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威（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傅斯年致中央研究院的信。

1947年至1948年间，国共内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中央研究院举行了首届院士选举。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各大学共提名535人，研究机构提名203人，独立学院提名30人，专门学会提名75人，计843人。

1947年10月12日、13日，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主持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第五次、第六次全体委员会会议。随后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具体审议（评议会是中央研究院常设机构，选举筹备委员会系从评议会中选出）。

16日上午，评议会分三组（数理组、生物组、人文组）召开审查会议。三位召集人李书华、秉志、胡适，分别报告三组院士候选人名单审查结果。随后讨论相关细则。下午，评议会议召开大会，决定数理组和生物组候选人名单。晚上，胡适负责拟定人文组院士资格的“合格之根据”，直到第二日凌晨四时才完成。

17日，胡适、周鲠生、巫宝三、李济分别报告人文组内哲学文学史学语言学各科、法律政治学各科、经济社会学各科、考古及艺术史拟定院士候选人名单情况。经过几天的热烈讨论，即“经评议会郑重审查，纯以学术之造诣为衡量，一致通过150人为第一次院士候选人”。其中“数理组”49人，“生物组”46人，“人文组”55人。具体人员名单，在当天晚上七点的例会上公布。

1947年11月15日，这份150人的院士候选人名单，在政府公报和京津沪《中央日报》《大公报》等各大报，及《教育部公报》第19卷第11期（1947年11月30日出版）公示：“经公告四个月后，再当由评议会举行第一次院士选举，于此候选人150人中选举80至100人，每人必须有全体出席人数五分之四投同意票者，方可当选为院士。而在公告期间，对公告名单中任何候选人之资格有批评意见者，尚可将具体意见函筹备会审阅后，提出评议会，于选举时，作为讨论之参考资料，评议会对于各方批评意见，无不竭诚欢迎，予以重视，一秉大公”。

1948年1月26日天津《大公报》社评《为学术界的青年请命》，强调“今后一切学术界的机会，必须尽量向青年的学术工作人员开放，务使青年绩学之士能脱颖而出，不致长期埋没”。社评说150位候选人中“对于青年新进之士，似犹嫌包罗太少”。1948年2月22日《中央周刊》第10卷第7、8期，刊有伯商（朱偰笔名）的《天风海涛楼札记》，尖锐地指出：“考英美德法诸国，研究院之院士，为学术界之最高地位，当选者不但为一国之学术泰斗，亦且为国际公认之权威学者，必也有其一鸣惊人之著作，有众口交誉之声望，然后方可当院士之选，非借钻营运动所可济事也。我国初选院士，意义重大，然一考候选人名单，则不禁令人惶愧。甚有国内既无藉藉之名，国外毫无些微之望，初出茅庐，居然膺选为候选人，虽各科皆然，而社会科学为尤甚。甚矣创始之难，而作始之不可不慎也！”

伯商的文章，引起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的重视，他亲自给报社及伯商写信，欢迎其“如有对名单中任何候选人资格有意见，皆应具名提出以挂号信寄送选举筹备委员会审阅，后将各方批评意见提出评议会讨论”。

公告见报后，1948年3月9日，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袁翰青致信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主张“可采宁缺不滥之态度，以免遗笑于国际科学界”。他指出化学一科中的纪育沣，在化学界虽为前辈，亦偶有论文发表，但所发表之论文，均无创见，其实验工作仅囿于“嘧啶”之衍生物，是他美国导师的工作范围。而其导师的论文在化学界已被公认为二三等论文。“纪先生二十年来只知做其博士论文之延续，无异自认其尚无自寻门径、独立研究之能力（所做关于国药工作亦无可称述之结果）。国内类似纪先生之有机化学家为数不少，今独选举纪先生为院士，恐既不能使国内化学界心服，亦不免使国际化学界讶异也”。

1948年3月6日，医师王和夫致信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备会，说“候选人中行政人员太多，院士之推选只能根据学术上之贡献，文教机关之首长，纵使著有成绩，乃其分内之事，不值提奖。不学无术之人，若得入选，实贻学界之羞。依此原则，下列数人不应入选：张孝骞、汤非凡、洪式閭、李宗恩、余大绂”。“贵院评议员全部列名，最受国人攻击。还以退避为是”。“马文昭医师，此人老朽昏聩，他根本无研究之素养、热心与能力，所有数篇非驴非马之研究，皆其技术员、助手及友人代作代写，关于忌烟之研究与治疗，全是骗诈，他用以忌烟之蛋黄素，杂有吗啡，不能根戒烟瘾。贵院评议员林可胜及吴宪二先生熟知此人，可请其作证也”。王和夫此时所说“不应入选”的“文教机关之首长”，是有所指的，如朱家骅是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王世杰是外交部部长，翁文灏是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更有多位大学校长，如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这些“文教机关之首长”中，胡适在最初有自己提名自己一票（提名方式中设有“自提”一项）；吴有训当时在美国，候选人名单公示后，他专门致信选举委员会表示自己退出，但还是被选上。

就王和夫熟悉的生物医学界而言，张孝骞是湘雅医学院院长、汤非凡（飞凡）是中央防疫处处长、洪式閭是江苏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是协和医学院院长、余大绂为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

长期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一向敢于直言，有“傅大炮”之称。傅斯年个人的意见，是候选人刘文典、潘光旦落选的直接原因。“素不主张政府统制学术”的傅斯年，早在1939年11月曾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翁文灏一信，表达过对《第二届评议员候选人参考名单草案》的看法：“去取之间，必须公正，一切以学绩为断，不便阿其所好，而应使见此单者佩服。”

1948年3月9日，院士候选人名单出来后，因严重高血压在美国治疗的傅斯年致信朱家骅、翁文灏、胡适、萨本栋、李济，对人文组刘文典、潘光旦提出了否决意见：

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为异。更有甚者，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写于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

……社会学一项，有潘光旦君。潘君自是聪明人，然其治谱牒学之结论，实不能成立。彼以科举之多，证明苏州人天资优越，此实不知科举者之谈也。苏州人容许天资优越，然此说实不足以成之。盖科举之业亦有风气，且可揣摹，主考与入选者每为一调，忽略此历史事实，乃有潘君之说，故潘君之功夫似未可与陈达君同列也。……

傅斯年提出刘文典的“贡献绝不能与余、胡、唐、张、杨并举”，是指公示中的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结果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都当选为院士。同时，傅斯年强调对自己举报刘文典之事“负法律责任”。

袁翰青、王和夫与傅斯年三人的信，分别被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备会作为“极密件”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刻印件，分发给评议员“作为参考资料”，让“评议会讨论”。

1948年3月27日，24位评议员参与最后投票表决，最终从150名候选人中选出院士81人，三封举报信中提到的纪育沣、马文昭、刘文典、潘光旦四人都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