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妍 刘 震

(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上海 200433)

南诏大理国以来，云南各地特别是大理地区，遗存了大量的佛教梵文金石、写卷文献。20世纪，随着昆明地藏寺经幢(现藏昆明市博物馆)的发现，以及大理北汤天等地阿吒力教写经的发现与研究的展开，其中所包含的使用城体梵文写成的相关文本也日渐得到了学界的关注。本文拟在回顾云南梵文文献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大理市博物馆所藏“至正四年追为亡人杨观音护神道碑”为例，尝试对其中梵文部分进行校勘、整理与考订，以期对其中包含的西南丝绸之路上佛教传播的信息有所揭示。

一、 关于云南大理梵文文献的先行研究

历史上，云南梵文金石文献大量出现，但真正开始对该类文献关注和研究的，始于上世纪20年代，是由西方学者开启的。路易·菲诺(Louis Finot)与维克多·戈路波(Victor Goloubew)、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 等分别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EFEO)、《华裔学志》(MonumentaSerica)、《中印研究》(Sino-IndianStudies)，以及《印度历史季刊》(IndianHistoricalQuanterly)上发表论文，报告在云南发现的梵文碑刻情况。(1)Louis Finot and Vitor Goloubew, “Le Fan-tseu t’a de Yunnanfou,” Bulletin de I’École français d’Extréme-Orient XXV (1925: 435-448); Walter Liebenthal, “Sanskrit Inscription from Yunnan I (and the Dates of Foundation of the Main Pagodas in that Province),” Monumenta Serica, VII (1947, repr.1970): 1-40; Walter Liebenthal, “A Sanskrit Inscription from Yünnan,” Sino-Indian Studies III (1947): 10-12; Walter Liebenthal, “Sanskrit Inscriptions from Yunnan II,” Sino-Indian Studies V,1 (1955): 46-68; Walter Liebenthal, “An Early Buddha Statue from Yunnan,”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32 (1956): 354-355.

路易·菲诺与维克多·戈路波在文章中着重介绍昆明地藏寺经幢情况，考述其历史背景，在线描图的基础上，对经幢逐层进行造像分析，并在文末分别附上经幢梵文部分的拓片，以及前6行的梵文(即《佛顶尊胜陀罗尼》)的转写。需要注意的是，依据菲诺等人论文中公布的拓片，以及对经幢实地拍摄的照片，我们重新对其论文中的转写情况进行检讨。从中可以发现，限于时代，菲诺等人的转写情况较为粗疏，仍有很多地方有待进一步修正。

李华德的相关研究基础且重要。因其在燕京学社、北京大学的工作机会，上世纪40年代在云南地区收集到了一些梵文金石材料。其收集到的梵文材料以梵文塔砖为主。李华德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考论塔砖中文字来源地的历史源流，另一方面对所收集到的17种篇幅长短不一的塔砖梵文做了转写与释读。尤其重要的是，该论文在路易·菲诺与维克多·戈路波的基础上，对昆明地藏寺经幢的梵文内容做了进一步的辨识。该文章的结论是 ：9世纪初中国佛教进入云南时，塔式寺庙已经建立，并且存在着一些更早的佛教类型，这些进程是相对缓慢的，自尼泊尔、阿萨姆，经由缅甸来到云南。李华德在结论部分还特别提到，汉地影响的时段是非常短暂的。云南由于与其东邻的隔绝，渐渐在两个世纪中发展出独特的佛教文化，其中的塔砖可以看作此观点的支持，即在此时塔砖的文本内容中，尊胜陀罗尼是缺席的，这与宋及更晚些时候的梵文碑是不同的。这一结论显然与新时期中国学者讨论云南密教(阿吒力教)更多继承汉地传统的观点是有差异的。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对云南梵文的释读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封兴伯(Oskar von Hinüber)基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学者在云南的考古研究，分别释读了两方云南墓碑拓片中的梵文部分。(2)Oskar von Hinüber, “Two Dharani Inscriptions from Tombs at Dali (Yunnan)，” The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77.1 (1989): 55-59.在释读的基础上，与传世梵文本进行了比对，发现在很多词句中有无法对应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两方墓碑，虽然刻写的同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但对比两者，文本也存在差异。由此可见，在此基础上收集更多原始文献，进行分类比勘，梳理演变情况是非常必要的。

2000年后，一些本土研究者开始进行有关云南梵文文献的释读研究。林光明《城体梵字入门》，分别释读了《张胜温画卷》末的梵文“多心宝幢”“护国宝幢”以及一方墓志中陀罗尼碑刻。(3)林光明:《城体梵字入门》，台北 ：嘉丰出版社，2006年，第255～280页。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拓片图像判断，林光明所释读转写的陀罗尼碑刻与封兴伯释读转写的第一方，为同一方拓片。但两者进行释读转写时使用的参照文本不同，封兴伯使用的是李华德(4)Walter Liebenthal, “Sanskrit Inscriptions from Yunnan II,” Sino-Indian studies V, 1(1955): 46-68.公布的另一方云南同类文本的拓片作为参照，林光明所使用的是《藏密真言宝典》(5)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研究室、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 ：《藏密真言宝典》，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32～35页。中《尊胜佛母真言》的文本。也就是说，封兴伯所使用的是同一地域范围内同一文本体系内的文本进行校勘，而林光明所使用的是一个可能文本来源本身已存在巨大差异的文本进行参校。由于两者所使用的参校本不同，在拓片的一些字母辨识方面存在差异。对于该拓片的释读，仍有待进一步利用更多的相关资料进行比定。

此外，还出现了张文君《云南遗存城体梵文释读》(6)张文君:《云南遗存城体梵文释读》，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专门研究作品。该论文主要释读了云南城体梵文中《心经》、《佛顶尊胜陀罗尼》两文本，其中又以《心经》的对勘为主，尝试对云南文本进行内部比勘，参校其他梵文校勘本，并在梵文文法层面进行一定说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对《佛顶尊胜陀罗尼》部分的释读显然用力不足。

从整体研究情况看，该论文作者敢于尝试对云南梵文文献进行释读整理，有利于学术推进。当然，论文中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第一，整体来讲，作者在释读比勘的工作底本选择问题上应该有更加明确的说明。以《心经》部分的释读为例，作者选择了剑川文化馆所藏碑刻《心经》(明成化年间)，和大理五华楼出土《张长老墓碑》(元代中后期)进行对勘。但根据介绍和文献的现状，《张胜温画卷》最后的“多心宝幢”所刻《心经》为大理国时期(938～1254)，显然早于作者所选两个校勘本，该版本至少应作为比勘云南梵文《心经》中的一个参校本。(7)关于《张胜温画卷》的年代，目前存在三种不同观点，宋濂题跋“理宗嘉熙四年”(1240)说，杨晓东“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李霖灿“孝宗乾道八年”(1172)。参考杨晓东 ：《张胜温〈梵像卷〉述考》，《美术研究》1990年第2期；黄正良、张锡禄 ：《20世纪以来大理国张胜温画〈梵像卷〉研究综述》，《大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二，在对《佛顶尊胜陀罗尼》进行释读时，选择目前所见最早的《大理国杨俊升墓碑》(1972，大理五华楼出土)。在大理市博物馆，笔者见到此碑，此碑漫漶较为严重，很难保证释读的准确。(8)作者的释读“过于整齐”，同时与上文提及的林光明(2006)的释读“过于一致”。

可以看到，先行研究的确注意到对云南梵文文献的释读整理，但多是就某一方拓片文献的点状整理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在不参考同类文献的情况下，由于选取的拓片本身的某些特点，导致释读的准确性很难保证。进行全面系统且准确的整理，一方面需要全面收集云南梵文材料，另一方面需要在对文献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多层面的释读比勘，以期尽可能客观还原其本身变化情况。

二、 “至正四年追为亡人杨观音护神道碑”的转写、比勘与整理

限于篇幅，此处我们以现藏于大理市博物馆的至正四年(1344)的梵文火葬墓碑为中心，对其中的梵文文本进行转写、比勘与整理。本文所依据的梵文碑图像，来自2016年大理市博物馆在西安碑林的拓片展，即《苍洱镌石——大理历代名碑拓片精品展》图册中的图像。该碑1972年由大理市五华楼拆出，存于大理市博物馆。碑阳为梵文，碑阴有汉字2行，为“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一切诸大菩萨(1行)。至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故六十六寿终(2行)”。(9)参见杨世钰等 ：《大理丛书·金石篇》第四卷，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864页。该梵文碑保存了准确的纪年信息，便于进一步的历史考证，同时拓片清晰度较高，释读条件良好，基于这些，本文选取该拓片进行文献释读分析。

根据相关研究，我们分别选取了时间上非常接近的居庸关云台刻石(至正二年—至正四年)、朝鲜半岛演福寺铜钟(至正六年，1346)，以及在尼泊尔发现的一份写本中的相关内容，作为该梵文碑文本整理的参校本。

居庸关云台刻石分别用梵、藏、蒙、回、(西)夏、汉六种文字造刻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如来心陀罗尼经》等。19世纪以来，随着学者们对居庸关西夏文等的介绍，居庸关六体刻石进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野。随后不断有学者发表拓片、进行音写、录文等工作。本文所利用的是村田治郎、藤枝晃等学者在上世纪50年代的研究著作《居庸关》(10)村田治郎、藤枝晃 ：《居庸関》，京都 ：京都大学工学部，1955～1957年。中所整理的文本作为参校，该书相较其他著作，各体拓片、转写、校订与整理更加完备，是较为理想的参校材料。在下文的文本校订中，该版本简写作“居”。

朝鲜半岛的演福寺铜钟，是至正六年(1346)由元朝匠人制作完成的。上世纪80年代，末松保和、汤山明等学者对该铜钟中的铭文进行了详细研究。(11)末松保和 ：《高麗演福寺鐘銘について》，《東洋学報》第66号，1985年，第319～324页；汤山明 ：《演福寺銅鐘の梵語銘文覚書——この小論を末松保和教授に捧ぐ》，《東洋学報》第66号，1985年, 第325～362页。该铜钟也与云南梵文碑的时代非常接近，也是较为理想的参校材料。在下文的文本校订中，该版本简写作“演”。

三、 释读比勘分析与结论

针对云南出现的“至正四年追为亡人杨观音护神道碑”，通过利用年代相近的几种梵文金石、写本资料进行比勘基础上的文本释读，可以看到，几个文本在基本框架层面是相同的，从中也可以看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14世纪东亚范围广泛传播的情况。这也反映出密宗信仰在整个东亚范围内的传播情况。

当然，这种信仰的情况，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仅就此文所进行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内容的文本比对而言，也能够发现四种文本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不相同。云南“至正四年追为亡人杨观音护神道碑”与居庸关本中的藏文本、尼泊尔写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该陀罗尼的附加文本部分。在云南本中，陀罗尼结束后又附加的小段其他陀罗尼，成为该文本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段附加的陀罗尼，仅见于居庸关六体碑中的藏文本部分，经过比勘，两者在文本上基本一致。而由于居庸关六体碑藏文结尾部分侵蚀严重，利用云南本，反过来又可以补充释读居庸关藏文漫漶部分。从书写传统的角度来说，云南本、居庸关藏文碑文部分体现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另一小段陀罗尼真言搭配的使用习惯。而尼泊尔写本，虽附加文本内容不尽相同，也体现出了陀罗尼末尾附加真言的使用习惯。另一个方面，从添加的真言文本，也可以看到云南梵文碑刻所代表的密教传统，与西藏密教传统所具有的密切关系。

综合汉译的情况看，除《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外，汉译中并没有形成体系完备“恶趣净空”密教仪式的文本系统，更多的时候只扼要地抽取了其中的根本真言，辑录进了相关陀罗尼集中。从中可以看出，“恶趣净空”的密教仪轨在汉地的影响远不及该仪轨文本在藏译本传播地域内产生的影响绵长深远。

本文“至正四年追为亡人杨观音护神道碑”中，《佛顶尊胜陀罗尼》与“一切恶趣净空陀罗尼”组合出现。同样地，这种现象也出现在与造刻时代几近相同的居庸关过街塔的六体刻石的藏文部分，而在其他五种语言的文本中，这一小段陀罗尼是不曾见到的。从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在藏译文本所影响的区域，在14世纪左右“灭罪度亡”的宗教功用文本中，出现一种尊胜咒与恶趣净空陀罗尼组合使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云南梵文碑的传统与藏译仪轨文本的密切关系。

四、 余 论

就该云南梵文文献本身来说，其中固然包含许多文本上的错误，需要依靠其他参校本以及梵文文法对其原始面貌进行还原与重构修订，但在校勘的过程中也发现，例如“sidhya”等的写法，相对于居庸关、演福寺等几个参校本来说，更接近标准梵语。从某种程度上说，云南文本的传承可能更加接近密教传播的源头。这些仍有待对云南及相邻区域内更多梵文文献的比勘与解读。

从方法论层面来说，本文希望利用文献的释读、比勘等语文学的方法，梳理文本之间的编辑逻辑，重新建构或还原在西南丝绸之路上，印度佛教后期，密教传播的轨迹与路线。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为云南梵文文献及其所代表的佛教传统进行源流回溯。近年来，日本学者进行了深入考古研究的印度奥里萨邦，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梵文陀罗尼石刻。在Gregory Schopen、田中公明等学者的研究中，释读了其中的一些石刻资料，发现了《宝箧印陀罗尼》、《如来法身偈》等梵文石刻文本，而这些文本在云南佛塔塔砖等建筑构件中也有发现，李华德等人的研究论文也对这些文献有所提及。(23)田中公明 ：《オリッサ州ウダヤギリII出土の石刻陀羅尼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66册，2014年，第151～161页; Gregory Schopen, Figments and Fragmen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India: More Collected Pape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314-344.与此同时，奥里萨邦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石刻在字体方面，也与云南梵文字体字形相近。基于上述诸多情况，发源于印度东部的密教传统，很有可能经西南丝绸之路，到达云南，并在更广泛的地域内产生影响。鉴于这些，对奥里萨、云南、西藏等西南丝绸之路沿线陀罗尼碑刻的综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本文的释读研究只是相关研究中的一个切入点。进行这样的历史建构尝试，不能仅仅依靠一块或几块梵文金石文献。一方面，云南遗存的梵文金石文献本身就存在着历史演变问题，对相当数量的云南金石文献的释读，也是梳理云南本身梵文历史传统的题中之意。另一方面，建立在一定释读数量基础上的研究，所回溯的承传历史也才更具有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