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 贺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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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大政协渠道，有些代表委员的建言选择了更为直接的通道。

全国政协委员吴浩是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2月6日他作为国家卫健委前方工作组防控组社区防控专家组组长到达武汉。彼时，武汉“封城”已实施两周，但武汉的超市依旧人满为患，小区人员随意出入。

通过全面调研，吴浩代表专家组向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以及中央指导组提出了小区居家封闭管理的建议，要求每家每户不得出小区门。防控专家组的建议随即被采纳，2月11日，武汉市政府发布了在全市统一实行小区封闭管理的通告。

据全国政协提案委介绍，本着既建言添助力、又帮忙不添乱的出发点，疫情期间的提案不要求马上做出回复，只供参考，但有一些部委的回复速度超出了提案人预期。

2月4日，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收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教授刘昕《关于有效遏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蔓延势头的提案》，提案建议接纳医疗污水的污水处理设施要提前准备，临时隔离场所的污水也应作为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进行管控。

提案得到生态环境部领导的批示，2月26日，生态环境部官网通报了全国医疗废物、医疗废水处理处置环境监管的情况，全面回应了提案建议。

两会期间，谈论体制机制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代表委员的建议转向更为深入的结构性问题。而传染病防控体系，来自传染病医院的代表委员无疑最有发言权。

防治SARS的“老兵”蔡卫平早在2月初就提交了多份新冠建议，此番上会的“平战结合式传染病医院的建议”也经过了数月沉淀。

“传染病专科医院是苏联模式，在综合医院下设传染科是欧美模式，我们的传染病医院可以走一条折中之路，即传染病医院也开设别的科室。”蔡卫平说，“平时可为附近居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疫情期可快速成为定点收治医院。”

新冠疫情也让人们看到，患者救治光靠感染科医生是不够的，尤其是重症患者或者有其他基础疾病或并发症的患者，需要的是综合性的治疗方案和医疗团队，传染病医院的建设亦是如此，不能忽略综合科室的配合。

随着广州疫情得到控制，蔡卫平所在的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板房区建了一半就停了下来。但蔡卫平认为这是在为未来做准备，“平时就在场地设置上预留可拓展的空间，做好水电网络和排污系统的准备，一到战时就可以迅速投用”。

此外，蔡卫平2018年就提过传染病防治法的修法建议，2020年，他联署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的修法议案。

“肖代表还在找人联署，我签的时候还不到35人。”蔡卫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发言时，建议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相关法律，把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暴露的短板尽快补齐，抓紧修订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立法保障重大传染病救治医疗费用，使之成为能持之以恒的保障体系。

另一位来自传染病医院的全国政协委员杜丽群，是南宁第四人民医院艾滋病科护士长，她在提案中直陈了传染病医院的难处，坦率地建议提高传染病医院的待遇。

“无论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是承担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传染病医院支出的成本均由医院先行垫付，政府补偿额度明显不足。”杜丽群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她建议加大对传染病医院的经费投入，增加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补偿额度。

杜丽群称，新冠期间，她所在的医院一个月就亏损了约八百万元，正常发放工资和补贴都有些困难。即使没有疫情，传染病医院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们医院这么多年引进不了一个博士，去年有两个自己的职工考上博士，医院为了把他们留下来，咬牙给了一笔五十万元的安家费。”杜丽群坦言，“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能跟同级医院的医务持平，才能够留住传染病医院的人才，更好地保障公众的健康。”

在建言体制机制之外，有一些代表委员也提到，该如何纪念这场注定影响深远的疫情？

1月23日是武汉“封城”的日子。陈静瑜建议，把这一天设立为“国家公共卫生日”，时常提醒民众保持健康意识，让公共卫生理念融入社会文化，使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

朱征夫给1月23日起的名字叫“抗疫纪念日”，他还建议在武汉市竖立纪念碑，镌刻上所有逝者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