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辰

摘要：清初广东书院在学风上承续白沙心学和阳明心学余脉影响，康雍年间则转以程朱理学为正统，至阮元督粤，设立学海堂，将汉学学风引入广东，形成汉学强势、宋学转弱的新局面。朱次琦早年就读于广东四大书院中的羊城书院和越华书院，师承程朱学者陈继昌、汉宋学者谢兰生，又曾入选学海堂首届肄业生，接受汉学家阮元、曾钊点拨，其治学兼采汉宋，与其从学经历密切相关，其思想的转折变化，反映了近代学人学风与时代思潮间的复杂联系。

关键词：清代学术  书院  汉宋学  朱次琦

朱次琦（1807—1882）是晚清大儒，他宗法程朱，学溯孔子，在清代乾嘉汉学大炽的背景下，提出“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的学术观念，强调在客观体认汉学、宋学双方既有成就的同时，不以门户之见局限治学视野，在晚清注疏之风盛行的学术环境里，独以修身四行和读书五学教育士子，推行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门下弟子康有为、简朝亮、梁耀枢，再传弟子梁启超、邓实、黄节等，皆于晚清民国的政学两界产生过重要影响。

朱次琦成长于清嘉庆年间，当时的广东学术，依然受明代白沙心学、阳明心学与康雍时期冯成修主导的程朱理学影响，学院教育也以科举制艺之学为主，虽然惠栋、钱大昕等汉学名家先后督学广东，但清代汉学对当时岭南学术整体风气的改变不大，广东学界内部对于清初以来汉学成就也缺乏更深入的体认。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督粤建立学海堂，打破了岭南学术的既有传统，将江浙一域前沿汉学研究成果引入，使岭南一域的学风从理学与括帖之学转向经史考据之学。阮元特别看重的一位汉学家曾钊，是朱次琦早年一位重要的老师，通过曾钊，朱次琦幼年便进入阮元幕府学习，后来又被选为学海堂首届肄业生，青年时期又与阮元弟子卢坤、钱仪吉皆有交往，二者是阮元之后学海堂主要的推动者。朱次琦还先后求学于羊城书院和越华书院，越华书院学风特点以程朱理学为主，羊城书院则偏向汉学。梳理朱次琦早年从学经历，我们注意到清代学人在接受书院教育的过程中，除了满足应试需要之外，仍会面对各种交错学风与时潮的复杂影响，学人在此之中做出的选择，颇能反映其为学的根本关怀及其思想与时代学风的冲突和张力。

一、近代广东学术的地缘特征：从白沙心学到乾嘉汉学的兴起 [见英文版第70页，下同]

廣东地属岭南，因接临南海，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内陆地区，早期学术尤其是儒学的发展的规模和程度并不突出，至汉代才逐渐产生一些影响。东汉初年有治“左氏春秋学”的经学名家陈元、著《异物志》的学者杨孚。进入唐代，广东学者的治学领域上得以进一步扩宽，除传统儒学外，佛学、诗学也取得较大的发展，治孟学的名家刘轲、佛教高僧慧能、岭南诗祖张九龄，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宋元年间，濂洛之学开始对岭南思想学术的发展产生影响，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宗奉理学的学者，如负笈杨时的翟杰，从游胡寅、张栻的黄执矩、简克已，师侍朱熹的郑文振、郭子从等，此外亦有学入《宋元学案》的梁观国、王大宝等名家硕儒。至明代，经过百年积淀的广东学术，出现了陈献章的白沙学派与其后学湛若水的甘泉学派所形成的一宗二脉，使这一时期的理学一跃成为与姚江阳明心学并立的显学。明代后期，影响较著的又有治程朱之学的名家丘濬、陈建，学承阳明的心学名家薛侃，通史善诗的大家欧大任、黎遂球、邝露等。清初，广东学术受理学思潮和晚明心学余绪的影响，仍续接前代，与当时全国学术的整体状况相较持平，无特别突出的变化，史学大家屈大均、白沙心学家胡方等学者是这一阶段的代表。

清代广东学术受汉学影响始于康熙末年，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这样描述这一阶段的学术变化：

康熙末，惠半农督广东学政，始以朴学厉士，其秀者有惠门四君子之目，然仍皆文士，于学无足述者。粤中第一学者，推嘉庆间之海康陈观楼昌齐，观楼学甚博，于《大戴礼记》《老子》《荀子》《吕览》《淮南》皆有校注，又善算学，今著述存者甚稀，然大儒王石臞为其文集序，称其考证为能发前人所未发，石臞不轻誉人，则观楼之学可想也。时阮芸台先生督两广，设学海堂课士，道咸以降，粤学乃骤盛，番禺侯君谟康、子琴度……番禺张南山维屏、番禺李恢垣光庭、南海邹特夫伯寄、番禺梁南溟汉鹏、顺德梁章冉廷柟、香山黄香石，咸斐然有述作。而君谟善治《穀梁传》，名其家，又为诸史作补注及补表志，月亭善《毛诗》，石华能说《南汉史》，玉生校刻《粤雅堂丛书》，每书为之跋。恢垣熟于地理，著《汉西域图考》，特夫、南溟则独精算学。特夫与湘之邹叔绩齐名称“二邹”，又善光学，能布算以测光线曲折，南溟亦雅善制器。

罗香林在《陈兰甫与广东学风》中也对这一阶段的学术变化有所描述：“迄阮元任两广总督，创立学海堂，以朴学兴教，奖掖后学;复招揽名士，桐城派四大弟子之一的方东树，亦应邀南游，任《广东通志》分纂。是为苏、皖考据之学与桐城文派传入广东之始。”朱君毅说：“一省学风之隆盛，必有一二大师巨儒，为之提倡。”梁启超亦曾有言：“同是一岭南，假使无阮文达为之师，则道咸之后，与其前或不相远，未可知也。”由此可见阮元及江浙学术的南移与近代岭南学术的转变联系密切。

阮元于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六年（1817—1826）任两广总督，王惠荣指出：“阮元本人学识淹博，于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无不探究。他是扬州人，同辈有汪中、王念孙、任大椿等汉学家，与凌廷堪、焦循来往密切，深受他们影响，治学走的是与戴震有渊源的扬州学派的路子……阮元在广东的幕府中，既有一意为汉学家立门户的江藩，也有攻击汉学不遗余力的方东树，此外还有任兆麟、严杰、陈钧、许彦、凌曙等。”在阮元督粤期间，当时广东学界仍多秉承明代白沙心学的风气，各大书院治学也仍以科举制艺为主，而阮元到广东之后，立刻就此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打破专作帖括学者的迷梦，而引导之使之入于经史理文的范围”;二是“提出陈建的《学蔀通辨》一书，使一部分人放弃其支离的理学而为切实的学问的研究”。在阮元离开广东之后，其弟子钱仪吉继续负责学海堂的日常事务，据《学海堂志》记载，道光十四年（1834）时任两广总督卢坤与钱仪吉共同创设了学海堂专科肄业生，并规定：“课业诸生于《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自择一书肄习，即于所颁日程簿首行注明习某书，以后按日作课填注簿内。”由此可知，阮元督学广东，不仅从风气上，亦从地方书院制度改进上推动了乾嘉汉学在岭南地区的传播。

二、近代广東书院的教育特色：从理学到汉学 [72]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真正产生影响，则须追溯至宋明时期。刘伯骥曾指出：“自南宋以来的学术思想，其直接间接都与书院发生关系，宋明理学家到处开创书院，讲明正学。因此当时书院，多为理学的摇篮。元代书院虽然把它列入官学系统之中，但当时宋儒多入元不仕，退而建立书院，自动讲学。”宋代书院讲学，注重精神自由，与其在学制上的独立性不无关系。元代之后，由于书院列入国家的学制系统之中，思想难免受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弊端也逐渐显现，黄宗羲就批评明代书院“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清初国朝更迭，统治阶层为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在顺治九年（1652）便颁发《学校禁例十八条》及“不许别创书院”等政策，极大地限制了书院的自由发展。不过尽管官办书院的发展一度停滞，但民间的讲学之风并未减弱，雍正十一年（1734），清廷官方终于下谕奖助书院，各地兴建书院之风始又兴盛。

宋代以来，广东书院的发展遵循了由民间转向官方的转变趋势，书院的地理分布，也渐从山林之间转入城市。如在宋代，广东书院多集中在罗浮山，明代则以西樵山、罗浮山及潮州宗山为中心，其中西樵山的书院文化最为发达，如湛若水及其门人创建的云谷书院、大科书院，方献夫创建的石泉书院，霍韬创建的四峰书院都集中在西樵山。这一时期各书院的办学宗旨也相对自由，较能和书院创建者的学术理念保持一致，其中白沙学和阳明学是这一阶段书院学术的大流。进入清代，书院的学术理念由个性发展转为官方主导，如清代广东最大的两所书院——越秀书院和端溪书院都为官方督建，其办学宗旨也要求与当时正统的程朱理学保持一致。书院本身的办学性质及培养目的，也已经从读书修身，转向应试科考。刘伯骥认为：“清代书院在学制上纯为辅助性质，所谓辅助，就是训练生徒使其能够应科选第而言。像越秀书院当时所谓‘进诸生而课之，拔其尤者，集公庭而覆校之，判甲乙以决科庚午乡闱，登贤书者正副榜得十有三人，前三名皆院生。癸酉拔萃者首郡十四，属入选者十有一人，优行者倍之。每岁科试，童子获售者，更仆难数;咸以为一盛事。这样看来清代书院的地位，是和科举发生密切关系的。”

乾嘉年间，由于沿海地域发达的经济背景，再加之官方推出增加商籍科举名额的政策，清代广东的书院得到了地方绅士和商人群体的大力支持，故而书院在城市中迅速发展。至嘉庆末年，广东一省的新创书院多达二百二十五间，其中除肇庆的端溪书院之外，几所当时最知名的书院如：越秀书院（1710）、越华书院（1755）、西湖书院（1803）、羊城书院（1820）、学海堂（1821）都集中在广州一城之内。在阮元督建学海堂之前，当时各家书院施行的还是山长负责制，书院多通过聘请当时的名哲大儒担任山长，吸引生源。虽然清代书院的官方性和应试性较强，但是中国学术历来看重师承，所以当时的士子学人，争相进入书院接受教育，各家书院也因由不同的山长负责，各成一体。

朱次琦在道光四年（1824）和道光十二年（1832）先后在广州羊城书院和越华书院接受教育，这两所书院均入清代广东“四大书院”之列。羊城书院前身为穗城书院、羊石书院，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督粮道蒋伊创建，嘉庆二十五年（1820）重修并更名羊城书院，谢兰生为首任山长，张维屏为监院。道光元年（1821）第一次招生便有两千多人应考，录取不到四十人。越华书院则原本是一为商籍子弟所办专门书院，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由盐商范时纪倡办，因多受商贾资助，办学条件优渥，书院影响力日渐声著。据梁廷柟考证：“书院创设，缘实因康熙六十年准开广东商籍学额，其后文风日盛，至是范运史请于杨督院创为是院，以修众商子弟藏休息游之地。初止就应考人数量经费所入额，设正课三十名，给以膏火银两，自是以后，诸商久寓粤东子弟多归民籍，甄别事例遂与越秀书院等。”书院先后聘请冯敏昌、刘彬华、李黼平、陈继昌、谢兰生等学者担任主讲，皆为一时之大家。

嘉道之际的羊城书院与越华书院，其办学理念几相一致，书院日常教学都以学生自修为主，山长主要负责答疑解难，书院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是定期进行师课和官课两种考试测评。师课由各院山长出题，官课则由地方官员出题，内容以四书制艺为主，如越华书院日常课考内容为四书文一篇、帖诗一篇，由于受到学海堂风气影响，光绪年间，又增加了经史古学一项为考测内容。

三、朱次琦之师承与晚清汉宋学风 [73]

朱次琦青年时期在书院学习过程中，有三位学人对朱次琦治学影响最著，其一为嘉道之际岭南汉学大家曾钊，余二则为时任羊城书院山长谢兰生及越华书院山长陈继昌。曾钊纯治汉学，与阮元交好，朱次琦早年打下良好的治学基础，与曾钊的帮助密不可分。朱次琦通过曾钊，早年入阮元幕府学习，后又与阮元弟子卢坤、钱仪吉等江浙汉学家往来频繁;谢兰生治学不分汉宋，通骈文，擅书画，朱次琦古文修养及书学训练，多受谢氏启发;陈继昌雅继家学，祖父为雍乾两朝经世大儒陈弘谋，学宗程朱，朱次琦就读越华书院，从陈继昌游。三位学人不同的治学风格对朱次琦思想的形成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朱次琦与三人学术往来的梳理，不仅使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岭南学术的独特面貌，也为我们理解朱次琦治学旨趣之形成提供了思想的线索。

曾钊（1793—1854），字敏修，号勉士，广东南海九江西方谭边人。陈璞在《面城楼集钞序》中把曾钊称作“吾粤治汉学者最先”者，其治学“读一书，必将其讹字脱文较勘精审，而后博览传注，详细无遗害”。其生平著有《周礼注疏小笺》五卷、《面城楼集钞》四卷、《虞书命羲和章解》一卷及辑著《杨议郎著书》一卷、《异物志》一卷、《交州记》一卷、《始兴记》一卷存世。阮元所编《学海堂集》中亦收录了曾钊多篇作品。

曾钊与阮元知交，据容肇祖考证，是在道光元年（1821）阮元任两广总督期间。当时任兆麟居督署，在广州本地书坊看到曾钊所著《吕忱字林》，推荐给阮元，阮元遂礼聘曾钊做家庭教师。查诸史实，两者认识时间应早于此年。据《阮元年谱》记载，阮元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八月二十八日在湖广总督任上，便接旨调补两广总督，当年十月二十二日到达广州城。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建学海堂，三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阮元都在广东。又据《朱九江先生集》记载，嘉庆二十四年（1819）曾钊便带朱次琦拜访阮元，故曾钊与阮元相结识，应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之间。阮元较曾钊年长近三十岁，十分器重他，除却道光五年（1825）推荐曾钊担任钦州学政，道光六年（1826）颁布《学海堂章程》聘请曾钊为学海堂学长之外，阮元还时常将江永及王念孙的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寄给他勘校，并就其中的版本和音学问题相互切磋，如曾钊有书云：

秋仲李孝廉能定自京师还，奉到颁发江君音韵书、王氏二十一部韵表，并掷回二十一部韵稿本。训诲谆谆，不胜感佩。钊窃以为韵出于声，声著于字之偏旁，十而七八，其余象形指事，诸文虽非谐声，而皆以声载义，故即义可以寻声之部分。第今世所传之《广韵》，凡四刻。明中涓本、曹栋亭国朝刻本皆未见。顾宁人本与泽存堂本虽有详简之分，而其韵字大略相同，往往疑泽存堂本讹者，检顾本复如是。偏旁既误，韵无所归，不得不推原《说文》，以求其形声之本。《说文》无者，又不得不旁征《玉篇》《集韵》，以求其沿讹之故。即如寝韵之为朕，古文甚不可解，观《集韵》而后知为之讹，据款识而后知灷即之异文，朕、螣等字入蒸部、戈部……蘽从累，入戈部。皓韵，从皇声，观《集韵》而后知皇为臯之讹，又如虞韵、，不知所以，观《玉篇》而后知，当从冒从?。凡此皆以定字之偏旁即以定字之声韵，故旁涉《玉篇》《集韵》，不以为繁也。但不审有当否耳？

“以声载义”和“即义寻声”是当时训诂学主要的方法，从曾钊和阮元二人交往的存世文献可见，曾钊在音韵、训诂学方面的造诣，得到了阮元的肯定。前文在论述清代汉宋学术发展的背景与岭南学术的地缘特征时，已经谈到学海堂在广东的建立，不仅引入了江浙前沿学术的治学特色和风格，还带动了地方学术风气的变化，而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朱次琦，很难不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从存世文献来看，朱次琦与曾钊的交往，除了在十三岁时跟从二十七岁的曾钊第一次拜访阮元，留下一段学坛佳话外，青年时期的朱次琦无论在开拓学术眼界还是扩大学术交往方面都得到曾钊不少帮助。据王筠《记朱子襄》中记载，朱次琦早年在阮元的幕府中学习时间长达六年，其一生立志著述的《国朝名臣言行录》，也是受到了阮元编纂国史的影响。

此外，在阮元离粤后，朱次琦与阮元弟子卢坤（两广总督）、钱仪吉（学海堂负责人）的交往，也是通过曾钊得以结识。但有趣的是，仅就《朱九江先生集》来看，除了一篇朱次琦代为曾钊撰写的《赐进士出身分发湖南知县梅坪陈君行状》外，并未留下佐证二者交游的其他文献，其中原因，颇值得深入思考。笔者认为，在存世文献流传有限的因素之外，不能排除朱次琦思想逐渐成熟之后，由于学术观念的不同，与曾钊渐渐疏于往来。朱次琦早年诗集《是汝诗斋集》中所录《曾丈勉士见过小斋不值》，是仅存的朱次琦与曾钊交往的诗作，这一首颇为重要的诗作，并未被简朝亮收录在《朱九江先生集》之中：

先生道广陈颍川，车如流水争造门。有时豪谈殷四壁，叫醒插架古墨魂。鄙人僻卧城西野，室是远宜跫足寡。昼长睡起庭无人，入户波光浩如泻。我走郊原饯余春，公亦惜春寻解人。冲风飞花尘十丈，咫尺对面成浮云。明岁春归春复好，明岁看花人恐老。百年过眼瞥风花，且侧金樽酹芳草。观生我尚梦蘧蘧，就公真胜带经锄。蕉叶塞窗我当到，坐雨读书新箸书。

“车如流水争造门”，无疑反映了汉学大炽的背景下，曾钊当时广受岭南士子学人欢迎的情形，“室是远宜跫足寡”却表明朱次琦虽与曾钊时相往来，但登门拜访的次数，相较以往则越来越少了。“就公真胜带经锄”无疑表达了朱次琦对曾钊经学功底的肯定，但“我走郊原饯余春，公亦惜春寻解人”一句除了同是赏春人的感慨之外，也许还有一点治学之道非一途可至的意味在其中。

谢兰生（1760—1831），字佩士，号澧浦，又号里甫，广东南海人。清嘉庆七年（1802）进士，先后担任越秀、越华、羊城书院主讲，有《常惺惺斋文集》《常惺惺斋诗集》《常惺惺斋书画题跋》《常惺惺斋日记》《罗浮日记》等著存世，嘉庆二十四年（1819）曾受阮元之聘，与江藩、陈昌齐、刘彬华共同担任《广东通志》总纂。当前学界对谢兰生在学术思想的研究，可供参考的成果并不多，这与谢兰生在学术方面的文献较少存世有关。后世学者对谢氏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诗词、古文、书画方面，故对朱次琦与谢兰生学术脉络的梳理，对于认知谢兰生学术思想面貌亦有助益。

据《南海县志》《越秀书院志》记载：谢兰生“酷嗜古文，得昌黎、东坡家法，并时为古文者咸推为祭酒”，其学“诗宗大苏，出入杜韩。生平见义勇为，最工书法，晚好理学，谓濂溪主野，伊川静坐，朱子明心，均同敬一之学”。考诸谢兰生诸种存世文献，可知这些评价大体无误，但亦显笼统。如谢兰生在《答范衍棠书》中，较为具体的展现了他晚年归主心学的倾向：

弟近日下自揣量，颇究心廉溪主静及程子半日静坐之说，又参以子朱子《近思录》、白沙先生《养端倪》之旨，冀其稍有所得，庶不虚度一生。俗人不察，辄谓学仙学佛，何其怪哉。足下来书亦以此相誉。人日接膝而不相知，况足下在千里外，何能深悉，无怪其然。大约此心收摄到静处，当有会悟，只是炼心之法，千难万难，我等平日苦心思劳去习举业，又添上家累，左支右绌，数十年来心如逐鹿，一旦收缰，谈何容易。弟数来炼此一着，总欠纯净，此一关不破，无一可为。此关一破，无事不办。窃意仙佛路上亦不外是三教，圣人只是一个心性，吾人又安得有两心性耶？知足下有意求道，故述其大致如此，此是颠扑不破的见解，勿以为老生常谈而忽之也。

就谢兰生晚年思想来看，一方面表现出雅好心性之学的旨趣，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他对待释老之学持有同样平等的态度。这种包容、开放、不持门户之见的学术旨趣，在面对如何看待汉学研究阻碍义理之学发展这一重大学术问题时，表现得尤為突出。谢兰生认为：

天下之学，容有二乎？或又疑杨子以至海为终事，而《中庸》以博学以为始事，其义似相抵牾。不知学绝无所谓终事也。有如穷究一物之理，其学问思辨之不得，弗措者必求至其极而后已焉。及移而之他物，其学问思辨亦复如是，终始相因循环，不穷不过，略判先后而无始终。即学问思辨而继之以行，亦非有终始之别，当其学问思辨而行已隐隐在中，及其行之尽，即其知之。至阳明先生所谓知行合一，千古不磨之定论也。或又疑考订之学盛，而性理之学衰，此言尤舛。诚使其人日从事口耳之末，而茫然不识义理，不无玩物丧志之病。今固谆谆然导诸生于以研经也，未闻有研经而至戕其心性者也。且性在物外乎？不在物外乎？性之广博也如海，渊深也如海，天下无一物不在性量涵盖之中，无所谓物外之性也。使知即物即性，则物在是，志即在是，又何至于玩丧乎？且断断如日肆志于群经，无一字无一句不足以疏沦性灵，涵养性体，又何至于玩丧之愚且蠢乎？是说非也。非特吾儒之学云然，即二氏立教之本旨未尝不然。其言虚也必言实，其言有无也必言有，言空也必言不空。或寻其说不得，而第以茫荡枯寂者，当之不如。此正二氏所斥为邪魔外道而不可教诲者，亦不得执此而冤二氏也。何也？天下之性一也，故曰天下之学一也。

谢兰生从心物无二，即性即物，以性涵物的心学思路调和考订之学与义理之学，无疑极富创见。然而任何新兴学术在面对一个旧传统时，必然有一碰撞过程。自有其学术传统的岭南学术亦不例外。汉学在借阮元督粤之际南下，岭南一域的学人显然需要一个接受汉学治学观念的消化过程，谢兰生无疑属于较早表现出接纳汉学态度的学者，这一点还可以从他与学海堂学人交善，并在羊城书院的日常课业中沿用学海堂试题等方面的表现作为参证。

道光四年（1824），十八岁的朱次琦考入羊城书院，这一时期，正值谢兰生总持书院，谢兰生《日记》和朱次琦《年谱》记录了这段史实：

廿二日，晴，早还斋，本日考书院生童题：“大舜有大焉”，赋得野无遗贤得贤字。报考者两千余人。

四年岁在甲申，先生年十有八。春二月，先生服阕，肄业羊城书院。

羊城书院的日常教育大致如同今日之应试教育，其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是括帖之学和诗歌对仗。从存世文献上看，《朱九江先生集》中所载朱次琦与谢兰生唱和之作，多为这一时期所作。另外，从书学、文学旨趣上看，朱次琦也多受谢兰生的影响：

山长谢里甫先生能书，尝曰：“书虽小道，非俊悟者不能通其意。吾友教岁数百人，饶学此者，朱生而已。”乃授笔法，辟咡诏之曰：“实指虚掌，平捥竖锋，小心布寘，大胆落笔，意在笔先，神周字后，此外丹也;手软笔头重，此内丹也。”又曰：“晋辨神姿，唐讲闲架，宋元以来尚逋峭之趣矣，然神物无迹，易于羊质虎皮，以趣胜者，即有所成，抵证声闻，辟支果耳，不成，终身遂流魔道，不可振救。初学执笔，折中祛弊，其诸颜平原、欧阳渤海闲乎。”由是先生工八法。

朱次琦的书学成就，康有为曾有“清朝第一”之评语，他曾在《广艺舟双楫》中记述朱次琦对自己的书学教导时提到了朱次琦从学谢兰生学书的经历：“先生为当世大儒，余事尤工笔札，其执笔主平腕竖锋，虚拳实指，盖得之谢兰生先生，为黎山人二樵之传也。”亦有学者将谢兰生的《书诀》与朱次琦弟子朱法庐所记朱次琦《论书口说》为比较参证，并认为朱次琦在书学方面深受谢兰生影响。

此外，在文學方面，朱次琦雅好杜韩，与谢兰生“酷嗜古文，出入杜韩”的风格相一致，朱次琦说：“有古谊然后有古文。明之七子，学古文而未能无古谊也。韩子读三代两汉之书，志其谊，法其文，文成古文，谊求古谊也。学者为文，志过其师，乃及其师，故学文不徒自韩子始。韩子以来，名家辈出，皆有可师，然莫如韩子。唐以前之文多华，唐以后之文多朴。唐以前之文多曲，唐以后之文多平。唐以前之文句多短，唐以后之文句多长。散文骈文，古无别出，《尧典》申命，孔传《系辞》可类也。故曰骈文有气即为古文，寿文非古也，君子谓之谄。古诗三百，今之诗法通焉。李杜韩苏，诗之四维，得于诗三百者尤多。”又说：“欧阳氏曰：‘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夫信以文章非及物者乎？君子之学，以告当世，以传来者，书以明之，诗以歌之，非文章不达也，皆及物者也。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南宋而后，古文之道浸衰。天下必当有兴者，二三子其志于斯乎。”这些看法都反映了朱次琦推崇韩愈古文之法，追求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

除在羊城书院接受谢兰生的教导之外，朱次琦后又进入越华书院学习。据存世文献所见，这一时期他除了继续与谢兰生保持学术往来，亦与当时书院山长陈继昌多有交游。陈继昌（1791—1849），字哲臣，号莲史，广西桂林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乡试、会试、殿试连中三元，是科举史上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其祖父陈弘谋（1696—1771），字汝咨，号榕门，是雍正元年（1723）进士，历任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除有《培元堂文集》《养正遗归》《课士遗解》《学仕遗规》《司马文正公年谱》等著外，还编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吕子节录》《大学衍义补辑要》等著存世，是雍乾年间的理学名臣和经世名臣，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中收入陈著53篇。陈继昌由于著作散佚，其讲学大旨已不可知，现仅有诗集《如话斋诗稿》存世。从其诗作来看，其思想多承续家训，倡导程朱理学。

总体而言，曾钊、谢兰生、陈继昌等人对青年时期埋首经院之中的朱次琦，学术启发各有不同，这也使我们注意到，嘉道之际，广东学术受时潮影响，本身也在更新变化。曾钊、谢兰生、陈继昌三人在治学方法、学问视野、思想品格等方面，都对朱次琦后来博雅古今、兼采汉宋的学术旨趣提供了不同成分的养料，但是朱次琦思想的真正成熟，以及最终选择汉宋兼采，并与当时的主流汉学相决绝，仍取决于其自身治学精神与道路的辟立。而厘清这种批判的来源，还需要在朱次琦之后为官山西的实学践履，及其与北方学者的学术往来中进一步探讨这一思想发展的脉络。

（责任编辑：杨翌琳   责任校对：吴水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