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受疫情侵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中央苏区时期疫情防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提出并形成以预防为主、群防群治、宣传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疫情治理新路，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疫情治理的人民底色和民族特色，并对新中国疫情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组织严密、统一领导”是核心

陕甘宁边区的防疫机构萌芽于1940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防疫工作会议后，于5月26日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该会是延安防疫运动的最高机关，其33人的组织构成，已涵盖到中央组织部、边区政府、延安市府、留守兵团以及边青救、抗大等党政军机关和相关群众团体，其地位之重要足见一斑。而1942年4月28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防疫总委员会，其职能范围则已经从原先的延安市扩大到了全边区的防疫工作。1944年春，延安地区一度流行伤寒、回归热，市区附近死亡了240多人。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紧急决定：迅速成立流动治疗队，划定区域进行治疗;各机关、学校等进行紧急防疫动员，组织疫病区隔离;同时，增设病床、拨款购置药品、研制特效药方、落实医护人员表彰奖励等，有效控制了此次疫情的扩散蔓延。

“防治结合、预防为主”是方针

防疫最积极的办法，莫过于改善环境卫生。毛泽东指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综观边区疫情治理的实践，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始终是一条主线，贯穿疫情治理始终。1940年，延安防疫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发起“防疫運动突击周”。各机关、学校、部队等纷纷完善厨房、厕所防疫设施，增设污水坑、垃圾坑;个人则实行分食制，商店摊贩人员积极接种。防疫运动期内，还创立了4个模范农村，49个模范乡村和1个模范行政村。此外，在边区开展的乡村建设中，卫生防疫也是重要内容。1944年起，延安市开展“十一运动”，要求“每区有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接生员、一眼水井，每户有一处厕所”等。随着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广泛开展，普及了卫生防疫基本常识，使得“预防为主”的方针逐渐深入人心，从而有效减少了边区疫情的发生。

“面向群众、群防群治”是主体

防疫工作，要使其发挥最大功效，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1937年初，毛泽东在参加“延安卫生运动周”时就明确表示：“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都来做。”发挥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实现疫情的群防群治，陕甘宁边区走出了一条疫情治理的群众路线。

边区各地从机关到农村普遍制订了相应的卫生防疫计划或卫生公约。比如，城壕村在村民大会上选出了由劳动英雄张振财等5人组成的文化卫生委员会，制定了包括在吃水的上游不倒垃圾、不大小便、隔10天或半月全村开展一次大扫除、病牛病羊要马上分开等在内的详细的卫生防疫计划。而针对个别群众没钱看病买药的困境，该村又通过设立医药救助金及互助金等方式予以解决。城壕村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卫生模范村。

“完善制度、健全法令”是保障

1942年5月13日通过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就规定：鼠疫、霍乱、天花是第一类传染病。此类传染病诊断后，于24小时内要用电报电话报告边区防疫委员会;伤寒及副伤寒、赤痢、回归热等是第二类传染病，这类传染病应按周报告。该条例还进一步规定：遇第一类传染病发生，经委员会确实诊断之后，须及时限期断绝发病区域之交通，施行病人隔离等，病人应立即送医院;无医院设备处，必要时由防疫总会协同地方设立隔离病院。再如，1948年2月7日边区政府发出了切实组织各地防疫治疗工作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防疫治疗工作的组织领导、宣传发动、隔离收治等规定。与此同时，边区还建立完善了儿童防疫等方面专门的防疫制度，防疫工作逐渐走上有章可循的轨道。

事实证明，切实管用的防疫机制和政策法令，在防止疫病的蔓延、传播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6年1月发生的延安市脑膜炎疫情，正是因为迅速治疗、及时隔离，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住院的病人除1人因病重死亡外，其余均痊愈，真正做到了早发现、早隔离、早救治。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