，“先饮云南土产米酒一种，尚好，继以升酒则殊烈，勉饮一大杯后未敢再进”，晚上又将庾氏赠送的一条活鱼烹好，“原约庾等再来家小酌”，看来中午没有尽兴，晚上还要接着喝，可惜左等右等，庾氏都没有来赴约，乃与章、李、叶等便饭”。8日，中午及晚饭都是赴约，虽然没有提及喝酒，但推测“小酌”的可能性极大。因该日晚上做东者为龙云长子龙纯武，陪坐者为“光旦夫妇、芝生夫妇、范秉哲夫妇”，这样的饭局，不喝酒简直不可想象。9日，中午云南“工商巨子”严燮成请客，男女宾主共摆了四桌，“菜馔甚丰盛”。晚上，辛亥元老、陆军上将黄毓成请客，“两桌，皆滇省耆宿”，席上又遇到庾晋侯，“又为强饮升酒一大杯，而继而又起者四五起，而既不可却，又不欲示弱，于是又三四杯矣”，棋逢对手，竟然在耆宿名流面前悍然斗起了酒……

通读《日记》，会发现有关梅贻琦喝酒的记载俯仰可拾，伴随了其主持联大工作之始终。在笔者看来，这么多的酒局中，固然有很大一部分是缘于公务应酬，属于不可不喝之酒，但也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梅贻琦落拓豪爽、喜欢纵酒买醉的独特性格所致。

知酒

梅贻琦不仅好酒，从《日记》中多处记录来看，他还是一个资深饕客，就像我们今天点了外卖会刷评价一样，梅贻琦在日记中对自己每天吃过的酒饭几乎都会进行点评，俨然一位品酒大师或美食家。每次喝的酒好与不好，《日记》中多有记录，如“酒甚好”“酒尚好”“酒甚烈”“颇烈”等，而如果某次和朋友们吃饭，酒和饭食都比较好，他就会打好评，写上“酒肴颇好”“饮食甚欢”“酒则颇好”之类的评语;如果一般般，就会打中评，写上“尚可”“酒饭亦簡单可口”等;而如果酒也不好，菜也不好，那肯定就是差评，写上“酒菜皆不好”“惜虾不甚新鲜”“酒菜及同座皆无意味”“菜颇不佳，酒尚好”“菜甚多而不佳，酒亦劣”等。如1946年6月22日，梅贻琦与客人吃饭，喝到了假葡萄酒，“甚坏”，勉强只饮了两三杯。

更有趣的是，为了能喝得开心，在和一些关系比较好或者场合随意的饭局中，梅贻琦还会亲自携美酒而去，如1941年11月3日晚饭后见月色甚好，便“携酒一瓶至靛花巷与罗、郑、舒闲谈”;1942年9月16日晚上，因近来学生注册问题甚多而约杨石先、李辑祥、沈履等人开会，“携威士忌一小瓶以飨诸君”，开会也不忘喝酒;1946年1月8日与众人相约去看茶花，结果迷了路，后转至一山坡草地上卧游，午后下山到友人家中包韭菜饺子吃，“携酒快饮，颇饶逸趣，韭菜包饺尤为适口，任性吞食，总在二三十之间矣”。

酒逢知己千杯少，在饭局中遇到了同样的酒中豪杰，喝得痛快，归来之后，梅贻琦便会在《日记》中记“畅快”“痛饮”“快饮”等语，或者干脆当场斗酒，毫不避让。又或者对座中善饮者时常流露出惺惺相惜之情，如1945年9月1日，大赞陈雪屏“颇善饮，共消十余斤，畅快之至”。在梅贻琦所有的酒友中，杨振声、陈雪屏可能是少数能与之一比高下的人，《日记》中多次记载他与杨、陈二君喝酒之事，且每次都尽兴而归，可谓真正的“酒肉知己”。

而如果座中无人善饮，或者没喝开心，则会流露出满满的遗憾。如1943年2月19日晚请客，“出李希尧所赠陈绍飨之，惜善饮者不多耳”，翌日，联大同事十七八人聚餐，“约余夫妇参加，颇欢洽，亦有酒兴不差者”，据此推测仍旧是没有喝开心。1944年7月23日晚，因吃饭的时候“又复落雨”，导致“诸人咸有戒心，未能畅饮”。1945年11月6日晚约卫、关、邱、袁诸将官及夫人便饭，“惜无人能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