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代批评理论的发展之路始于新批评决定提高门槛，要求一种更大的阐释回报，这条路继而由翻新了的原型批评（其主要创始人是加拿大的诺思洛普·弗莱）和人类学延续下去。福柯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回归了人类学永恒的天真，不过当那样做行不通的时候，他又试着将认识论置于形而上学之上。朱迪斯·巴特勒和霍米·巴巴沿着这个方向走了下去。他们走入的僵局导致了对于外在框架的探求（羅蒂和利奥塔的哲学之路），然而，这最终提示我们有必要审视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一过程。*

关键词：理论；回报；时间；发展；僵局

首先，我想先谈谈自己跟理论的关系。这就要回到很多年前，实际上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当然那个时候的我不太可能想到这就是理论，不过，其他人也没有这样想。不管怎样，我记得那是在1972年3月或是4月的某个时间，我正处于一种无聊和抑郁的情绪中，这似乎是美国所有高中准毕业生们都会感染的一种特殊情绪。就在那时，我收到了一封朋友的来信。这个朋友曾是我中学三年级的法语老师，她后来决定回到学校继续深造，并考上了位于欧洛诺的缅因大学法语研究生。在信里（那时还没有电子邮件等等我们如今使用的各种通信手段），她提到正在一个研究生研讨课上做“一些神秘的智性话题”研究，她觉得我可能会感兴趣。于是几天后，我就一路开车来到60英里开外的欧洛诺，旁听关于卢梭的一节夜间课。不过，那节课只有一部分是关于卢梭的，它花了同样的或许更多的力气在讨论一位当代法国哲学教授，那时只有几所东海岸大学里的少数人知道这个名字：雅克·德里达。后来我发现讲授这门课的教授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德里达曾在那里访学）获得的博士学位，最近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这是少数几所对德里达感兴趣的学校之一）评上了教授。因此，他的那节课等于是非常接近德里达思想的本源了。那节课听得我目瞪口呆：我记得自己对于文字先于言语的说法感到十分迷惑（假如文字只是用来表征我们言说的声音，那它怎么可能先于言语？），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能指并不指向它们应该表意的内容，而指向其他能指。有意思的是，这位教授实际上在用德里达（主要是《论文字学》，但当时还没有英译本）对卢梭进行细读阐释。不管怎样，我从这位教授那里学到了我所能学的，除了德里达，他还提到了很多其他人，如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等等。

因为有了这次学习的经历，我后来去普林斯顿上大学时才觉得自己对于一些最为先进和前沿的批评趋势算是有所了解，而当时这些趋势正在引发人文学科的震动。在当时，很多法国思想家（特别是德里达）的大量作品还没有英译本。这就意味着对这方面的了解大多限于外语专业或是比较文学专业的学者圈。我在跟一些这样的学者们熟悉之后，发现他们倾向于将这些来自法国的思想吸收、同化到自己所熟悉的内容里，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和其他此前流行的欧陆思想流派。这就意味着我们如今视为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德里达和福柯）的思想，是被称作结构主义的视角阐释后的结果。而这就是当时那些学者所做的主要事情。人们对于这股法国新思潮会为文学本文的细读带来怎样的新意很感兴趣，而细读正是俄国形式主义的特长。因此很多各种各样的细读，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对波德莱尔的《猫》（Les Chats）一诗的细读被拿来重新审视。我记得见过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和热内特（Gérard Genette）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做讲座。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德里达和福柯等人很多真正激进的思想被淹没在一种更为传统的结构主义框架里。而有些新作品就可能被视为“并没有那么新颖”。因此当托多罗夫尝试复兴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汉堡剧评》（Hamburg Dramaturgy）时，他的努力被看作与美国新批评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总体而言，一切进展得很慢。1972年的人们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来自后结构主义的那些即将开始的大胆突袭。

不过，当时并非只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我们现在已经知道，20世纪70年代是个社会动荡与变革的时代，由此激发了很多新的思考方式。其中一个方面的结果是美国哲学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的作品，探讨语言哲学、精神哲学、模态逻辑（modal logic）和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等主题。此前很多年，这些主题大都属于传统英国学界的领地。而当美国哲学家们开始研究它们时，他们对其中很大一部分做出了重大的革新。我在上他们开设的研讨课时，常常会注意到，比起英国前辈，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喜欢那些更为大胆的形而上学概念和形式。因此克里普克（Saul Kripke）对康德的“第一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问题感兴趣，并最终试图复兴一种伪装成新理论的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同样地，刘易斯（David Lewis）热衷于“可能世界语义学”（possible-worlds semantics），而这可以追溯到莱布尼兹（G. W. Leibniz），它意味着对传统的本体论进行彻底的改造，因为这涉及所有假设的可能世界里所有物体的本体论状态。那的确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实验时代，这其中最大胆的实验概念之一就是模态逻辑，即试图建立一种以哲学必要性为基础的形式逻辑。那时人们总体上对于形式主义充满期待，具体而言，期待能够在纯粹形式证明序列的基础上获得关于必要性的深刻结论（当时正是计算机早期发展的时期）。当时的期望是，我们从这些形式证明序列中得到的东西可以揭示因果必要性的某些深层运作原理，而那是我们从纯粹的哲学推理所难以达成的。

当然，这些也引发了怀疑，怀疑这是错误推理或者没有价值的过度行为的批评。我记得那时曾跟一位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研究生聊天，他说：“你知道吗，数学系有很多人认为模态哲学就是垃圾数学。”这句话当时让我一惊，从那以后显然也一直记在了心里。实际上那段时间我正在花费大量时间细读模态哲学的教材，竭力去理解和吸收这种新式的形式推理。不过我仍旧感觉必须要严肃对待那样的负面批评。毕竟普林斯顿的数学系在当时被认为是全国最好的数学系。也就是说，当时在纯粹形式方面最有智慧的头脑，在看过这些模态哲学的证明后说它们与几何或解析中的证明根本不一样。那句话让我吃惊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它似乎暗示，虽然我们的形式证明序列可能每一步都是从前一步严密推理而来，但是最终结果却不一定有意义。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假如说这种负面评价适用于模态逻辑，那么它也可以令人信服地应用于任何数量的其他思考或推理形式与概念。

当时让我感觉到某些变化正在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1975年春季学期我旁听了罗蒂的一门关于精神哲学的课。那时罗蒂为人们所知，主要是因为他在几篇文章里针对当时美国认识论领域的著作提出了一些敏锐的问题，而这很大一部分都源自塞拉斯（Wilfred Sellars）的一篇著名长文《经验主义与精神哲学》（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罗蒂和很多其他人都特别推崇这篇文章。不过，记得有一天乘公交去纽约时，我跟坐在旁边的一位哲学系年轻老师聊到塞拉斯的那篇文章，他直接对我坦白说，他觉得那篇文章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很奇怪罗蒂怎么能从中看出那么多东西。我深有同感。不管怎样，罗蒂那时正在逐渐远离围绕塞拉斯建立的正统，而朝着相当激进的方向思考，这种思考后来在《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中最终成形。不过在当时，这本书的内容刚刚以几个油印章节的形式存在，罗蒂每周会给研讨课的学生分发下一周要讲的部分。实际上，这些章节潜藏着一个更大的基本前提，即任何一个陈述（以及更为宽泛的知识）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评估这一陈述的视角。但是他的这些观点似乎并没有被听众们接受，学生们更感兴趣的是认知的确定性或可证实性。有一天罗蒂正好讲到塞拉斯《经验主义与精神哲学》个别段落的晦涩。一个学生突然反驳说：“噢，我知道塞拉斯是在干什么。”罗蒂看了看他，回答道：“我有些朋友也认为他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主要几卷里在做什么。”不过，那段时间他在为后来关于相对真理价值的论述和框架慢慢地做着准备。

我去弗吉尼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没有修太多理论。不过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德里达到我们学校做了个讲座。他来这里部分是因为他与法语系资深学者沙特克（Roger Shattuck）的友谊。作为对沙特克的友好表示，德里达在讲座开始讨论了《独立宣言》中的表意过程，因为《独立宣言》的主要作者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晚年创立了弗吉尼亚大学。有意思的是，德里达演讲的这个部分完全是用英语表达的，他有点儿费力，但总体流畅，而且没有使用《独立宣言》以外的任何文本。但是接下来演讲的法语部分，他是拿着一份写出来的完整讲稿在读。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所知道的那些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学者们大都是脱稿演讲。尤其是克里普克，他做讲座时从来不看任何讲稿或笔记。很快听众们就发现，德里达的这次讲座不论思想内容还是语言风格，都是一篇精心构造的文章。复杂而不易理解，弗吉尼亚大学的很多著名理论学者很快开始摇头，相互确认彼此的迷惘。然而，在问答环节，德里达自己在一段错综复杂的演讲过后犯了一个非常基础的哲学错误：他试图宣称尼采应该为大屠杀的一切恐怖负道德责任，即使尼采并没有造成这样后果的意图，只因为纳粹想办法利用了他的理论。考虑到他前面讲座本身复杂的推理过程，这个宣称的天真和简化，看上去相当显眼。这更让我觉得他的讲座本身推理就很可能是有问题的。他的推理无疑很费解，而当一个人可以犯这样基础性的哲学错误时，很难相信他的另外那些推演步骤能够经得起仔细推敲。

1984年，我到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任教，发现自己再次专注于理论研究。我到那之后的几天参加了第一次讲座活动，主讲人的主题是海德格尔。现在回忆当时的全部细节已经很难了。但是当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整个讲座缺少对海德格尔哲学语境的讨论：完全没有涉及胡塞尔，也没有讲到一般意义上的现象学，连海德格尔自己会不断提及的前苏格拉底派、黑格尔和尼采这些伟大的先辈们都没有涉及。就仿佛海德格尔独自漂浮着，发着光，唯一的联系就是由理论拣选出来引人注目的其他几位思想家，却远离了其思想脱胎的哲学母体。我后来发现这就是理论利用大多数思想家的典型方式。

接下来我想说说我在伊利诺伊大学执教期间下过功夫的一项工程，乍看之下它可能跟理论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它深刻影响了我在理论问题上的总体看法。我在数学教授雷兹尼克（Bruce Reznick）的帮助下——我希望总有一天能回报他多年的好心——开始学习高等代数。处理纯粹抽象的对象——比如群论（group theory）的元素——至少有一个方面与跟理论打交道非常不同。我们会对纯粹的形式关系更加敏感，也会意识到是否可能用不同的方法处理这些元素。首先，我们会意识到不同种类的思考步骤。在数学里，有一些思考步骤看上去会反复出现。我们会学着尊重这些步骤，因为它们会产生非常有效的结果。我们也会意识到有些事情是行不通的。比起很多其他领域，数学也许是很多思想大厦的墓地。有能力的人很容易建构，但是要证明这些建构具有真正的意义却是困难得多。我从这次的学习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个方面与我对理论的研究尤其相关。我使用的教材——《代数中的论题》（Topics in Algebra），赫斯坦（I. N. Herstein）著——是我和我的数学老师成年时的经典数学教材，而且和很多20世纪60年代的事物一样，这部教材也是实验性的。其中一个证明练习是这样的：“请用你目前所知的知识证明这一结果。”后面还有一个星号指向作者的脚注：“在本教材的所有题目里，关于本题我收到的来信最多。”意思是，没有人——包括赫斯坦本人在内——能解答这个题目。这让我意识到，不是每个形式系统都一定能够得到结果，假如一个既定的形式系统没有表征关键概念的方法，那么不论我们使用怎样的思维步骤，都不可能达成我们的目标。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突然觉得这一点也可以令人信服地适用于不同形式的理论，亦即，假如一种特殊形式的理论不能表征其必要的概念以达到目标，那么整个理论都会受到重压，在它的框架内思考也会变得异常困难。

2000至2001那个学年，我开始教授本科生的理论课。实际上，我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初期就曾想尝试开设一门文学理论史的课程，计划讲到1900年前后。那门课最终因为选修的学生太少而被取消，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那时理论课都是选修而非必修，而且一般来上课的都是“几个兴致勃勃的学生”，而不是很多不情愿的人。但是等我想着再次开设本科理论课的时候，情形已经大不一样了：理论已经从选修课变成了必修课，也就是说每个学期我们系都会提供多个时段的理论介绍课程。虽然理论课变成了必修，选课人数有了保证，我不得不承认，因为很多原因，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选择教授本科理论课。但是在一门研究生研讨课试用了这本书中的材料以后，我感觉终于准备好可以为本科生讲解一门更为宽泛的理论概观课。但是我开始备课以后却感到有些不安。在美国，大多数本科理论课程都会使用某种教材，而且往往也只会用这些教材。结果就是，学生们只会读那些来自原著理论的选篇。因此不出意料的是，当他们真的看到理论原文时，就像新兵刚入伍第一次上战场：吓坏了。我很多学生就是这样，被理论给吓坏了。说实话，那情形有点喜剧性。一方面，系里老师（比如我的一位同事）一边强迫学生选课，一边广而告之本课程的材料“不是给胆小之人准备的”。显然教师当中开设此课的热情很高。另一方面，学生们就像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战栗》（Fear and Trembling）里的以撒一样，希望能找到出路。因此，这门原本应该是大二学生修的课，大多数学生却都是大三甚至大四最后一学期才选。不管怎样，尽管教师和本科生对这门课的材料有不同的态度，我任教期间似乎情形并沒有多少改变。这也很有启发性。具体说来，这说明教师群体对理论这门学科投入很多，不论学生们是否有兴趣。这就引发了下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大学教师会对理论有这样大的投入和兴趣。（待续）

翟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英语与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高级研究员荣誉（NEH senior fellowship，1991—1992）。已发表英文专著：《美国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基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唯美主义：后浪漫时期文学的艺术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约纳森·爱德华兹与启蒙哲学的限度》（牛津大学，1998）、《浪漫主义理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理论、19世纪欧洲文学、美国文学和现代主义。

牟芳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兼《外国文学》编辑。主要译作有：《好奇的追寻》（阿特伍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蒂利亚德著，华夏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