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美学的一大困境来源于西方学术语境与中国现实环境之间的矛盾，重新发现与挖掘具有中国特质的美学理论资源成为美学界的重要課题。中国器物以物质存在形式完整、连续、丰富地保留了华夏文明和中国古典美学，是区别于西方美学、具有中国特质的传统美学理论资源。从器物的概念出发，器物美学主要是指对器物实用形制或者形式中显示出的人类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可以表征为功用之美、文明之美的审美特质。激活与挖掘中国器物美学的理论资源，可为我们建立起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更切实可行的理论样式。

关键词：中国器物;物质文化;美学理论资源;现代性转换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南越文化出土器物美学研究”（YCSW2019059）研究成果。

就美学学科发展来看，过去世界各国所讲的美学理论，基本上是在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学科体系下建立起来的。尽管古代中国已有相当丰富的关于美的思考和论述，但应当承认，我们还未建立起像西方一样立足于纯理论和思辨意义上的哲学，更不必说建立较为成型的“美学”学科体系。现代意义的“中国美学”也是在西方哲学和美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方学术体系虽然对于中国美学学科体系的初立提供了学科方法的借鉴，但从另一面来讲，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限制中国美学谋求自身的学科发展的一堵“围墙”，总归免不了与中国现实环境之间产生冲突与矛盾。“破墙而出”的关键，应当是重新发现与挖掘具有中国特质的美学理论资源，使得中国美学的根基真正建立在中国特色的美学经验上。

纵观我们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其广袤的土地、厚重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其中，中国器物以物质存在形式完整、丰富、连续地保留了华夏文明和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大量器物还原了历史文化的“在场”感，承载着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信息与审美倾向，为中国美学提供了大量实证材料。作为人们物质实践活动中的工具之一，器物往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反映了当下社会人们的工艺制作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展现了特定时期下的审美文化现象。本文将以中国器物作为研究对象，尝试挖掘中国器物的美学理论资源，建构具有中国特质的器物美学，以期激活、创造器物美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一、重审中国器物的美学资源

瓦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提到：“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一场美学的勃兴。现实中，越来越多的要素正在披上美学的外衣。现实作为一个整体，也愈益被我们视为美学的重构。”[1]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美是什么”的追问开始被现代学派解构。美学不再只针对于绝对抽象的理念的思辨之中，它也开始注重在人类生活中寻找美感来源。审美的眼光可以转向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消费等领域，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日趋泛化。李泽厚认为：“美感的根源、本质或者前提在于外在自然（人的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关系的历史性改变”[2]。作为人们物质实践活动中的工具之一，器物往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反映了当下社会人们的工艺制作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对器物的审美展现了美学对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审美文化现象的重视，也让美学研究重新回到了审美实践的途径上。

但令人惋惜的是，就整体的学科研究而言，器物的美学特质和理论资源却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和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过去世界各国所讲的美学理论，基本上也是在西方美学的思维模式、理论体系、概念范畴中建立起来的。虽然西方美学对于中国美学学科体系的初立提供了学科方法的借鉴，但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限制中国美学独立发展的一堵“围墙”。其二，由于受到传统的“道器之辨”的影响，中国美学更注重纯粹的形而上之“道”的理论建构，而相对缺乏对具体的形而下之“器”的审美重视。中国美学研究长期在概念、范畴、命题中打圈，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偏重文献资料研究，而相对忽视实物资料研究的现象。以往的美学研究聚焦美学思想史，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历代哲学家或理论家形而上的论“美”思辨中，而丰富的艺术形式、艺术作品流于在概念的例证中。这也导致了美学研究缺乏实证基础和物质根基，不能囊括中国美学研究的全部范畴。其三，严谨细致的学科划分一定程度上也让处于艺术史和美学史交界处的器物研究存在部分未涉及的研究空间。艺术史不仅仅包括记录历史资料或者对具体的艺术作品（包括器物史）进行品评，也应当包括对各个时代的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特征进行研究。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国累积多年的器物资源都没能进入美学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中。波兰美学家塔塔科维兹曾以“内隐的美学”来形容东方美学的特点。“内隐的美学”指的是蕴含在艺术创作思想和艺术作品中的美学思想，它要通过对具体的艺术作品的分析中提炼出来[3]。“内隐”与“外显”只是两种美学家认为的美学表达的途径，但这里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内隐”的美学往往会因为其隐藏性和隐蔽性被美学研究忽视。中国器物美学就属于这样一种“内隐的美学”，其美学特质和理论资源急需我们去挖掘与丰富。

二、建构中国器物的审美特质

谈及器物的审美特质，不妨先从“器物”这一概念分析入手。《说文解字》云：“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段玉裁注曰：“《皿部》曰：皿，饭食之用器也。然则皿专谓食器，器乃凡器之统称。器下云‘皿也者，散文则不别也。”[4]从词源意义来说，“器”作为象形字，形如一只犬守着四个食器，最初的本义是源自对饮食器的指代。另一方面，根据段玉裁的注解，“器”的概念在流传和变迁中有所泛化。“器”与“皿”不同，“皿”专门指代盛装食物的容器，而“器”却能指代凡是能装盛东西的一切容器。

确实，中国向来推崇“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饮食器分类繁多，从远古彩陶时代的鼎、豆、壶，到早期青铜时代的鼎、簋、笾、豆、爵、盉等，纷繁复杂的饮食器分类，也彰显着中国早期礼乐文化的等级森严。渐渐地，“器”这个来自饮食器的概念开始拓展为一切与礼制相关的器物。一方面，“器”往往与礼乐和仪式相关，如青铜器、玉器、乐器、武器、饰器等，这些器物的设计与产生都象征着不同的身份文化与等级制度，是中国传统礼乐制度的产物。另一方面，“器”由仪式为核心拓展为一切领域之器，如器具、器械、器玩等，甚至被抽象为一切感知世界的有形象的东西，成为蕴含着“道”的具体事物的“象”。器物成为装盛包括实际物、抽象物在内的一切物品的容器指称。

对“器物”概念的厘清可以获得以下信息：其一，器物首先理解为用来装盛东西的器皿。器物应当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所需的功能性、实用性。其二，器物与人类活动息息相關，保留着人类文明的物质痕迹。器物来自人工制作，与人类的饮食、礼仪、制造、使用、创造相关，是满足于人类的实用目的进行的审美性创造。因此，器物美学主要是指对在器物实用性者形式中，显示出的人类创造性的审美活动，下面所论述的器物的美学特质也将围绕器物的特性展开探讨。

（一）功用之美是中国器物美学的审美特质。器物应当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所需的功能性、实用性，由此建立起的器物美学也应当建立在实用功能上的审美。“器物审美的根本特点在于，它是建立在实用性以上的审美，审美离不开实用功用性。”[5]

例如，在我国境内发掘的最早的着色陶器中，老官台陶器大多是带有印绳纹或者划刻纹的。据考古学家称这是因为先民在用陶土模仿藤编器皿，为了达到相同的功能，先民们就将藤条的纹理一起一丝不苟地模仿了上去。在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属老官台文化遗址）发现出土的圆底钵型器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口沿部有锯齿状的印压绳纹饰或划刻纹饰;第二类是口沿部有两至三厘米的磨光带，从腹部开始有印压绳纹饰或划刻纹饰;第三类是口沿磨光的基础上还有一道红色彩带，包住了整个钵体的圆口。三类钵型器在时间上呈现出逐步递增的趋势。可以看到，原始先民对纹饰的关注，最初是始于对功能的模仿与追求，器物的功能性始终是器物关注的重点。而在器物使用的过程中，钵型器在人嘴交界的口沿部制作越来越简化与光洁，也反映出先民们不断地调整器物使用的舒适度和实用性，而后出现的彩带装饰，实则是在为了制作光洁的基础上增加其形式美感。实际上直至今日，人们制造器物也是优先以实用为主，兼顾审美，这是器物与艺术品制作的目的论的根本区别。格罗塞认为，“原始民族的大部分艺术作品都不是纯粹的审美动机出发，而是同时想使它在实际的目的上有用，而且后者往往是主要动机，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其次要的欲望而已”[6]。就原始艺术的发生论而言，“器物”之所以能被追认为“艺术作品”并具有美的功能，源自原始居民在制作过程中对生产生活中的使用体验和使用，表现为器物的实用形制或者形式，是对人类创造智慧和工艺技能的赞扬与肯定。

（二）文明之美是中国器物美学的文化表征。作为一种人类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器物承载着大量的人类物质文明，以物质文化形态凝聚了人类审美风尚与文明发展的轨迹。在长期的人类学美学研究中，器物都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体现着一种物质文化的审美表征。

对物质文明的考察向来是人文社科学者共同的关注。物质常常作为第一手实证材料被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视作考察历史的切入口，并逐渐形成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随着20世纪文化研究成为显学，对文化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对人类的考察，也将目光聚焦到与人类活动相关的一切物质文明、艺术形式中。人类学开始从“人的视角”考察原始、他者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遗迹，转向了以“物的视角”考察不同时空中物的轨迹以及它们与人的关系。“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也逐渐成为了当下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热点。詹姆斯·迪兹（James Deetz）将“物质文化”定义为“我们生存环境中的自然环境中，被文化所决定的人类所改变的那部分环境”[7]。

迪兹将“物”与人类活动和人类的文化创造联系起来，使得“物”开始具有文化意味。值得关注的是，在海外汉学研究中已经有西方学者关注到中国的物质文化资源，并开始尝试用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具有转折性的事件是1991年牛津大学的柯律格（Craig Clunas）出版的《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长物志》本是明代苏州文人文震亨所撰，分十二卷展示了当时明代士大夫阶层风雅生活。而柯律格从物质文化角度，就《长物志》中描写吴门文人生活的风雅物品入手，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身份进行讨论，重新发掘《长物志》这本“旧书”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这也引发了海外汉学界与中国学界愈加关注中国物质文化研究。器物不再是“长物”（多余的物品），其审美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彰显，从器物出发重审人类创造性审美活动和原始审美意识发生的研究路径切实可行。

三、挖掘中国器物美学资源的现代意义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审美体系和独特的美学风格。许多伟大的文明如古希腊传统、古埃及传统、古巴比伦传统等，都曾经在历史的某个时刻中断过，只有中国的华夏美学被持续地延续下来。这部历史延续的重要证据就是丰富的器物的物质存在。在独特的中国墓葬文化中，受到厚葬之风、阴阳学说的影响，中国器物被非常戏剧性地保存下来。墓葬中往往随葬许多具有时代印记的珍贵器物，并发展为一条独特的中国器物文化长链。中国器物的完整而连续，器物背后承载文化信息的丰富性而独特，这些都是人类精神文明中的瑰宝。器物作为时代精神的物化表现形态，是历代美学思想中的个体体现和明确案例，几乎涵盖了一整部美学史，是中国审美文化发展的有力见证，应当视为区别于西方美学的中国特色的美学经验。

器物美学能使我们在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中找到一个建构的桥梁，由形而下的对象反观形而上的精神，又由形而上之精神解释形而下的器物。实证性的物态史与思辨性的观念史在器物美学中得到相互补充与引证。器物的物质存在的特性尤其对现代意义上考察上古审美意识时发挥作用。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对上古审美形态的考究要依靠各个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器物加以实证，从物质到意识，从已知推未知，在物化的历史中探寻前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在这种实证基础上建构起特定时代的审美活动及其理论形态。

中国器物美学在中国本土产生，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品格与内在完整性的美学理论。它以器物这种物质存在为依托，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现实之上，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中国器物美学注重挖掘和发现中国特质的美学资源，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经验样式。如今，越来越多像中国器物这样的中国传统资源在现代被激活、被挖掘并进行现代性转换，这为我们建立起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更加切实可行的理论资源与样式。

参考文献：

[1]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杨，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4.

[2]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08.

[3]邱紫华，王文革.东方美学范畴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18.

[4]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6.

[5]李社教，邱紫华.论器物的审美特质[J]中国文学批评，2018（3）：67-73.

[6]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2009：234.

[7]孟悦.物质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

作者简介：林家帆，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