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峰

编者按：2018年伊始，安徽美术出版社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袂推出《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开始，陆续刊登了法帖部分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现第一辑已介绍完毕，从2018年第十一期开始，本刊继续刊登本书系第二輯和第三辑的内容，包含宋拓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刘熊碑》、民国拓《元显隽墓志》等精良拓本，以及董其昌行书《赠张旭、题卢道士房诗卷》、文天祥草书《谢昌元座右辞卷》等珍贵墨迹本，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4件东周时期的器物宋公栾戈、子孔戈和2件鄂君启节，铭文皆以错金工艺制成，极具特色。

宋公栾戈长22.4厘米，传1 936年安徽寿县出土。援上扬，中起脊;阑侧有三穿;内上有一穿，末端上角圆而下角内凹，内的两面饰错金变形兽纹。胡部有错金铭文6字，一面4字，一面2字。宋公栾即宋景公（前516-前469在位），因此戈的时代为春秋晚期。

宋公栾戈的错金铭文是所谓“乌篆”体， “宋”“公”二字上附加乌首等纹饰，全铭字形修长，笔画宛曲，多加肥笔。“乌篆”体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楚、蔡、宋、吴、越等国，是—种独具风格的美术字体。

子孔戈长22.7厘米，1957年于河南陕县后川2040号墓出土。形制接近宋公栾戈。内两面均饰错金的双线云纹，胡部有错金铭文10字。做器者子孔可能就是后川2040号墓的墓主，他应是前453年三家分晋后魏国的—位高级贵族。

子孔戈铭文字体端正秀丽，风格不同于“乌篆”体，别有韵味。

鄂君启节是战国时期楚王下令铸造并颁发给封君鄂君启的铜节，以作为后者进行商业活动的免税凭证。铸造时间据铭文可知为“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323年，距今已有2340余年。

铜节现存5枚，均出土于安徽寿县丘家花园（1 957年出土4枚，1960年出土1枚），可分“车节”和“舟节”两组： “车节”3枚，长约29.6厘米，铭文148字（合合文三、重文一）;“舟节”2枚，长约30.9厘米，铭文164字（合合文一、重文一）。原有5枚，可合为竹筒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车节”和“舟节”各1枚。

两组铜节的铭文在记录相同的铸造背景后，分别详细地规定了在车行（陆路）和舟行（水路）两种交通方式下鄂君启运输货物可免税通过的地点（交通路线），以及免税的限制，对研究战国时期楚国的符节制度、交通地理和商业政策等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需要指出的是，鄂君启节铭文中的许多问题，学术界曾长期有争议。有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如关于鄂君启之封邑鄂（水、陆交通路线的起点）的地望，一向有东鄂（在今湖北鄂州）和西鄂（在今河南南阳）两说，有学者将“舟节”铭文中的“ ”成功隶定为“油”并读作“淯”后，西鄂说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2012年南阳夏响铺春秋时期鄂侯墓地的发现，又为此说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再如两组铭文中均有的关键字“ ”，曾被释为“庚”等，在有学者根据西周金文和战国楚简的材料将其隶定为“就”、训为“至”后，西鄂说也逐渐得到了公认。但有的问题尚未解决。如“舟节”铭文中的免税限额单位“究竟是何字、有何含义显然至关重要，但至今没有确切的解释。再如两组铭文中均有的“”、“车节”铭文中的地名“ 禾”之“ ”等字，也不清楚该如何隶定。这些疑问都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特别期待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地下新材料的发现。

鄂君启节是楚怀王亲自下令铸造的楚国高等级青铜制品，其铭文在已知的东周楚国青铜器铭文中是篇幅最长者，用语习惯和文字的特征都具有显著的楚国色彩。青铜器上的错金工艺始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另外错金铭文的总体数量不多，字数一般较少。鄂君启节“车节”和“舟节”的铭文分别为148字和164字，是目前已知字数最多者（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栾书缶铭文字数仅次于鄂君启节，48字），显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平。铭文排列齐整，字体优美，是精美的书法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三辑）-宋公栾戈、子孔戈、鄂君启节》收录铜器铭文的释文力求进行最合理的隶定，但力有未逮。在体例方面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字后面有带括号的字，代表这些字通常的（或在传世文献中的）写法;若括号内的字加“？”，则代表只是可能的通常写法，并不完全肯定。有的字后面的括号内只有“？”，代表该字的隶定本身就是存疑的。有些字还不确定如何隶定，因此在释文中照录它们在铭文中的原状。2枚鄂君启节的铭文摹本采自《殷周金文集成》。

本栏目图文选自安徽美术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的《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三辑）.宋公栾戈、子孔戈、鄂君启节》，《中华宝典》丛书项目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约稿、责编：金前文、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