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甬军 李环环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动态效应  中介效应  区域异质性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近年来，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放缓，步入了“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现阶段正经历增长动力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产业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不少学者从对外贸易投资及国际产能合作等角度开展了深入研究。也有学者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但研究多集中于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方面，定量研究较少。王桂军和卢潇潇（2019）基于2012-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升级有显著推动作用，并可以通过研发创新助推企业升级。王巧和佘硕（2020）基于2003-2016年中国地级市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驱动效应不明显。

本文基于2005-2017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完善回归模型，对变量的测算进行修正，主要体现在地级市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算上;其次，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产业转型升级效应进行动态异质性分析。此外，通过模型扩展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使结论更加完备。最后，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二、模型设定与样本描述

（一）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估计“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实施效应。首先，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选取2014年为政策冲击时间。其次，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影响的18个省、市、自治区作为处理组，余下的为控制组。根据研究需要，本文的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ind为产业转型升级指标，在本文中包括产业结构高度化indu和产业结构合理化indr两个指标，did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政策效应，X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和 分别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设定和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高度化（indu）。当前，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趋势也愈发明显，因此，本文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做法，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之比来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产业结构合理化（indr）。考虑到本文主要是考察产业间的协调程度，以及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本文用泰尔指数度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yimt表示t时期i地区m产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limt表示t时期i地区m产业的就業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该指标衡量了我国产业结构偏离均衡水平的程度，越接近0，产业结构越合理。

2、解释变量

“一带一路”倡议（did）。其为实验分组（treated）和实验分期（time）两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虚拟变量treated是对地区的分组，当地级市位于受“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影响的18个省、市、自治区时，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选取2014年为政策冲击节点，生成虚拟变量time，对于2014年及之后的年份，变量取值为1，之前的年份变量取值为0。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信息化水平、交通便利程度、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其中，城镇化水平（urb）采用常住人口密度表征，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人均gdp表征。市场化程度（gov）采用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进行测度。信息化水平（info）采用邮电业务总量占gdp比重进行衡量，交通便利程度（infra）用人均公路货运量表征。人力资本水平（edu）采用每万人中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表征。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贸易开放度来衡量，即进出口总额在GDP中的占比。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凡采用货币度量的指标均以2000年为基期通过所在省份的CPI剔除了价格因素影响。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计算中，已有研究使用的分产业就业人数均为单位从业人数，但该数据与分产业总从业人数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本文从各省市统计年鉴手工收集了地级市分产业总就业人数，以更好地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数据存在部分缺失。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双重差分法对基准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参照王立勇和高玉胭（2018）的做法，本文在（2）（4）列中引入年份和城市虚拟变量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在（1）（3）列中则应用time和treated两个虚拟变量粗略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

由表1的回归结果可知，“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也有正向作用，但是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一带一路”实施初期，地区在发展时并未充分考虑自身的技术水平、地区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以及产业的发展目标，因而并未在区域内实现合理的分工，产业之间的协调能力和关联程度不高，这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不利的。因此，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借助国际产能合作，实现我国边际产业的转移，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但总体来看并未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二）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将从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包括：

1、倾向匹配双重差分

为排除系统误差对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趋势造成影响，本文采用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以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变量作为协变量，分别以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作为结果变量，对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进行一对一匹配。匹配后，样本的平衡性整体上得到改善，处理组和控制组无系统差异。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的（1）（2）列，“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无显著影响，这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

2、更换度量指标

本节使用其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度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借鉴刘伟等（2008）的做法，用产业增加值占比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乘积加权值来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此外，本文还参照韩永辉等（2017）的研究，用下式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上式中变量的含义与前文相同。回归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不显著。

3、安慰剂检验：随机选取实验组

为进一步论证地级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由“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而非源自不可观测的因素，本文参照已有研究，进行安慰剂检验。重复随机抽样500次，对表1中第（2）列的模型进行估计，得到核心解释变量did的500个估计系数。估计系数的均值为-0.0008，标准差为0.027，本文的实际估计值0.057显著不同于安慰剂检验中的估计值。

（三）动态异质性因果效应检验

为了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地级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动态效应及变化趋势，本文进一步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year14t表示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之后各年份的虚拟变量，其他各项与模型（1）定义相同。回归结果详见表2的第（3）（4）列，由第（3）列可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第一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于2014年3月才正式进入务实推进阶段，当年的实施效果可能不够明显;之后的三年中，“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第（4）列的回归结果可知，“一带一路”倡议仅在实施的第二年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他年份的系数并不显著。

（四）作用机制分析

前文的估计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推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那么这种影响的产生机制是什么？此处，我们将从区域技术创新和固定资产投资两个角度来考虑。在中介变量的衡量上，本文用人均专利的申请授权数来衡量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并以2000年为基期通过所在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剔除了价格因素影响。在模型的设定上，我们利用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来识别“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机制。

由表3可知，来自技术创新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为正。由（1）（2）列可知，“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间接影响效应为0.0062，占总效应（0.057）的10.9%。由（3）（4）列可知，“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间接影响效应为0.0137，占总效应（0.057）的24%。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通过促进国际产能合作，虽然挤出了部分投资，但缓解了对资本密集产业的过度投资，使资源可以配置到更高效的产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五）地区异质性讨论

本部分将地级市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讨论“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产业结构的异质性。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著正向作用，但该作用在东部并不显著;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没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5-2017年中國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推动地级市产业结构高度化，该影响在区域之间存在异质性;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根据动态效应检验结果可知，“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激励作用呈逐年上升趋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激励作用仅在政策实施第二年显著。最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以上结论相关的启示作用体现在：（1）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中国通过主动融入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因此，各级政府应进一步推进配套措施改革，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效益。（2）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应当利用研发资源共享、战略技术联盟以及国际人才计划等手段充分整合国内外资源，进一步开展研发创新活动，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地方政府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过程中，应当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地区的优势所在，发展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并加强产业之间的关联水平，以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36（5）：614-620.

[2]刘伟， 张辉， 黄泽华. 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J]. 经济学动态， 2008（11）：4-8.

[3]干春晖， 郑若谷， 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1（5）：4-16.

[4]韩永辉， 黄亮雄， 王贤彬. 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J]. 经济研究， 2017，52（8）：33-48.

[5]王立勇， 高玉胭. 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省直管县”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 财贸经济， 2018，39（11）：145-159.

[6]王桂军， 卢潇潇.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升级[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3）：43-61.

[7]王巧， 佘硕.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85个城市PSM + DID的检验[J]. 经济问题探索， 2020（2）：132-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