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羽津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部，北京 100091)

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大数据文献平台的开发运用，历代作家生平研究不断焕发生机，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展。同时也应看到，文献量与数据平台所产生的“规模效应”，主要有利于建构式的比类与补证；一旦面对纷繁复杂的歧说异载，单纯借助“规模效应”不仅难以有效地剖判取舍，反而徒增枝蔓。此时，唯有回归作家审美生活、话语形态及其时代风貌，才能得出相对准确可信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诗史互证之法，不仅能定有无，兼得判是非，只要运用得当，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今姑以韩愈不入翰苑一案为例，略作考辨。

一、 文本错综的分司疑窦

韩愈自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因言获罪、远贬阳山，至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六月始由江陵法曹权知国子博士，得以重返长安。此时韩愈深感“朝廷清明”而“蒙被恩泽”，(1)韩愈 ：《元和盛德诗并序》，韩愈著，钱仲联集释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27页。漂泊半生之后终于等到了仕途进益的机会。然而韩愈知国博仅一年，即元和二年六月，(2)张清华 ：《韩愈年谱汇证》，张清华 ：《韩学研究》下册，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突然向朝廷请求分司东都，自投散地。这一事件的背景不见于两《唐书》，而且韩门两大弟子也含糊其辞，说法不一。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以下简称《行状》)云 ：

(韩公)入为权知国子博士。宰相有爱公文者，将以文学职处公，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非之，公恐及难，遂求分司东都。(3)李翱著，郝润华校点 ：《李翱集》，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而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却说 ：

(先生)累除国子博士，不丽邪宠，惧而中请分司东都避之。(4)皇甫湜 ：《皇甫持正文集》，《宋蜀刻本唐人集》第20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3页。

总体来看，韩愈求分司的原因当是躲避一场人事纠葛。但具体而言，李翱认为韩愈是因“争先者”构陷而求分司的，皇甫湜则认为是韩愈不肯依附“邪宠”所致；前说多含忧谗畏讥的被动因素，后说则强调韩愈刚直耿介的主观因素。惜乎二说简略，遽难取舍。

更可怪的是，纵观后世有关韩愈生平的考述，如洪兴祖《韩子年谱》、樊汝霖《韩文公年谱》、顾嗣立《昌黎先生年谱》及当代学者之研究，鲜有措意《神道碑》的论述，而多据《行状》立说，并往往与韩愈自撰的一篇纪实文字——《释言》关联起来。(5)参见徐敏霞校辑 ：《韩愈年谱》，北京 ：中华书局，1991年，第47、87、119页；卞孝萱等 ：《韩愈评传》，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5页；陈克明 ：《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成都 ：巴蜀书社，1999年，第291页；罗联添 ：《韩愈研究》，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64～65页。兹为求原委，不避繁冗，迻录于下 ：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诏拜国子博士，始进见今相国郑公。公赐之坐，且曰 ：“吾见子某诗，吾时在翰林，职亲而地禁，不敢相闻。今为我写子诗书为一通以来。”愈再拜谢，退录诗书若干篇，择日时以献。

于后之数月，有来谓愈者曰 ：“子献相国诗书乎？”曰 ：“然。”曰 ：“有为谗于相国之坐者曰 ：‘韩愈曰 ：相国征予文，予不敢匿，相国岂知我哉！’子其慎之！” 愈应之曰 ：“愈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迁于南者凡三人，独愈为先收用，相国之赐大矣；百官之进见相国者，或立语以退，而愈辱赐坐语，相国之礼过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业彻相国左右者多矣，皆惮而莫之敢，独愈辱先索，相国之知至矣 ：赐之大，礼之过，知之至，是三者于敌以下受之宜以何报？况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适于用之谓才，堪其事之谓力，愈于二者，虽日勉焉而不逮；束带执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见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于言乎！夫敖虽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亲鲜少，无扳联之势于今；不善交人，无相先相死之友于朝；无宿资蓄货以钓声势，弱于才而腐于力，不能奔走乘机抵巇以要权利 ：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丧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骂詈者，则有之矣；而愈人知其无是疾也，虽有谗言者百人，相国将不信之矣，愈何惧而慎欤？”

既累月，又有来谓愈者曰 ：“有谗子于翰林舍人李公与裴公者，子其慎欤！”愈曰 ：“二公者，吾君朝夕访焉，以为政于天下而阶太平之治 ：居则与天子为心膂，出则与天子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能不愿忠而望赐？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风而妄骂，不当有如谗者之说也。虽有谗者百人，二公将不信之矣。愈何惧而慎？”

……

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谓愈曰 ：“子前被言于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 ：前之谤我于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后之谤我于翰林者，相国不知也。今二公合处而会言，若及愈者，必曰 ：“韩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将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谗言果不行。(6)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 ：《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7～80页。

要之，《释言》与《行状》的记载确有一致之处，但仅据《释言》难以有效解释韩愈求分司的原因。今欲探求韩愈分司之缘由，仍需从韩集内部进一步寻求答案。

二、 奇诡梦境的阐释边界

韩愈有《记梦》诗一首 ：

其二，方《笺》以“三人”为争先进谗之人，而关于进谗之人，《释言》《行状》皆未详，且《记梦》明言“我徒三人”，韩愈岂肯视谗己者为“我徒”？

其三，方《笺》以“护短凭愚”为信谗之寓，亦有可商。原诗中“护短凭愚”是讥刺“仙人”见识短浅、愚昧自大，原因是“仙人”强求“我”趋敬顺从而不得，以致其“颜不欢”，颇有《神道碑》所谓“不丽邪宠”的意味，与信谗了无关涉。况且《释言》《行状》仅言有进谗者，并无信谗事，方《笺》信谗之说，盖出己意。

面对种种疑点，首先要追溯谗毁事件的缘起，即所谓“将以文学职处公”之“文学职”，究竟为何职？《新唐书·百官志》云 ：“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13)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第1183页。这里的“学士”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包括弘文学士、集贤学士和翰林学士在内，皆得谓“文学职”。相比而言，自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翰林置学士以来，翰林学士专掌内命，“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14)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第1183、1184页。，弘文学士、集贤学士则主要履行典校、修撰图籍等文化职能(15)毛蕾 ：《唐代翰林学士》，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页。。至德宗朝，对翰林学士“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16)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第1183、1184页。，其参政职能遂臻极致。由此反观《行状》所载，如果韩愈将任弘文学士或集贤学士这类处于权力边缘的职务，很难想象会有多少“争先者”，自然也没有“构公语以非之”的必要。因此可以基本肯定，《行状》所谓“文学职”当是最接近权力巅峰的翰林学士一职。

李吉甫 ：永贞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自考功郎中、知制诰充。二十七日，迁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元和元年十二月，加银青。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裴垍 ：永贞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自考功员外郎充。二十七日，迁考功郎中、知制诰，赐绯鱼袋。元和元年十一月，加朝散大夫，赐紫。二年四月十六日，迁中书舍人。(19)丁居晦 ：《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傅璇琮、施纯德编 ：《翰学三书·翰苑群书》，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李吉甫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诏将下之夕，感出涕，谓垍曰 ：“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方归，便入禁署，今才满岁，后进人物，罕所接识。宰相之职，宜选擢贤俊，今则懵然莫知能否。卿多精鉴，今之才杰，为我言之。”垍取笔疏其名氏，得三十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有得人之称。(22)刘昫等 ：《旧唐书》，第3989～3990页。

前引《壁记》载，李吉甫于永贞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入院承旨，而此处李吉甫又谓“入禁署才满岁”，可知其时在元和元年十二月底，距李吉甫正式拜相尚有二十余日。此时李、裴不但身极荣宠，且有“选擢贤俊”之谋议。值得注意的是，其时李吉甫尚为翰林承旨学士，李拜相后，裴垍便接替承旨一职。李、裴二人既先后领掌翰林学士院，其于“精鉴才杰”而疏“三十余人”之际，自然不会忽视自家的班底——翰林学士这一要职的选任。

综上所述，无论从当日权势而言，还是从“选擢贤俊”这段史事来看，如果韩愈确有入翰林学士院的可能，无论如何都绕不开李吉甫、裴垍二人。由此再考《记梦》一诗，便不难窥见韩愈与翰林学士失之交臂的一段秘史。

三、 天象书写的空间隐喻

根据《记梦》的铺叙，韩愈先梦到了一位“神官”，“神官”向韩愈讲述星辰之事，他人谗毁之声也随之而来，但韩愈仍坚持与同行二人追随“神官”前行。在“神官”的导引下，韩愈又遇到一位“仙人”，并与之发生龃龉。韩愈不满其“护短凭愚邀我敬”的傲慢气势，最终放弃了“巢神山”的计划，回到了“世间”。值得注意的是，全诗先言天象，后写神山之游，若以古人登神山而升天的思维模式看,(23)参见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 ：《淮南鸿烈集解》，北京 ：中华书局，1989年，第135页。《记梦》呈现的是一次“窥天”之旅 ：韩愈从“横山腹”到“侧身上视溪谷盲”，及至“石坛”处，感到“天风飘飘吹我过”，时已去“天”不远。当韩愈最终放弃“巢神山”念想时，便云“我能屈曲自世间”，清晰呈现了天界与人间之别。

综观唐诗同类意象，将朝中显官喻为天上神仙之语并不鲜见，特别是在提到翰林学士的时候，更着意于“天上”与“人间”二重意象的对比，以凸显翰林学士的尊贵身份。如杜甫《赠翰林张四学士垍》 ：“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溟。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无复随高凤，空余泣聚萤。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24)杜甫著，仇兆鳌注 ：《杜诗详注》，北京 ：中华书局，1979年，第98、100页。刘禹锡《逢王十二学士入翰林因以诗赠》 ：“厩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汉杳难从。定知欲报淮南诏，促召王褒入九重。”(25)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 ：《刘禹锡集笺证》，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93页。王建《和蒋学士新授章服》 ：“瑞草惟承天上露，红鸾不受世间尘。翰林同贺文章出，惊动茫茫下界人。”(26)王建著，王宗堂校注 ：《王建诗集校注》，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5页。杨巨源《张郎中段员外初直翰林报寄长句》 ：“秋空如练瑞云明，天上人间莫问程。丹凤词头供二妙，金銮殿角直三清。方瞻北极临星月，犹向南班滞姓名。启沃朝朝深禁里，香炉烟外是公卿。”(27)彭定求等编 ：《全唐诗》，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21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诗作常用星象作为象征，如“逼华盖”“瞻北极”“星槎上汉”云云，且“华盖”(28)仇兆鳌注 ：“《晋·天文志》 ：‘大帝上九星曰华盖，所以蔽覆大帝之座也，盖下九星曰杠，盖之柄也。’《蔡邕传》 ：‘拥华盖而奉皇极。’洙曰 ：‘逼，言密迩帝座。’”见杜甫著，仇兆鳌注 ：《杜诗详注》，第99页。、“北极”均指帝王居所，暗示了翰林学士深居内朝、“职亲地近”“为天子私人”的特殊地位。不仅如此，杨巨源还在“瞻北极”句前，以“金銮殿角直三清”点出翰林院毗邻内朝金銮殿、三清殿这一具体方位，(29)参见徐松撰，李建超增订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从行政区域上直观反映出翰林学士与外朝诸官的差别，衬出“天上人间莫问程”的现实意蕴。要言之，天人之别的描写并非虚设独造，往往暗示着翰林院位于天子内廷这一最高权力所在地。因此，发掘诗歌中的这类“今典”，实为解析诗义的关键。

由此反观韩愈这首专事托讽的《记梦》诗，在风格上固不同于上述酬赠之作，但其内里仍采用“天人之别”这一诗家惯用修辞。首四句即以星象发端 ：“夜梦神官与我言，罗缕道妙角与根。挈携陬维口澜翻，百二十刻须臾间。”其中，“罗缕”是罗列缕述之义(30)萧统编，李善等注 ：《六臣注文选》，北京 ：中华书局，2012年，第579页。，“道妙”指所业之至高境界(31)如柳宗元《送易师杨君序》 ：“不违古师以入道妙，若弘农杨君者其鲜矣。”颜真卿《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 ：“年十八，志求道妙，遂师事同邑李先生，游艺数年。”韦应物《春月观省属城始憩东西林精舍》 ：“道妙苟为得，出处理无偏。”见柳宗元 ：《柳宗元集》，北京 ：中华书局，1979年，第658页；黄本骥编订 ：《颜鲁公文集》，《四部备要》第69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9年，第69页；孙望编著 ：《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第383页。；那么，神官所说的“角与根”以及提携韩愈所到的“陬维”，当即至高境界之所在。宋人马永卿释云 ：“此乃言二十八宿之分野也。《尔雅》曰 ：‘寿星，角亢也。’注云 ：‘数起角亢，列宿之长。’又曰 ：‘天根，氐也。’注云 ：‘下系于氐，若木之有根。’‘娵訾之口，营室东壁也。’注云 ：‘营室，东壁星，四方似口，故以名之。’ ”(32)马永卿 ：《嬾真子》，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48页。参照现存最早的唐人全天星图(S.3326)局部(3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英藏敦煌文献》第5卷，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页彩色插图。，图1所示自氐五度至尾九度图之氐四星，相对自轸十二度至氐四度图之角二星、亢四星呈下系之状，即所谓天根者；图2所示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图之营室二星、东壁二星相对似口，且图左文字作“于辰在亥，为诹訾”。由此可知，《记梦》所谓“角”即角宿，“根”乃氐宿相对于角宿、亢宿之象形，以韵脚所在，故以“根”代称氐宿；所谓“陬维口澜翻”(34)“陬訾”二字，马永卿引作“娵訾”，S.3326星图作“诹訾”，郝懿行略云 ：“《月令》注作‘诹訾’，《尔雅》作‘娵觜’，皆叚借也”，“当作‘陬訾’”。见郝懿行 ：《尔雅义疏》，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71页。，是运化营室、东壁之象而以星次名出之。

关于角、亢、氐之象，一般认为“大角者，天王帝廷”(35)司马迁 ：《史记》，北京 ：中华书局，2014年，第1548页。；“角二星，天关也，其间天门也，其内天庭也”(36)瞿昙悉达编，李克和校点 ：《开元占经》，长沙 ：岳麓书社，1994年，第613页。；“亢四星，天子之内朝也”，“氐四星，王者之宿宫”(37)魏徵、令狐德棻 ：《隋书》，北京 ：中华书局，1973年，第543页。。由此可见，角、亢、氐象征着天子宫殿从宫门到内朝的基本格局，这与时人以“华盖”“北极”象征翰林近帝居之用意不殊，只是韩愈意在托讽，对星象的选择和铺叙显得奇诡而隐晦。

关于营室、东壁之象，一般认为“营室为天库”，“外有羽林以卫帝”，“东壁主文章”(38)瞿昙悉达编，李克和校点 ：《开元占经》，第623、624页。按，“羽林”是营室之星名，从图2所示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图之羽林星图中，可见其象形。。从当时天子所居之东内大明宫的格局来看(参见图3)(39)徐松撰，李建超增订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19、24页；程大昌 ：《雍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282页。，翰林院以南有左藏库，左藏库为天子府库(40)参见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第544～546页。此外，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麟德殿西北200米处发掘了一部分房屋遗址，并出土了大批唐代封泥，学者认为是右藏库之所在，亦在翰林院附近。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唐长安大明宫》，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0～47页；辛德勇 ：《隋唐两京丛考》，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38～139页。，即所谓“天库”，翰林院以北为九仙门，九仙门外有羽林军(41)徐松撰，李建超增订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19、24页；程大昌 ：《雍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282页。，即所谓“外有羽林以卫帝”，而翰林院本身即所谓“主文章”之地。由此可见，营室、东壁之象暗寓了翰林院及其周边建筑，比起时人“金銮殿角直三清”的平铺直叙，韩愈的这些曲笔令人颇费猜详。(42)这里不妨补充一点，《记梦》首四句以下转入韩愈攀登“神山”之梦境，所谓“神山”亦是翰林院之象征。在唐人来看，翰林制度之远源为汉代以尚书郎主文书制度，当时的衙署名曰“神仙殿”。唐太宗所置文学馆则被视为翰林院的前身，其中有著名的十八学士，礼遇优厚，“时人谓之登瀛洲”。中唐以后，翰林学士地位日益崇重，“时以居翰苑，皆谓凌玉清，溯紫霄，岂止于登瀛洲哉”。众所周知，“瀛洲”为道典中海上三神山之一，而“玉清”即道教所谓三清境之清微天。唐人既以神山比附翰林院，以见学士之清要，又以“凌玉清”衬出翰林学士与天子的近密程度。由此可以想见，韩愈《记梦》中的“登神山”、“吹天风”，即取时人“登瀛洲”、“凌玉清”之意，用以暗寓自己将得翰林学士一职。参见李肇 ：《翰林志》，傅璇琮、施纯德编 ：《翰学三书·翰苑群书》，第1、7页；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 ：《云笈七签》，北京 ：中华书局，2003年，第34页。

总而言之，《记梦》开篇以星象作寓，“角与根”象征天子居所，暗示韩愈有机会赴内朝任职。随后以“营室”“东壁”所在星次名“陬维”托出翰林院，进一步暗示韩愈有机会出任翰林学士。这里，之所以用“陬维”代称，不仅是深晦其事的需要，同时也需兼用“陬(娵)訾之口”义转领“口澜翻”三字，表现“争先者”不欲韩愈入翰林而兴谤语。至“百二十刻须臾间”句，仍以星宿运行为喻(43)“所谓百二十刻者，盖浑天仪之法。二十八宿从右逆行，经十二辰之舍次，每辰十二刻，故云百二十刻”。见马永卿 ：《嬾真子》，第48页。，意谓谤语传播之迅疾，与《行状》“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非之”的记载相合。

四、 梦境映射的翰苑纠葛

通过天象隐喻的分析，可对《记梦》的托寓内容作一番大致勾勒 ：“挈携陬维”意谓有某位“神官”将要提携韩愈入翰林院任学士；“我徒三人共追之”意谓与韩愈交厚的两人也一同追随那位“神官”，争取入院；“一人前度安不危”意谓在三人力争入院的过程中，有一人比较顺利，得以率先入院。而后韩愈遇到某位“仙人”，这时韩愈已感到“天风飘飘吹我过”，意谓帝居不远，入院在即。又云“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诘盘”，“白玉丹”是一种仙丹(44)“白玉”即韩愈《进学解》所谓“玉札”者，参见梅彪集 ：《石药尔雅》，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服食仙丹便得升天，韩愈借此再次暗示自己即将入院。然而韩愈发现“仙人”言语之弊，对此韩愈并未避讳而加以“诘盘”，致使仙人“绰虐顾我颜不欢”。韩愈由此认识到“仙人”并非“贤圣”，其出言之用意不过是“邀我敬”——让我趋敬顺从，这是性情耿介的韩愈所无法接受的。最后，韩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宁愿“屈曲世间”、沉沦下僚，也不愿趋附“仙人”而窥天，最终毅然放弃了翰林学士这一要职。那么，究竟谁为韩愈之“我徒”、谁为挈携韩愈入院之“神官”、谁为希望韩愈趋敬之“仙人”呢？今结合李吉甫、裴垍“选擢贤俊”之史事，不难一一落实。

如前所述，李吉甫于元和元年底担任翰林承旨学士之时，曾委托即将接任承旨的裴垍“选擢贤俊”。与此相应的是，翰林学士院就在元和元年至二年间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元和元年初，学士院在院者七人，即李吉甫、裴垍、卫次公、李程、张聿、王涯、李建。(45)傅璇琮 ：《唐翰林学士年表》，《唐翰林学士传论》，沈阳 ：辽海出版社，2011年，第636页。到元和二年四月时，学士院除李吉甫拜相、裴垍任承旨外，旧学士仅余王涯一人，其余数人皆陆续出院。其中，李建于元和元年最先出院，卫次公、张聿恰在李吉甫拜相的元和二年正月出院，李程则于同年四月出院。(46)参见岑仲勉 ：《翰林学士壁记注补》，《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32页；傅璇琮 ：《唐翰林学士年表》，《唐翰林学士传论》，第637页。值得注意的是，同年新入院学士有李绛、崔群(47)丁居晦 ：《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傅璇琮、施纯德编 ：《翰学三书·翰苑群书》，第33页。，二人皆为韩愈挚交。据史载，李绛、崔群与韩愈“定交久矣”，三人早年同游于梁肃之门(48)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 ：《唐摭言》，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页。，贞元八年又同登“龙虎榜”(49)徐松撰，孟二冬补正 ：《登科记考补正》，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539页。，韩愈尝谓李绛云“愈于久故游从之中，伏蒙恩奖知待，最深最厚，无有比者”(50)韩愈 ：《与华州李尚书书》，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55页。，尝谓崔群云“(仆)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至于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无瑕尤，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明白淳粹，辉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51)韩愈 ：《与崔群书》，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09页。。这样看来，韩愈视李绛、崔群为“我徒”，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从入院具体时间来看，李绛率先于元和二年四月八日入院，崔群则于当年十一月六日入院(52)丁居晦 ：《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傅璇琮、施纯德编 ：《翰学三书·翰苑群书》，第33页。，相差约七个月，反观《记梦》所谓“我徒三人”之中“一人前度安不危”的描述，与李绛率先入院这一细节也是吻合的。韩愈合李绛、崔群并称“我徒三人”，当可无疑。

那么，究竟是谁欲提携“我徒三人”呢？《旧唐书·裴垍传》载 ：

垍在翰林，举李绛、崔群同掌密命，……其余量材赋职，皆叶人望，选任之精，前后莫及。(53)刘昫等 ：《旧唐书》，第3992页。

如果《记梦》的描述是准确的，即当日某一位“神官”同时提携“我徒三人”，那么成功推荐了李绛、崔群的裴垍，也就是“我徒三人”中韩愈的推荐人，韩、李、崔三人大概都在裴垍为李吉甫“精鉴才杰”的名单之内。换言之，《记梦》所谓“神官”当即有着“量材赋职”之眼光、接替李吉甫担任翰林承旨学士的裴垍。那么，在“神官”之后出现的、最终导致韩愈放弃翰林学士的那位“仙人”，很可能就是位在裴垍之上、由翰林承旨升任宰相的李吉甫。

具体而言，从元和元年末李吉甫、裴垍之谋议，到元和二年十一月崔群入院，间隔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足可想见此番选任绝非裴垍一夕“精鉴才杰”之功，此后李吉甫在裴氏推荐名单的基础上亲自“选擢贤俊”的过程，当是决定翰林学士人选的关键环节。从这一时期出入院诸学士的情况来看，新任学士李绛、崔群固然堪称“才杰”“贤俊”，而出院诸学士亦无丝毫逊色。卫次公“弱冠举进士”，主事者“目为国器，擢居上第”(54)刘昫等 ：《旧唐书》，第4197页。，李程被时人推为“词赋之最”(55)“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见赵璘 ：《因话录》，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82页。，张聿被白居易誉为“万言旧手才难敌”(56)白居易 ：《岁暮枉衢州张使君书并诗因以长句报之》，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 ：《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2006年，第1610～1611页。，李建更是被元白交誉为“德润行膻”的“桢干”之才(57)白居易 ：《祭李侍郎文》，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 ：《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1年，第148页。。此等人物，为何会在李吉甫“选擢贤俊”之际陆续出院呢？今从李建相关史料中可见一斑。元稹《唐故中大夫尚书刑部侍郎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赠工部尚书李公墓志铭》载，李建于元和元年出院，且未得守本官左拾遗，而是改任詹事府司直这一闲官。(58)元稹 ：《唐故中大夫尚书刑部侍郎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赠工部尚书李公墓志铭》，元稹著，冀勤点校 ：《元稹集》，北京 ：中华书局，2010年，第675页。白居易《有唐善人碑》谓李建云 ：

翰林时，以视草不诡随，退官詹府。詹府时，以贞恬自处，不出户辄数月。(59)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 ：《白居易文集校注》，第164页。

视草之任，乃翰林学士本职，院中得令学士诡随附和者，唯有“位在诸学士上”的翰林承旨学士。(60)元稹 ：《承旨学士院记》，傅璇琮、施纯德编 ：《翰学三书·翰苑群书》，第8页。李建出院之际，李吉甫尚任承旨，由此可知，李建出院乃由不肯依附深得宪宗宠信、时任承旨学士且即将拜相的李吉甫所致。李建不附李吉甫的后果是，不仅罢任学士，就连他的清要本官——左拾遗亦不得守，竟被投闲置散，改任詹事府司直。(61)詹事府司直(正七品上)品秩虽高于左拾遗(从八品上)，但为东宫闲官，其清要程度远不及“其选甚重”而得“供奉讽谏”的左拾遗(参见赖瑞和 ：《唐代中层文官》，北京 ：中华书局，2011年，第94～125页)。宜乎白居易谓之“退官”。此后，李建虽已远离朝政核心，却仍谨小慎微竟至“数月不出户”。从这一避谤自保的举动不难看出，李建出院后仍未能摆脱仕途上的险境。(62)有关詹事府司直这一边缘官职的迁转情况，从现有史料中无从窥知。如果比照高层文官之例，三省显官之失势，往往先改东宫官，先使之远离朝政核心，继而外贬。如依此例，李建宜乎“数月不出户”而“贞恬自处”矣。由此推断，元和初期学士院的人事变动并非正常的官员迁转，不乏李吉甫在“流落远地十余年”、朝中“后进人物罕所接识”的情况下，排斥异己、培植后进的色彩。因此，当李吉甫一旦发现像李建这类不肯附和顺从之人，即便“德润行膻”、文采出众，也不会再委以学士之职，反而斥逐打压。反观《记梦》中韩愈与“仙人”会面后的境遇，与李建因触忤李吉甫而不得担任翰林学士的遭遇，颇为相似。可以说，“护短凭愚邀我敬”的“仙人”形象，正是韩愈为他所不愿趋附的宰相李吉甫而设。

综上所述，韩愈《记梦》一诗中，“我徒三人”指自己和李绛、崔群，“神官”指裴垍，“仙人”指李吉甫，通篇托寓了韩愈与翰林学士失之交臂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裴垍“挈携”是韩愈入院的契机，与李、崔“共追”反映入院过程漫长曲折，最终韩愈不肯趋附于李吉甫，是韩愈未能入院的直接原因。

五、 结 语

元和元年末，李吉甫将拜相，有意培植后进人才，裴垍因荐韩愈、李绛、崔群三人充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地位贵重，人皆向往，三人之外不乏争位进谗者。在这种情形下，李吉甫有意试探韩愈，使其依附用命。韩愈性格耿介，不肯趋敬，言语间触忤吉甫，愤辞学士之职。韩愈又恐吉甫追仇，旋自请分司东都以避之。

由此反观皇甫湜《神道碑》“不丽邪宠，惧而中请分司东都避之”云云(68)皇甫湜斥李吉甫为“邪宠”，不仅是为韩愈鸣不平，大概也与李吉甫参与制造元和三年制举案有一定关系。参见孙羽津 ：《元和政治与奇诡诗风之关系窥管》，《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与这段史事正相吻合；而李翱《行状》仅记“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非之”，容易使人理解为韩愈因遭谗毁而求分司，不若《神道碑》切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