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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警务纪录片的叙事创新与传播策略

2020-05-28陈思宜

新媒体研究 2020年6期
关键词:传播策略

陈思宜

摘  要  《大城无小事》由东方卫视与哔哩哔哩联合出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上海基层警员在复杂环境下的日常警务工作,拓展了警务纪录片的社会功能,运用了符合新媒体语境的多种叙事技巧并得到了不错的传播效果,对同类节目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警务纪录片;故事化叙事;平民化视角;传播策略

《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2019》(以下称《大城无小事》,作为《巡逻现场实录2018》的升级版,是由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广播电视台携手合作,东方卫视和哔哩哔哩联合出品的12集全景式警务纪录片。2019年12月19日起每周四在东方卫视开播,次日凌晨在哔哩哔哩全网独播,目前累计播放量已达2 884.7万。《大城无小事》延续了全程跟拍的全景式记录,镜头视角也由派出所民警的日常巡逻拓展至执法办案、窗口接待、社区警务等方方面面的警务工作。

节目摄制组昼夜蹲守,实现上海16个区全覆盖,正式蹲点22个派出所,拍摄素材时长累计6 320小时,后期片比达1︰632。纵观从海量素材中选出的案例,无论是更具代表性的案件与人物、对警务人员形象更细腻的刻画、还是叙事节奏、视听语言以及传播方式的调整上都可以看出,相较于之前的电视台警务类纪录片,《大城无小事》叙事与传播策略的转变,而其转变方向,与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新媒体视角下的叙事创新

《大城无小事》结合新媒体平台及网络受众的特点,突破了警务题材严肃的叙事方式,并为以普法教育为要的法制节目开拓了拉近警民关系、人文关怀、城市形象等创造其他功能价值的可能性,具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叙事角度:关注个体命运的平民化视角

相较于传统警务纪实片,《大城无小事》最大的叙事特点是平民化视角,无论是作为主要叙述对象的基层民警,还是作为案件参与者的报案者与嫌疑人,或是整个节目营造的上海城市形象,都是从平凡的视角切入,大多描写日常执法场景,关注各种社会境遇下的人,着重刻画他们在特殊处境下的心理变化。可是说《大城无小事》在普法的同时,更多体现的是对小人物命运的重视,并折射出高度法治、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形象。

1.1.1  基层民警:是城市守护者亦是平凡儿女

上一季的《巡逻现场实录2018》已经突破了传统警务纪录片中警察权威的单一形象,将警员刻画得亲民,有人情味。而这一季,延续了对警务人员形象的细微刻画,更突出其“城市守护者”的形象。例如青春期女生与父母出现矛盾后剪父母衣服,并将自己关在房内不出门,两位民警事后分别以各自年龄的视角解释了自己的调解方式。年轻的警员更能理解女孩无法与父母沟通的苦闷,也从小细节发现了她的善良;稍年长一些警员更能理解父母的辛劳,后面的节目提到这位警员正为母亲的重病忧心忡忡;亦有对待在疫情中利用防控物资诈骗的嫌疑犯,警员不再有处理小纠纷时的和颜悦色,凭经验及时察觉嫌疑人的谎言,并厉声告诫其交代实情,充分展现了权威性。节目中营造的警察形象不是过去群像式的勇敢、坚毅、高高在上,而是注重对个体的个性化描写。他们是专业、尽职的城市守护者,也是满怀温情的子女和父母。从对整个警察群体的刻画看,更注重描写团队协作与智能警务系统,没有个人英雄主义,每一次案件的顺利侦破都是靠整个警务系统的配合。

1.1.2  报案者与嫌疑人:个性化人物展现多元社会结构

《大城无小事》沿用上一季的全程跟拍,有大量台风、节日、疫情等特殊时期拍摄的案例。而普通场景的选择也各具特点,闹市区、居民楼、农村宅基地等。案例中的报案者与嫌疑人也各具特点。深夜发现家中藏着马蜂窝的上海老太太,为求安心叫警察连夜就将工作人员请来,她愿意支付“加班费”,引发弹幕热烈讨论;为与女友团聚抛下一切只身来到上海的小伙,被女友抛弃后深夜买醉,躺在马路上嚎啕大哭,不断诉说自己的悲伤;还有农村邻里间为了几平米的地争执,持刀相向。每一个人物都个性突出,案件也各具特点。

《大城无小事》的剪辑比达到1︰632,可见选出的案件与人物都是极具代表性的。迷途少女、贪小的老人、自私的富人、打拼的年轻人、游客等,不仅丰富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还从侧面展现出警务人员面对复杂多变警情的执法难度,更是通过展现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描绘出上海兼容并包的城市形象。

1.2  叙事手法:从“实录”到“故事”——更重细节的故事化表达

无论从叙事美学还是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故事化都是纪录片的一种有效表述方式。但受制于纪实性题材的要求,警务纪录片故事化叙事的开展也有许多限制。

1.2.1  以主题串联叙事内容的叙事结构

纪实类警务节目要做到故事化叙事,最重要的就是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将零碎、互不相关的案件与人物串联,使其具备叙事张力,增加可看性。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大城无小事》首先做的是为每一期节目设置主题。除此之外,每一期都采用更符合主题特质的叙事逻辑。例如“风雨护城”“情满佳节”两期分别是以台风天与节庆时期的时间关系特征组织,而“千钧一发”“此情此‘警”分别是以紧急警情与情绪案件的相关性特征组织。而“抗疫实录(三)”是按从子时到亥时的“战疫十二时辰”为叙事逻辑,讲述了一天24个小时中每个岗位上基层民警为抗疫所做的努力。另外,每期节目最后会由上海特警展示“877防身术”,丰富了节目的层次与功能价值。叙事结构的多样性能够提高警务纪录片的可看性,也能维持观众的新鲜度。

1.2.2  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

纪录片的叙事节奏不仅能体现作品的风格与氛围,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受众的观看体验。张弛有度的节奏,是《大城无小事》最显著的特征。不同警情的放置顺序是节目控制节奏的一个有效做法。节奏的实质是通过一个先前事件的结束来为一个新事件做准备。在节目中,紧张、严肃的警情不会连续出现,往往是令人紧张的案件后接着一个乌龙或温情的案件,这一做法克服了传统警务类节目严肃、单调的叙事节奏。让观众在心绪随案件波动的同时,注意力的维持时间与观看体验也能得到照顾。

此外,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的交替运用也是该节目控制叙事节奏的有效方式。开篇陈述及紧张的警情发生时,需要树立执法力量的权威,则用画外音的方式营造严肃氛围,并调动受众注意力;而当出现贴近百姓生活的案件时,往往以同期声的方式展示执法过程中的对话,或是警员基于自身看法对案件的观点表述。

2  符合新媒体受众习惯的传播策略

新媒体语境下,电视节目必须开拓符合网络用户习惯的传播策略才能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播出时未有太多关注度,将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作为播放平台后网络讨论度急速攀升;《大城无小事》的上一季节目《巡逻现场实录2018》通过抖音平台小视频获得大量关注,并进一步提升了节目的讨论度与播放量。可见,符合新媒体受众习惯的传播策略对电视纪录片的传播效果有着极大助益。

2.1  平台选择——东方卫视与哔哩哔哩联合出品

哔哩哔哩最初是一个以分享动画、漫画、游戏为主的用户生产内容网站,也是国内最早引入弹幕模式的视频网站,而近年来向纪录片领域拓展,与Discovery、BBC等纪录片频道均有合作,还联合国内团队制作了《人生一串》《极地》等口碑与播放量俱佳的纪录片。虽业务领域有所转变,但弹幕文化与围观讨论的高互动性与高受众参与度仍是其在新媒体环境下杀出重围,从小众“二次元”平台进化为主流视频网站的核心优势。从制作出品方与播放平台的角度,《大城无小事》相较其前一季,增加了与哔哩哔哩的联合出品及全网独播,不能不说是切准了该平台受众参与文化能带来的巨大传播潜力。

2.2  传播策略——弹幕讨论引发传播热点

觀看节目时弹幕使受众能即时看到其他用户的观点,并通过发弹幕形成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哔哩哔哩的弹幕只有会员能发,而获得会员资格须通过考试(大多关于弹幕与网络礼仪),因而相比其他任意用户就能发表弹幕的网站而言,该平台的弹幕质量相对较高。传统意义上严肃的纪录片,通过弹幕讨论加持氛围,实现了观众间的共情,也是“完成了对作品难得的而且卓有成效的二次创作。”该网站的纪录片顾问提到他们在创作自己出品的纪录片时会充分考虑弹幕的发酵作用,甚至事先设置弹幕引发点,预留发酵的空间。《大城无小事》中亦多次通过诙谐的音效、花字,或是人物语言实现高讨论度的弹幕时刻,这都是纪录片在新媒体语境下,与传统媒体时代截然不同的创作思维。。

而哔哩哔哩对于《大城无小事》的另一个传播助力是其传统优势板块——用户自主创作视频。上文提到的节目中通过人物性格与故事细节的详细刻画为观众的讨论、传播与再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而完成讨论后,有部分用户剪辑制作了片中警员的视频发布在网站上,节目中讨论度最高的民警相关视频播放量高达23.4万,卫视官方账号中该节目的相关宣传视频最高播放量是2.4万。粉丝生产内容中,“基层五子”“曹家渡天团”等标签也成为了热门词条。同一播放平台,有着固定的受众群体,弹幕讨论与粉丝再生产内容,再加上大数据背景下的精准相关内容推荐,节目受众为粉丝生产内容引流,粉丝生产内容又反过来吸引新一批对参与式文化感兴趣的受众,实现了新媒体语境下的层层递进的网络传播。

2.3  小视频平台助力持续传播

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传播速度更快,时效性也更强,传统纪录片的预告片等宣传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吸引受众的驻足,而将冲突性强的场景以及有趣的细节转化为小视频或动图,更容易在新媒体环境中实现传播效果。上一季节目的官方平台将案件执法的精彩部分剪辑成小视频发布在短视频App抖音上,几个热门视频分别获得了262.2万、142.3万的点赞量与数万转发评论。《派出所的故事2019》延续了这一宣传方式,并进一步通过节目、卫视、相关法治频道等官方账号联动宣传,实现持续传播。

3  启示

对于《大城无小事》为代表的警务纪录片,有两点仍需探讨。一是对叙事厚度的要求。案件涉及的社会问题,节目中是否能给出更深层次的讨论与解决方案。比如父母与女儿出现矛盾的案件中,警员的劝解能暂时缓解矛盾,但并不能真正化解隔阂,若是在案件最后引入心理咨询渠道的建议或是由专业人士进行相关心理分析,会达到更好的效果;老人家中的马蜂窝问题得到解决后虽做到了及时回访,但若节目能更进一步地讨论老龄化社会中空巢老人能从哪些渠道或机构获得帮助,对观众而言是更有效的。二是既然以城市为叙述载体,警务纪录片能否进一步拓展对城市形象建构的功能,运用更多的本土化语言,加强对城市精神、价值观念和本土文化的植入。

总的来说,《大城无小事》吸取了上一季的诸多优点,并在叙事内容与传播策略上进一步向新媒体语境的传播特点靠拢。从该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警务纪录片已经脱离了过去严肃、单调的形象,而其功能也不再是单纯的普法教育,人文关怀、城市形象建构、社会审美矫正都可以是警务纪录片实现的社会价值。警务纪录片制作与传播的思路也在不断打开,创作方会根据播放平台与目标受众的特征对情节设置讨论点,预留话题空间。这些对新媒体语境下警务纪录片乃至其他需要依托网络平台播放与传播的严肃纪录片,都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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