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涌晖，张发友

1.福建商学院 a.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b.温泉休闲旅游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12；2.元智大学，台湾 桃园 32003

0 引 言

少数族群空间分布、贫困人口集中度、生态资源丰沛度表现出高度重迭性[1]，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与开发工作历来是各级政府关注重点。如何通过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达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最优解，在操作层面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多层次性、开放性等诸多难点[2]。在当前各地实践过程中，区域规划、营销策划等制式化商业范式的粗暴套用，引发掠夺性开采、无意或恶意的生态环境、人文景观及文化遗存等毁弃，阻碍民族地区宗教、历史、艺术等文化脉络的有序传承。这些负面行为背后是当代工业社会对主体性的崇拜膨胀与“工具理性”的盲从，亟待开发主体的反身性思考并采纳、应用新的生态治理理念，建设美丽家园。

1 研究综述与研究方法

充分攫取资源的市场价值是西方工业化的原生动力，但生态资源的无序使用引发一系列的“公共地悲剧”，迫使西方政府、学者持续地寻求化解资源商业开发的消极外部性。主要发达国家大多在法令中明确“资源有偿取得”原则，对生态资源开发行为严格限制，并课以重税用于生态修复、开发补偿，以弥补稀缺的、不可再生的资源耗损[3]；法伊扎艾克塔等学者将农业技术与策略管理理论结合，发展一套务实的政策发展工具，保障生态资源可持续再生[4]；托马斯等从生态学角度探讨人类行为对生态圈链完整性的破坏[5]；萨什基维奇等从人类行为学角度研究学习技能和系统方法对生态资源管理有显著正相关[6]。相较而言，中文学者对生态资源合理性使用的关注晚于西方学者且着重经济和管理层面：柳婉郁从评估方法维度探讨生态资源的货币化与多元价值[7]；陈淋淋、郑宇等分别讨论渔、林业生态补偿的在地化实践[8-9]；王晓莉等、武靖州、肖祥分别从利益分配、市场运作、区域合作来探讨政府在生态资源开发中的角色定位与路径选择问题[10-12]。

综上，中西方学者大多基于主客独立基础上，思考人与生态的互动。西方学者更多基于生态伦理、文化共认、族群平权等角度对生态资源开发过程遭漠视的社会价值反身性思考。而中国学者基于经济发展实际，更着重探讨生态开发的商业范式、区域经济重构和族群心理冲击。

实质上人类既非“社会人”亦非“经济人”，而是嵌入到社会关系中的理性人。区域资源开发因主客体互动而凸显在地人文寓意，但涉及区域内外参与群体非对等关系表现出多重利害关系，乃至诱发经济、政治、文化等复杂外部性。因此仅基于市场经济的“经济人”理性判定，易陷入开发行为的过度“原子化”解读，而如尊崇“从社会结构解读人”的社会学传统(结构功能主义为甚)，强调个体对社会整体价值服从，必然导向过度“社会化”的平权主义。依据现代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对闽东畲乡地区的立意样本村落采用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发现经由梳理民族区域的人际网络，凸显在地族群融合的长效经济红利，可以激励生态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规范性行为。

2 交往行为理论的解读

2.1 主体自明的怯魅

西方哲学的发展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如表1所示，每个大变革时期，都折射出人类社会实践经验发展与旧有指导理念的剧烈冲突。西方古代哲学立足于主客分离之上探讨“万物起源”，属于实体本体论[13]。它包裹着浓重的自然理性浪漫色彩，无论是唯心亦或唯物倾向的哲学观，人类皆处于被决定状态。发展至中世纪，随宗教势力扩张，上帝被演绎为缔造万物的“实体”，人的主观思维被长时间禁锢。近代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及工业革命的出现，科技力量刺破神学伪装，自然的神秘与不可预知性极大削弱[14]。人类在勇敢探索自然奥秘过程中完成了科技跳跃式进步，实现物质生产规模化，社会财富迅速累积，并推动社会革新、民主法治，由此追求思想解放的呼应不断。因应现实需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引发哲学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意识主体通过归纳、判定、推理，可以达到理性自明[15]。其后康德“三大批判”从学理层面全面检视理性能力，将主体理性定义为认识领域的决定力量[16]；黑格尔使用“绝对精神”定义“理性是世界的主宰”，“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将古典理性主义推向哲学高峰[17]。

然主体自明在维系现代世界繁华荣景的同时，悄然撕裂维系传统社会架构的主客和谐以及人际温情，将人异化为纯粹的经济动物：对自然予取予求，造成生态灾难；视“我”以外的社会他人为客体，极端利己主义形成，道德感危机加深，阶层矛盾加剧，社会动荡；对外关系上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走上沙文主义与殖民主义道路。究其根本，主体性哲学是建构在主客对立的二元哲学思维之上，在认识逻辑上是将“自我”视为唯一，而个人之外的一切对象皆为客体。这种莱布尼兹式的单子主体性高举“工具理性”旗帜，诱发的原子式自由和无序与当代和谐、公平、正义的社会构想形成对立和冲突。为应对新一轮信念危机，人类开始超越单向主客观和工具理性，转向更深刻的主体间性思考。

表1 西方哲学阶段性比较一览表Table 1 Comparison of stages of Western Philosophy

2.2 主体间性的理论演进

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基本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最早提出“主体间性”范畴的是胡塞尔。胡氏借鉴美学“移情”“同感”等概念，提出认识个体通过模拟“他者经验”达到“超验自我”的共识[18]。但此“想象”依旧属于“自我”意识活动而边缘化“他者”，没有摆脱传统意义上“唯我论”倾向。且胡氏所谓“主体间性”是停留在认识论意义而非人与客体世界关系层面，具有狭隘性。

第二阶段是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为代表。海德格尔舍弃胡塞尔的统觉理论，并提出“此在”概念：存在是以共生为前提，世界是“我”与“他人”共同享有的客观，“此在的世界是共有世界”[19]，这使得海氏的主体间性探索较之胡氏前进一大步，可惜仍未摆脱主客二元的思维窠臼[20]。这一情况直至布伯的对话主义出现。

布伯在《我与你》中提出事物关系不奠基于各自主体认知而在相互认知之间领域，视存在者如我一样的超越对象性的主体性存在：“当你被说出时言说者没有其物件之物。……当你被说出时言说者一无所有；它实际上仅有虚无。但是他却处于关系之中。”[21]这种“我—你”关系体现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等互动关系，意味着当代西方主体间性转向趋于完整，并为后来者提供明确方法论基础。

2.3 “交往理性”：理性主义的现代缓颊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杰出代表，哈贝马斯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发展了主体间性哲学思想。哈贝马斯认为“理性主义”会异化为韦伯所预言的“理性铁笼”，是在于人们对理性的诊断“太少而非太多”[22]。哈贝马斯将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加以社会学转换，提出现代社会具有两个层面——“生活世界”和“系统”，社会的持续发展源于两者的相互融合[23]。原初社会里两者紧密协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系统”挣脱“生活世界”束缚，货币和权力取代语言成为新的沟通媒介，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24]。为扭转日益裂解的“系统-生活世界”关系，哈贝马斯构建“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并非摒弃资本主义理性，也评价马克思主义是“带烂漫理想的革命理论”，根本上是改造了现代理性，在“工具性”之外拓展出“沟通性”维度。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资本主义理性论述，从而缓颊西方现代化困境。但是借鉴哈氏的交往思想，将其纳入当代中国语境，有助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速度与质量均衡，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兼容等一系列问题，对可能蕴含的负面因素加以预警和提前干预，消弭国家转型期可能的“拜物”和“惟我”思想，推进社会和谐。

3 闽东畲乡地区的生态开发

3.1 现状

畲族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的闽、浙、粤、赣、皖等省，由于历史原因，绝大部分生活在毗邻的闽东与浙南山区。其中闽东地区(宁德)是畲族最重要聚居地(见表2)，该地畲族人口达18.3万，且九成以上的人口分布在蕉城区与福安、福鼎、霞浦等县市的畲族村落[25]。闽东特色的高丘分布割裂沿海平原，土地分散使得闽东畲村大多以传统手工农业为主，分散的家庭作业式的经营模式无法适应农机化带来的市场冲击，加之城市虹吸效应，在地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调整受到各种资源制约，民族乡村产业发展乏力。宁德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全市9个民族乡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省民族乡平均水平(10 901元)低的有2个，其中，少数民族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9 995元)的民族乡有3个，少数民族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乡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 692元；从民族村情况看，242个民族村中低于全省民族村平均水平(9 119元)的民族村101个，占全市民族村总数的41.7%；农民人均纯收入6 000元以下的民族贫困村11个，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5 000元的民族村还有7个。为此闽东畲乡地区借助良好生态资源条件，结合在地少数族群文化，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一乡一产业、一村一产品”的错位发展格局逐步成型,涌现了诸如溪塔村刺葡萄、方家山村白茶、尤沃村红肉蜜柚、福鼎芋等一大批知名的特色生态农业产品；福安市虎头村、霞浦县上水村等19处村落被国家民委命名、授牌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且先后囊获国家文化部、住建部、旅游局及省级部门授予的文明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生态示范、美丽乡村等各类称号50多项[26]。闽东畲乡地区的生态资源开发成果值得肯定。

表2 宁德畲乡村落农特名单Table 2 List of rural specialties in Ningde Shes Township

3.2 反思

闽东历史上是中国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所辖9县(市、区)均为老区重点县。加之由于山区地理环境导致的封闭社会圈和人口布局分散等因素，闽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落后水平。虽然衔接着“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闽东仍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的黄金断裂带。闽东畲族与贫困人口在空间高度重迭度，使得地方生态资源开发具有复杂性：不单需要深化自然生态环境的治理，更需着重厘清在地少数和多数族群在生态文化面向的理念扞格及利益纠缠。以“交往行为”理论分析，传统上生态资源开发仅强调了“工具理性”，是“表达之合理”，但却一直没有涉及行为主体间之合理沟通。因此仅从行为角度解读，当前闽东畲乡生态开发表现出几个方面问题：

3.2.1 文化冲击：我群中心主义的规制

闽东畲乡因历史、自然原因形成相对封闭状态，族群聚合力源于成员间强烈的共同信仰与价值观，并将个人情感与具体空间事物相联，折射出强烈的生态空间认知。随着区域内外关联日益密切，闽东畲乡的原生状态无法抵御巨大文化落差的冲击。外来开发者的“我群中心主义”惯性思考会导致在地群体因沟通渠道和制度匮乏而集体失语，其归属感与忠诚度迅速瓦解[27]。没有了对资源的平等凝视和反身性思考，生态资源开发仅是满足现代社会的经济性需求，无法充分挖掘并诠释生态资源中蕴涵的人文情愫，那种饱含着厚重的内在心灵、思想与感受也随时间在异质社会中湮没。

3.2.2 利益驱动：资源开发的麦当劳化

畲族群体在克服苦难、披荆斩棘的求存过程中，逐渐将对资源的丰沛生命意涵渗透进他们的宗教、艺术、文学等精神产品上，就如畲族的盘瓠图腾信仰、《高皇歌》、“凤凰装”、乌饭节庆等无不折射出该民族“情境”多样、韵味独特且隽永的记忆传承和情感认同。可是凭借相对成熟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多数族群中的“菁英群体”青睐将主流商业范式与操作手法植入闽东畲乡开发活动。这种“麦当劳化”式的速成开发无疑将现代开发的效率、可计算、可预测、控制等特征表现淋漓尽致[28]，然“按表操课”的刚性束缚，必然导向闽东畲乡生态资源的高强度开发与无序使用，并最终摧毁在地生态的承载空间。资源开发无法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拉动区域经济繁荣，反而破坏在地人文财富。

3.2.3 效能不彰：政府机构的形式合理

现代化发展是主体行为和社会制度等外在表达合理性不断增长过程,但也是伦理和意义的内涵合理性持续减弱过程[29]。2019年地方各级政府陆续完成政府机构配套改革，地方层级生态环境部门纷纷整合零散于环保、资源、水利、农林等部门的生态环保职责，有助于增强环保执法，维护国家生态长治久安。改革后生态治理权责分散、效能低下的问题得到改善。可惜此改革仍体现出对生态意涵认识落差形成的职能整合错位，如目前生态资源开发职责属于自然资源部门，环境污染治理职责统归生态环境部门，但是更重要的生态监管权责继续分散在林草、农业、住建、水利、海洋等部门，即生态资源部门主要被动承担生态问题的解决却没有生态监督的主动权力，这样职责安排成为生态保护工作的桎梏，增大生态问题偶发性与危害性。同时改革后，权责变更并没有得到其支持性系统同步转轨，现实中执法难问题没有解套。如闽东拥有漫长海岸线和丰富海洋生态资源，生态环境部门要快速治理诸如滩涂及近海养殖、离岛开发、海洋鸟(鱼)类保育、海洋废弃物排放等问题，都必须海上器械(船)与专业人才的支持。但这些资源储备依旧归属海洋渔政部门，上述缺口对生态环境部门的权责落实是巨大考验。

3.2.4 科层异化：组织成员的行为偏差

正式组织的发展往往趋向于科层组织。科层组织的发展会衍生诸多组织问题，最代表性就是成员的行为偏差，如团体迷思[30]、风险转嫁[31]、仪式主义[33]等，在闽东畲乡的生态事业上也有体现：环三都澳湿地水禽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重要湿地，但当地民众围海养殖破坏该区域生态平衡，造成湿地面积减少近170公顷；福鼎白琳石板材工业园位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5A景区——太姥山脚下，入海排污口悬浮物浓度常年超标，对周边山海环境破坏严重[33]。为维持经济成长动力，增加本地的财税收益，地方管理者在生态执法方面有意识地放松监管。为追求更亮眼工作成绩，吸引更多资本投资，机构成员也更热衷筛选各种“生态”“文化”名义的硬体投资。这些只有项目建设、没有内容建设的资源开发形式，都是管理机构内部成员典型的科层化行为。

4 闽东畲乡生态资源开发的政策建议

4.1 闽东畲乡生态资源开发的“合理化”解读

哈贝马斯认为，理性不仅有“工具独白”，还有“沟通对话”，现代化导致经由语言体系交流的人际理解压力加大，在“价值最大化”的理性判读下，“系统”更多地利用技术手段以及权力与金钱等来压抑日益各阶层的对话需求，以物化方式将人们的交往过程“生活世界”纳入系统范畴[34]。但是这种规制方式抹杀“普遍化利益”，无法凸显差异性的社会状况和多元诉求。于是当社会个体主张受到质疑时，主体间只能诉诸于军事、金钱、法理等各种内外的强制力来调节主体间不同思考与行为取向。所以就闽东畲乡的生态资源开发而言，必须致力于开发参与各方在公共领域开展对话和论辩，将被抑制的普遍化利益展现出来,通过微观层面的“交往行为合理化”，达到宏观层面重建“系统”与“生活”协同发展之愿景。

4.2 闽东畲乡生态资源开发“合理化”的若干建议

哈伯玛斯认为交往主体之间的互动沟通是在“生活世界”中进行，要解决社会调节和控制问题，就必须先恢复“生活世界”之文化、社会、个性三大构成要素与秩序[35]，因此下文将围绕此三者，从交往理性角度提出闽东畲乡生态资源合理开发的若干建议。

4.2.1 “普遍语用”——理想的语境

闽东畲乡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开发需要各方参与者跨越族群、利益的障碍沟通有无，但沟通的语言、规范、理解都只能在“主体间”中存在，也即交往行为最终取决于交往主体的语境,而这些语境又是其互动生活的现实依据[36]。 在实践中，无论是闽东畲乡地方政府、市场主体亦或在地民众由于缺乏共同的“语言和符号”媒介，无法在平和、对等条件下达成生态资源开发的集体共识，使之开发伊始便充满猜忌、质疑、对立、冲突等变量。

开发者必须意识到，如图1所示[37]，畲族群体在漫长社会生活中，经长期高频度地人地互动，赋予原本中性、空乏的生态环境以情意寄托而呈现出主体价值。有必要主动地将这种情感寓意作为重要分析指标融入资源开发全程，通过培训、研讨、学习、会议、参访等形式切实加强各级政府管理机构与人员对在地畲族文化的理解与熟悉度；细化并强化开发投资立项、建设实施、监督保障、项目验收等全过程的文化考核指标；在后期项目运营上树立红线意识与安全闸，设计生态预警机制，主动维护在地生态文化完整性；自觉吸纳人类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等专家与地方民俗学者，重新普查生态文化资源“家底”，勾勒畲族集体记忆与情感传承的脉络，为开发行为提供更全面的科学注释和资源谱系。

另一方面长期来各级政府对少数族群地区对智力支持多注重生产实际的技能培训，美学、环境、伦理、文学等人文教育的缺位，使在地族群不能跨出既有认知疆界，外化这片土地真实奥妙[38]，生态资源开发缺少在地族群正确且及时的声音。因此政府部门需逐步加大对在地民众尤其是畲族同胞在人文素养方面的培育，通过扶持在地居民的创新能力，来继承并充分挖掘、发现、梳理、呈现在地生态资源的丰富人文内涵与情感价值，使资源的可持续应用成为可能。

图1 人与空间互动示意图Fig.1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space

4.2.2 “主体间”商谈——规范的公平

主体间交往是在平等沟通、决策依照多数原则的话语空间内发生，当参与者主张受到有效性质疑时,能够进入理性的讨论,经自由且反复地辩论趋向认知一致。闽东畲乡原著群体是以亲情血脉网络为基础构建出同质社会形态，将都市的管理模式套用到乡村原生社会，实质上裂解了在地人际网络，引发的核心家庭式微与宗族传统衰败，使得乡村干部、驻村企业的观点、立论成为资源开发主要依据，伦理上具有不公平、不正义、不正当性。

基于闽东畲乡社会人员结构实际情况，建议继续坚持基层直选同时改革农村议事会制度，提供少数族群与在地宗族的保障名额(条款)，确认其为村两委下农村失误会商研讨的正式组织，作为地方治理的有效配套，以此完善生态资源利用的信息交互、利益分配、联动处置等机制建设；在经济上，优化各种公私协作模式，着重建立规范的资源流转制度，将土地及其它生态资源视为资本，允许在地民众特别是贫困农民以资源所有权置换成股权，使其成为股东，真正成为生态资源产业化开发的主体，且允许其在自己土地上为协作产业组织劳作，维持日常收入水平；在公共治理上，不违反上行法规前提下拟定地方性资源保护与开发公约，要求所有参与者共同协议并遵守，规避可能的利益切割与封锁，并约束地方生态资源流转中“竭泽而渔”式操作。

4.2.3 第三部门参与——团体的效应

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包含着“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三大概念，主体间的“交往”都与这三个“世界”产生关联，分别在三个世界中表现为“目的行为”“规范行为”“戏剧性为”。此三种行为仅反映交往行为的临界状态,只有“交往行为”才是主体间最真实、合理行为[39]。因此避免生态资源开发的单一面向思考，需要引入其他社会力量，弥补政府效能边际递减之不足[40]。只有搭建更大体系、更多形式的沟通交流平台或管道，使开发者充分融进畲乡民众的初级团体，才可能跨越主流和次文化藩篱，达到“情感共在”。

在政策面向上，积极导入第三部门力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团体,通过团体规模效应约束市场、部门执法的片面取向。同时第三部门的民间背景和运作特点有利于与在地民众长期情感互动互融，其之于在地民众“我类”形象遮蔽，方便开发主导者下沉交流层级，扩大沟通面，化解畲乡内、外团体因区隔的“归因谬误”诱发民众对政府、市场主体的信任危机，弥合族群关系，对获取民意、危机处治、市场监管等皆有正向意义。

当前中央政府注入大量资源，用于扶持民族地区、偏远山区发展。这些投入确实提高偏远地区民众经济收益和生活质量，但客观上也造就地方政府对资金补助的盲动。基于此，在资本及项目运营方面建议采用“参与式预算”，吸引各类NPO(NGO)或社会企业整合在地民意，循自下而上的资金申请方式，进行生态资源开发的立项。通过纳入更多跨界、跨域参与，扰动民间智慧以激荡独立思考于在地元素，力求资金使用率提高、透明度增加，项目构思合理、贴近实际，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兼顾，避免重复、过度设计，杜绝“蚊子馆”现象。

4.2.4 人才吸引——多元的表达

在提倡创新精神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文化创意盘活地方资源并实现价值优质转化，符合绿色发展精神。闽东畲乡对于进驻传统村落的文创企业或个人，在创作空间、资源配套、金融服务方面给与利多，但是相应的社区活动配套、扎根计划却涉及甚少，这说明开发者对生态文化出现错判，过多关注文创业态的外部性效益，而非为文创本身的资源转换能力，所以未建构合理的供创意人才自由发展的“理想话语环境”。首先，文创活动强调个性，不适宜于规模化生产，闽东畲乡离散的人口和生态资源分布，也无法再现都市文创集聚效应，因此尊重现有村落格局而不必强推文创聚落。其次，文创者驻村诉求不一，有基于科研工作，有寻求身心康复，有挖掘文艺灵感，因此需要有多样的进驻模式吸引文创者。再者，人才吸引的对象不能局限于工艺大师、技艺传承人等文化继承者，更应该纳入生态文创队伍中文化解读者和文创工作者的角色，如此才能链接在地生态文化从继承—解读—设计—生产—营销的完整生态链条。可借鉴艺术村管理的自费、邀请、互派、体验等方法，加速人才资源的流动和整合，丰富创新的样貌，经由自下而上的基层扰动[41]，激发智力的碰撞并善加利用才是提升生态资源创新开发利用有益途径；学习日本等地地方再生经验，给予薪资等政策支持，设立地方生产协力队伍，在高校青年中寻求入村工作人员，逐步扩大返乡驻村青年人口；扶持地方社区组织成长，为在地文化解译提供顺畅渠道。

4.2.5 现实下的合理——协同工具与沟通

不同于后现代主义高举的“主体性批判”旗帜全盘否定理性主义，哈贝马斯坚持对理性的反思态度，认为不能为反对而过度强调“个性”“精神”等主观功能，完全对立化“工具”与“沟通”。当前各地生态开发建设大多宣扬个性化“IP”的打造。但“IP”的生成不仅是简单地编写地方故事，其涵盖重资本、重智力指向，必须要有成熟市场主体参与、严格管理法规监管和高超商业运作能力，对于处于竞争中弱势的少数民族乡村及在地民众有现实的技术壁垒。

闽东畲乡要基于现实条件冷静判读，正确看待自身生态资源的优劣势，“任何一个规范的论证都是在对处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之中、不可能考虑到一切特征的精神的约束过程中进行”[42]。因此规范的应用必须依靠一种恰当性原则，一地资源富裕，生产发展易于发挥但如给予地方成员好逸恶劳，创业成本也高。反之资源匮乏，强行拼凑发展要素对抗制约是不智之举。要以新的视角重新解读现实“制约”的意义，懂得把握生态资源整合与转换时机，萃取其脆弱之处，进而以此逐步改变劣势地位，主动在地方人文脉络中转换生态资源的新价值，于劣势中得以新生[43]。

5 结 语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如何对待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问题已成为国内学术界关于理性主义反思必须回应的时代议题。40年改革开放历程，在市场经济规则的极大冲击下，社会价值错位，个体利益的凸显、工具理性的膨胀引发诸多的生态危机案例。如何规避现代性追求中的种种非理性社会现象，成为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国家发展换挡升级亟待反思的问题。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虽有“乌托邦”臆想成分，但借助其“主题间”的对话与话语分析，从社会一体化整合的视角来梳理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经验，逐步归整人与自然、社会的理性关联，通过探索生态资源开发的全面合理，可以提供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之当代论述，并在全球化语境中，积极参与世界环境治理，率先垂范环保行为，引领绿能科技推广，播撒未来文明思路，携手世界各国共筑绿色发展之基，建构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