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家树

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位于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在这块土地上，先后走出了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叶剑英元帅，著名实业家张弼士、曾宪梓，爱国诗人黄遵宪……这里还是先后出任泰国总理的他信、英拉兄妹的祖籍地。在当代中国，令世人瞩目的是梅州足球运动。这里是中国足球运动的源头，是中国“足球之乡”;这里拼出了世界球王李惠堂，是培育中国足球运动人才的摇篮。

中国近代足球运动的缘起

近代足球运动最早于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由德国基督教巴色教会传教士边得志、毕安（法籍）两人在梅州地区五华元坑传教期间传入中国。两位教士依托教会创办的元坑中学，是东江、梅江地区第一所中学。最早的时候，他们在该书院中的大操场两端用木料搭成球门，教学生踢足球，这是近代足球运动第一次在中国内地出现，元坑也成为中国内地足球运动的发源地。

元坑中学（当时称中书馆），与中国传统书院、私塾不同，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实行班级制，学科是人文、自然、体育并举，课程开设文学、科学、哲学、神学、体育、音乐六科。在体育科目中，设置单双杠及体操、球类等项目，并有篮球场、足球场设施。由于最早将足球运动引入中学教育之中，元坑中书馆声名鹊起，当时负笈前来求学者，不但有五华县学子，还有东、梅两江各县和东莞、惠阳、寶安等地的学生。

元坑中学先后培育出了魏锦新、江爱其、魏灵圣、李伟容、李华瑞、李其美、李兴横、李法春等中国内地第一批足球运动员。这里也成了足球运动在梅州传播的滥觞之地。从1873年近代足球落户五华元坑，到32年后的1905年诞生了五华籍的“世界球王”李惠堂，这里也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现代足球的“正脉”所在。

1914年，梅县乐育中学迎来新一任校长——巴色教会瑞士籍牧师万保全。万保全原是瑞士国家足球队队员，身高超过一米八，相貌堂堂，身材健硕，又会踢球，深受学生欢迎。他亲自示范教学生踢足球，并起草了《梅县中学足球联合会临时简章》，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现代足球比赛规则文字记录。足球运动迅速在遍布梅州城乡的中小学校传播开来，从学校到工厂，从城市到农村，到处都有人踢足球。没有橡皮球的孩子，把未成熟的柚子当球踢。没有球场，就在禾坪上角逐。足球成为梅州人民群众最为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

1917年，万保全发起组织了由乐育中学、梅州中学、东山中学、广益中学等4所学校参加的梅县历史上第一届中学生运动会。万保全为了让足球运动走向规范化，组织成立了梅县中学足球联合会，并起草制订了《梅县中学足球联合会临时简章》，这份《简章》现存在乐育中学的资料室里，共有九章十八条。这对梅县初期的足球运动起到极大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1927年冬，梅州张作晋、侯景超、林立起、郑希贤、古百泉、林钦荣、林杰起、古康三、杨友森、刘环伟等10多个店员、工人组建“强民足球队”。1934年秋，改称“强民体育会”。1932年，强民足球队访问汕头，以3∶2击败英国舰队足球队，这是梅县足球队首次与外籍球队比赛，并获得胜利的纪录。

拼出了世界球王李惠堂

一支球队的综合素质固然重要，但决不可没有球星，因为球星是队伍中的灵魂与核心。在双方激烈的竞技中，球星一记智慧的射门或传球，哪怕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会在全队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甚至与此战生死攸关。民国期间，中国足球长期称霸亚洲，受到世界足坛的关注，关键在于这支队伍中有一批技艺超群的广东籍球星。其中梅州的李惠堂就是球星中的灵魂人物。

李惠堂是梅州五华人，少年时代酷爱足球运动。在香港读书时苦练球艺。由于身材高大、体力好、奔跑快速，在球场上犹如鹤立鸡群。他技术全面，传球敏捷神妙。由于控球出色，盘球过人轻而易举。一旦强行突破到位，即以头球摆渡或起脚力射直破对方大门。

1923年5月，李惠堂初入国家队（南华队）代表中国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远东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足球队力克群雄为国争光。首先是中国队以3∶0轻取菲律宾。在与日本队激烈的角逐中，面对日本人动作粗野、踢法蛮横和不可一世的霸气，李惠堂憋着一股气，暗暗较劲。开场十分钟，前场接到队友一记妙传，身材高大的李惠堂以力拔山河的气势冲天一跳，将个头矮小的日本球员压在肩下，瞬间，怒摆狮头，那球飞速旋转着直破球门。1∶0，中国队首开纪录。日本队顿时阵脚大乱，中国队员信心倍增。在比赛中越战越勇，李惠堂抓住时机，以精湛的盘球技术连越日本数道防线又连中两元。中国队最终以5∶1挫败日本队荣获冠军。他的对手，甚至连他的同事都没料到：此战，一颗璀璨的足球之星已经冉冉升起。

随后中国队应邀访问澳洲，共比赛24场，攻入63个球，其中李惠堂个人射入31球，从此赢得“善射将军”的美誉。香港报刊以特大标题称他为“球王”“球怪”。

李惠堂的足球生涯始终贯穿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是他一生进取的强大动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联络队友发誓：虽不能像战士一样在战场上为保卫国家冲锋陷阵，但在球场上一定打得日本一败涂地。”

1934年10月，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中日两队狭路相逢，这是双方争夺冠军之战。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我国大片领土，还妄图把伪满洲国塞进远东运动会。形势严峻，谁都明白，冠军之争的意义远远超过体育比赛本身。赛前，李惠堂义愤填膺地对全体队员说：今天的球赛，如果我们输了，就要输去中华民族的光彩！只有取胜，而无失败！”当赛场打成3∶3平局时，临近终场，中国队终于获得一个罚点球的机会。李惠堂沉着坚定，但见一脚飞起，皮球早已应声入网，中国队终于战胜日本队，全体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惠堂在瑞典洋行任职并兼任后备消防区长，协助战时动员。不久香港被日军占领，李惠堂因洋行业务羁身未能及时撤退。作为足球名人，他早被日本人盯上。驻香港日军头目亲自出马要李惠堂踢球比赛，为日军装潢门面，李惠堂以腿伤复发为由一口回绝。1942年春，汪精卫伪政府“邀请”李惠堂出任“中国足球队领队”，参加“满洲国”10周年纪念运动会，先是函电敦促，继而由日军出面，派专机“迎接”。压力之下，李惠堂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他对夫人说：“我李惠堂一个堂堂中国人，岂能当亡国奴？要我卖国求荣，做伤天害理的事，更办不到！”为了避免汉奸爪牙的迫害，李惠堂暗中做了充分准备，决心离开香港。3月底的一天，在爱国侨商梅文鼎（曾任新四军副官，后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的帮助下，李惠堂一家通过澳门新濠运公司的走私艇逃离虎口，辗转月余，回到了老家梅州五华锡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