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岳文

说到理学，我们会想到南宋的朱熹，他被誉为理学的集大成者;而说到朱熹，我们又会想到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这是元明清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读之书。其实，关于朱熹的著作，还有一部非常有名，那就是他和好友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这部书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正如陈荣捷先生在《近思录详注集评》中所说：“《近思录》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以后宋代之《朱子语类》，明代之《性理大全》，与清代之《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均依此书之次序为次序，支配我国士人之精神思想凡五六百年。”

从朱熹、吕祖谦寒泉精舍相会说起

朱熹（1130—1200）应该算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他曾任枢密院编修官、秘书省秘书郎，曾在江西南康、福建漳州、湖南长沙担任过地方官，最后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政期间，他申明敕令，惩治奸吏，成绩斐然。但朱熹从政的时间不长，他一生的主要时间都是在著书讲学，门人弟子遍天下，现在全国各地仍有朱熹讲学的场所保留下来，比如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等。也就是说，朱熹的主要成就是在理学方面。他继承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并吸收张载等其他学者的学说，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世称“朱子”。

为什么说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者呢？因为朱熹对北宋理学做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他的思想体系以二程（即程颢、程颐）学说为中心，改造了周敦颐的宇宙图式，吸收了张载的气学，并融合了邵雍的象数易学。此外，他还致力于“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的注释和阐发。朱熹去世后，他的学说受到官方的推崇，元朝皇庆二年（1313）恢复科举的时候，诏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来作为考试依据，朱熹的学说由此被定为科场程序。明太祖朱元璋则规定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清康熙皇帝更是升朱熹为配享孔庙的第十一哲。特别要指出的是，朱熹的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尤其对中国周边的国家影响巨大，比如，朝鲜的李朝将朱熹学说定为官方学说，并出现了李退溪这样的朱子学大家。

而说到吕祖谦（1137—1181），读者可能不太熟悉。其实，吕氏素有家学，北宋著名学者吕公著（1018—1089）为吕祖谦的六世祖，五世祖吕希哲（1039—1116）从学于欧阳修、王安石、程颐等人，所以，虽然吕祖谦生于浙东，但家里有来自中原地區的诸多文献，吕祖谦问学其中，儒学根底深厚。吕祖谦做过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著作郎等职，因纂修南宋国史，得以博览群书。南宋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被称为“小东莱先生”。但后来，随着吕祖谦影响力的扩大，一般就称他为“东莱先生”了。

吕祖谦值得称道之处在于，他反对空谈，吸收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明理躬行”，以史为鉴，由此开浙东学术的先声。在当时，吕祖谦、朱熹、张栻合称“东南三贤”，又与朱熹、陆九渊三足鼎立，成为南宋学术的代表人物。

南宋淳熙二年（1175）初夏，39岁的吕祖谦从浙江来到福建，与46岁的朱熹会晤。二人在“寒泉精舍”研读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著作，感慨其内容“广大宏博，若无津涯”，担心初学者不知从何人手，更不易把握其中的要义，于是择取其中“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编辑成一本理学入门书，这就是《近思录》。应该说，他们二人把《近思录》当作学习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著作的阶梯，而四子的著作又是学习“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阶梯，于是，《近思录》就成了士人学习儒家思想的入门读物。

《近思录》的书名取自于《论语·子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古人解释“切问”说：“切问于己所学未悟之事。”解释“近思”说：“思己所未能及之事。”朱熹说，子夏所说的这四件事，即博学、笃志、切问、近思，都是关于学问思辨的，一个总的要求是“心不外驰，而所存自熟”。就是说，读书、学习不能好高骛远，而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解决自身知识结构中的缺陷和疑问，做到专心致志而了然于心。显然，朱熹以“近思”为书名，是饱含微言大义的。

“北宋四子”：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

朱熹和吕祖谦二人“述而不作”，他们所编的《近思录》不是另起炉灶的撰述论列，而是完全采取前贤的论述，分门别类予以条列。如朱熹所说，他们一共选取了前贤的语录622条，分成十四类。他们认为，这622条语录已经把理学的基本理论讲清楚了，把理学的基本内涵也囊括了。

当然，朱熹和吕祖谦二人眼中的所谓“前贤”，是有严格筛选的，他们就是有着“北宋四子”之称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

周敦颐（1017—1073）我们比较熟悉，他的名作《爱莲说》被收入中学课本之中。除了文学家的身份外，周敦颐还是位理学家，他曾建书堂于庐山麓，堂前有溪，仿其乡里濂溪之名，命名为濂溪书堂。晚年的他定居于此，后人称其为濂溪先生。周敦颐曾在合州做官四年，政绩显著，颇有声望。今有《濂溪集》传世。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称周敦颐为理学开山大师。魏了翁则称周敦颐为“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独盛于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系，治理所关，诚为不小”。周敦颐的宇宙观、人性论、道德论、教育论、政治论等，都体现在他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概念中，为日后的理学家所反复讨论和发挥。

二程，即程颢、程颐。程颢（1032—1085），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自孟子死后的一千年，圣人之学不传。程颢“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己”。

程颐（1033—1107），后人称为伊川先生，我们熟知的“程门立雪”，主人公之·就是他。程颐曾入京师国子监读书。司马光在洛阳修《资治通鉴》时，也曾与他讨论过唐代的问题。程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著书立说，讲学授徒。由于他和程颢都是洛阳人，因此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洛学”。

在二程的思想体系中，“理”是最高的范畴。但“理”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理是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是独立于世界万物而存在的;理是道德伦理的准则和原理;理为自然之理或事物的规律，等等。

张载（1022—1077），凤翔郿县（今陕西宝鸡眉县横渠镇）人，因此又称“横渠先生”。张载曾与二程讨论《易》，还做过几任地方官，主要著作为《正蒙》。张载一生致力于学问，他的学风有着显著的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实际，重视对自然的探讨;二是比较重视创新。他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称为“横渠四句”，今天仍有感发人心的力量。张载的思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创立的“关学”在关中地区颇有影响。

可以说，这四个人是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他们各人有自己的理论创见和某一方面的独特贡献，但是，又都不足以独自支撑起整个理学的大厦;如果把他们的学说加以整合，那么理学大厦的基本架构就建立起来了。其实，北宋时期，为理学的建构做出贡献的并不止这四个人，但朱熹、吕祖谦之所以只选这四个人的学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们二人眼中，“北宋四子”的思想理论比较纯净而不驳杂。当时，很多学者受到佛学的影响，在自己的思想学说中或多或少地掺杂了佛学的因素，而这一点是朱熹所不能认同的。《近思录》卷十三专门讨论了“佛老”，为的是指出理学与佛、道之学在理论和哲学上的根本分歧。

《近思录》的编纂及主要内容

从编纂时间上说，《近思录》在“旬日”间便完成了。朱熹、吕祖谦二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编成了这部书，并不意味着他们二人是率尔操觚，草草了事，反而说明他们对“四子”之书已经烂熟于心，完全掌握了“四子”思想的精华。貌似偶然兴至、轻易从事，实则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和充分的准备。朱熹和吕祖谦时当中年，学术思想已经成熟，成为引领学术风气的重要人物。且朱、吕二人为讲友，经常就理学问题切磋交流，从而对诸家思想学说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开始对理学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全面的反思。应该说，《近思录》是二人“温故”而“知新”之作，体现了他们深厚的理学学养。朱熹对这部书十分满意，赞誉有加，说：“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近思录》一书，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又说：“《近思录》好看。”

《近思录》的成功，还体现在它的编选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性，由此可以体现朱、吕二人编纂理念的体大思精。《近思录》各卷之间，以及每一卷内部各条目的先后顺序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关系，历史上不少注家如宋代的叶采，清代的茅星来、张伯行等都已注意到这一关键问题并且有过论述。其中尤以最早注解该书的叶采《近思录集解》所论最为精当。叶采在《近思录》各卷前撰有一小序，此序称得上是《近思录》的“提要”与阅读指南。换言之，在阅读《近思录》前，若先细读叶采的序，将对理解《近思录》大有助益。

从内容来看，十四卷《近思录》各有侧重，体现了理学各方面的思想。

第一卷，道体。主要是讲理学的哲学依据。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叶采说：“此卷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

第二卷，为学大要。主要讲为学的目的、方法与路径，就是如何学习“道”，如何成为君子。

第三卷，格物穷理。主要阐述《大学》八条目中“格物”“致知”的问题。叶采把这卷题为“致知”，是说如何通过研读儒家经典来求道和明道。

第四卷，存养。主要是讲理学的修养论与功夫论。

第五卷，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叶采把这一卷题为“克治”。就是说，明白了道理还要付诸实践，而“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就是“力行”。

第六卷，齐家之道。“齐家”也是《大学》八条目中的一条。叶采题为“家道”，主要讲齐家之道。

第七卷，出处、进退、辞受之义。是说人进入社会以后，待人接物、为官居家应遵循的准则。

第八卷，治国平天下之道。“治国”“平天下”也在《大学》八条目中。叶采题为“治体”，曰“此卷论治道”，即治理国家之道。

第九卷，制度。叶采题为“治法”，是讲国家的礼、乐、刑、政等制度。

第十卷，处事之方。主要讲从政处事之道。叶采题为“政事”，曰：“凡居官任职，事上抚下，待同列，选贤才，处世之道具焉。”

第十一卷，教学之道。顾名思义，这一卷讲的是如何教学。

第十二卷，改过及人心疵病。叶采题为“警戒”，曰：“此卷论戒谨之道。修己治人，常当存警省之意，不然则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恶日积矣。”

第十三卷，异端之学。这一卷的主旨在于辨明“四子”所认为的异端学说，遏制其可能的危害。

第十四卷，圣贤气象。这一卷的主旨在于表彰历代圣贤相传的道统，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度，为学者们树立可供学习的榜样。

《近思录》这部书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并列为理学正宗，推尊周敦颐为开山人物，突出二程的核心地位，由此建构出早期理学的发展格局。书中荟萃周、张、二程诸人的精要论说，涵盖理学的核心命题和重要概念，由此确立了理学的话语模式和理论体系。这都出于編选者的整体思考和缜密建构，改变了理学传授散漫无统、各自为说的现状，为初学者指明了入门途径。

《近思录》的现代价值

《近思录》作为理学入门书，备受后世学者的推崇和重视，被尊奉为“圣贤传心明道之要法，学者造道成德之大端”，历代注释之作层出不穷，续补仿编之作也蔚为大观。有学者统计，《近思录》注家约有30人，续补仿编者34人70余种，总体数量达百种以上。它们不仅阐发各自对《近思录》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补入后世重要理学家的思想资料。合而观之，则形成脉络相承的文本体系，反映了《近思录》的经典化历程，并且直观呈现了程朱理学发展演变的脉络主线。

《近思录》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以致成为理学的标志和象征，直到近代仍被一些有识之士所看重。比如清代有一部《近思录》的重要注本，是嘉庆朝状元陈沆的《近思錄补注》。陈沆与魏源关系极为密切，这部书是在魏源的协助下完成的，该书原稿上有很多魏源的批注。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来看，魏源对《近思录》用功很深，不仅对其思想内容多有精辟见解，而且有改编和注释《近思录》的具体设想。由此可知，魏源这位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在接受西方新事物新思想的同时，对《近思录》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又如，洋务运动的干将，清廷的驻外公使郭嵩焘，对于《近思录》“浏览所及四十余年”，“前后四次加注”。郭氏在光绪初年出使英法，开始全面接触和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但在此期间他并未中断对《近思录》的研究，而其注文也多能联系日常时事，或抨击世风之弊，或感慨时政之患。可见在变法图强的历史背景下，《近思录》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今天，《近思录》中蕴含的很多思想，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

首先，关于家教问题，书中提出应该把握好理与情的关系，在严格遵循伦理规范的基础上，辅以家庭情感。唯有如此，才能“家道以正，家运以兴”。每个父母都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这是人之常情，但疼爱不等于溺爱，从古至今，父母因为溺爱孩子而抛弃原则甚至丧失底线的事并不罕见。该如何把握理与情的平衡以防家长掉入溺爱孩子的窠臼，导致情胜理之误呢？《齐家之道》中提出：“惟刚立之人，则能不以私爱失其正理。”又说：“《家人》上九爻辞，谓治家当有威严。而夫子又复戒云：‘当先严其身也。威严不先行于己，则人怨而不服。”这是进一步指出，治家固然需要刚正循理，不可因私废理，但家长在循理之前，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如此，孩子才能心服口服，不会将家长的训诫视为苛责而产生怨恨。

其次，关于修身，书中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比如，书中明确提出改过迁善，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勇于改过;二是要及时、彻底，即“不远复”和“纤恶必除”。只有把两层含义全部实现，才能相得益彰，达到迁善的目的。本书卷五说：“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就是说君子要想达到诚的境界，就必须抑制自己的愤懑和私欲，一心向善，勇于改过。同卷又说：“见贤便思齐，有为者亦若是;见不贤而内自省，盖莫不在己。”说的是要善于从别人的贤德良能处汲取经验，又能以别人的过失不足为鉴来警醒自身。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孔子的话：“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书中还说要“矫轻警惰”，就是要求人应该矫正轻浮的习气，警惕懒惰的习惯。

此外，像“民胞物与”，彰显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情怀，有益于推动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还有很多传颂不衰的格言隽语和成语典故，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精神气度，是我们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资源。当然，《近思录》中也有些过时的内容，这是我们在阅读时需要注意的。

总之，《近思录》虽然是时代较晚的选辑之书，但这部书串起了理学史的历史脉络，映画出一幅程朱理学思想史的学术长卷，就其实际的流传及影响而言，已经具有文化原典的意义，相较于先秦经典而毫不逊色。南宋学者叶采推崇其为“我宋之一经”。梁启超将此书列入国学入门书目，认为“读此书可见程朱一派之理学其内容如何”。而且，《近思录》很早就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不但多次被翻刻重印，而且出现了很多研究论著。这充分说明，《近思录》的影响早已超越中国本土，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