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振

【内容摘要】用户正在经历一种媒体信息从稀缺到过载甚至泛滥的体验，但信息质量并未显著提升，很多用户缺乏辨识网络上各种信息真实性的能力，也不具备为自身言论承担责任的意识。在这样的语境下，培养更具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的新闻受众或用户以及更负责任的社交媒体使用者或网络信息参与者，有助于提升用户自身所获取和发布的新闻/信息的质量，并进一步从根本上改善整个移动互联网空间的信息环境。本文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网络传播现象的分析，对于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媒介素养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策略建议。

【关键词】公共事件;移动互联网;媒介素养;新冠肺炎

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生产者和发布者的移动传播时代，专业记者正在面临着“全民记者”风潮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就连他们在判断即时涌现出来的各种信息究竟是事实、营销、谣言还是假象、情绪、宣传的时候，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尽管用户在更深层次的理性之中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移动端获取的信息都是真实的，但大部分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还是感性地选择了相信大部分未经专业媒体机构核实的信息。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移动互联网传播过程中，这一特点也有着明显的体现。

一、缺乏信息辨识能力的用户

移动传播时代的用户经历了媒体信息从稀缺到过载甚至泛滥的体验，但我们并未感受到信息质量的显著提升，相反，还有可能因为鱼龙混杂的信息环境和充斥网络的信息噪音而使信息质量大打折扣。“现在是新闻最多的时代，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我们比以往更多地获得新闻，同时也更容易困惑;我们似乎更容易看见‘真相，但追究真相更难。”①这给用户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辨别事实与真相的权利和责任都落在了用户自己身上，这看上去是对于用户的某种巨大赋能和赋权，但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要求用户必须具备像过去的专业新闻人员那样的能力，很显然在这方面绝大多数用户是缺乏准备和训练的。

以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传播为例，在开始阶段，尤其是钟南山院士明确指出存在“人传人”的现象以及武汉宣布“封城”的那个时间段，整个网络上的情绪在短时间内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权威媒体无法在第一时间查清事件发生的真相，所谓的“500万人逃离武汉”的信息在各个应用程序上相继弹出，微博微信上充斥着大量碎片化的主观猜测，还有不堪入目的人身攻击和网络互喷。这些都给网络用户带来了巨大的困惑甚至恐慌，从而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陷入认知的混乱和行为的盲目状态之中，因为“我们可以随手获得如此多的事实，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结论的能力。”②

一般情况下的一般用户通常会选择相信他在移动终端获取到的信息，这显示了用户媒介素养的缺失：他们往往忽视了或者根本不了解互联网上充斥的各种信息都是经过了信息生产者和发布者的精心组织之后而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每条信息往往都有自身的立场和利益诉求;他们往往也不知道媒体为所有用户构建的“拟态环境”其实只不过是真实世界的某种映像，而非真实世界的全部;他们往往更不具备去质疑各种各样网络虚假信息的批判性精神和专业化能力。③

二、从事件发生到真相查明之间的混沌期

在疫情发生初期，唯一能够明确的事实是，武汉的确发生了严重的病毒传染事件，更多的关于这个事实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人们一时很难得知。应该承认的是，无论是专家组、专业媒体还是上级政府，对于事件的发生原因都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调查时间，才能较为冷静、客观、全面地将它的真相呈现出来。

对于习惯了即时反馈的网络用户来说，这段从“事件发生”到“真相查明”的时间无论是一个月还是一周，都显得太长了，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马上就能知道事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是否会对自己的春节行程造成影响、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避免被传染。但这些问题无法通过权威的发言人、媒体、专家获得，他们的客观、严谨导致用户从他们那里能够得到的信息太少，因此在走向真相的这段“混沌期”内，用户们开始迫不及待地通过网络主动搜索、整理、加工和分享充满大量主观感情色彩且未经证实的碎片化信息，微博中一条条悲惨的求助信息、朋友圈一张张惊悚的群聊截图、其它网站上一段段没有上下文语境的音频对话或视频影像等，都在不断重复并强化着用户的危机认知和恐慌情绪。

在本质上，信息是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越多的信息意味着越少的不确定性。但在临时的、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语境中，这样的“信息”必须是事实或者真相，但恰恰因为突发性、重大性和复杂性，事实背后的真相反而不能立即到位，因此，我们看到混沌期内涌现的大量信息大多都是主观的、传言式的、猜想性的、甚至还有很多信息夹带着阴谋论的色彩。这些信息瞬间充斥网络，与关于事实和真相的信息相对稀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用户内心对于事件研判的不确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在事件发生与真相查明之间的混沌期用户客观理性的媒介素养的缺失。

三、提升网络用户媒介素养的策略

那么，该如何运用具体的策略来提升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媒介素养呢？大体来说，可以从用户的意识、方法和行为三个方面来着手。

（一）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

信息超载乃至泛滥的时代要求用户必须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并将这一素养运用于日常乃至突发的各类信息处理中去。权利意识是指用户拥有对于影响到自身工作、生活和学习等方面真实信息的获取权和知情权，责任意识则是指用户应该为自己在移动媒体上所有的信息获取、发布、转发和评论等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无论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是面对我们每个人琐碎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在如何应对信息泛滥这个问题上，都必须着眼于培养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的信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他们作为网络信息接收者的理性辨别能力和作为网络信息发布者的公民责任意识，事实上这种能力和责任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素质。从长远来看，培养更具理性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的新闻受众或用户以及更负责任的社交媒体使用者或网络信息参与者，有助于提升用户自身所获取和发布的新闻/信息的质量，并进一步从根本上改善整个移动互聯网空间的信息环境。

以新冠肺炎疫情的移动传播现象为例，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典型的反转新闻、网络谣言、虚假消息案例，也出现了多起用户因为造谣、传谣而被拘留和惩处的案例，这些未经证实甚至完全凭空捏造出来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用户对于事件认知上的混乱。但这也恰恰给了相关机构以真实的案例，使得他们从而可以对用户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强化用户对于信息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具体来看，在这次疫情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微信基于自身的智能算法开发了面向用户的辟谣小程序，如果某位用户近期在公众号、朋友圈或者微信群阅读了已经被证实为谣言的消息，微信辟谣小程序就会精准地向这名用户推送有针对性的辟谣信息。但事实上，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在用户关注度比较高的各级新闻发布会上，有关方面可以用3-5分钟的时间指出虚假信息或谣言的特征，使用户可以对它们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再如，各大权威媒体可以利用数据化的表现方式呈现谣言的传播“威力”，指出它们造成了多少用户点击阅读、多少用户信谣传谣、多少用户据此采取行动、多少用户发表了负能量的言论等，从而使用户切实地感到谣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并进一步树立自身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的责任意识和网络言论规范;此外，还可以对虚假新闻和网络谣言的案例进行分析，指出它们的特征和危害性，这些都是有效提升用户媒介素养的重要手段。

（二）掌握怀疑性认知方法

在树立了正确的信息意识之后，帮助用户掌握理性辨识信息的方法也很重要。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提出了相对简单有力且具有较强可行性的“怀疑性认知方法”：“作为把关人的记者将权力交给了自己充当编辑的消费者或公民。这种变化赋予了消费者更大的责任，他们必须采用和完善怀疑性认知方法。”④具体来说，用户在面对相关网络信息的困扰时，可以将这种怀疑性认知方法拆分成几个小问题：

1.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比如，社交网络中的大量自媒体文章、截图或短视频在严格意义上都不能被定义为新闻，因此用户可以把这类内容当作故事或者小说来读，但是要对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2.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很多信息都是东拼西凑、断章取义的，用户稍一分析就能找出破绽。

3.信源是谁/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事实上，用户在社会化网络空间中获取到的信息有的来自专业的媒体机构，有的来自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简称KOL）或自媒体，还有的来自于自己的朋友，在类似本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语境下，每个人/机构都在发声，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观点都是对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位明星演技很好就认为他也很懂医学，也不能因为自己喜欢的直播达人向你推荐某产品而认为这款产品具备抗病毒的功效，更不能因为与朋友熟悉而相信他转发的所有观点。

4.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在这次疫情中，大量的信息没有任何可核实的证据，而是充斥着太多主观情绪。

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比如，在网络空间点击量迅速过千万的一则短视频画面显示，隔离舱中一个非常幼小的儿童伸出双手向医护人员寻求拥抱，医护人员因无法提供给他一个拥抱而转身泪奔。大量用户乃至媒体转发评论这则短视频，但事实上画面中的孩子并不是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而是身患白血病，这就是其他可能的解释。

在本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空间中涌现了许多类似的反转新闻或乌龙案例，用户如果不加警惕，很容易就会犯一些认知乃至行为上的错误。这也进一步表明，提升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的媒介素养势在必行，上述怀疑性认知方法为用户提供了一种简单可行的策略。

（三）严格规范自身的信息传播行为

用户在树立起正确的意识和掌握了简单易操作的方法之后，还需要严格规范自己在网络空间以及现实世界的言论和行为。结合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网络信息和用户行为来看，在事实相对稀缺与真相姗姗来迟中间的这段混沌期内，有些用户对于自己所获取到的大量信息既没有保持相对理性的客观思考，也没有展开比较冷静的怀疑性认知，他们要么不假思索地走向了人云亦云，要么过度武断地走向了脑洞大开。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着多篇讨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来源的爆款文章，有的声称病毒来自实验室泄露，有的声称病毒来自国外敌对力量，有的声称病毒是有研究人员因为个人恩怨而故意为之，各种说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许多用户在看完貌似合理实则漏洞百出的叙述之后，便匆匆套用了从很多末日电影或宮斗电视剧中得来的“常识”而选择了相信，并对此类内容进行了转发和武断的评论。

事实上，当只有一名用户发表某些错误言论或采取某些错误行动的时候，它的影响是较小的，但移动时代的网络传播特征决定了任何言论和行为都有可能造成掀起狂风巨浪的“蝴蝶效应”，从而有可能引发大量用户的错误言行并有可能进一步造成更大危害。这就要求移动用户尤其是那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关键意见领袖或自媒体要严格做到谨慎发言、理性发声、合法发布，并且认真履行、勇于承担自己作为一名公民的社会责任。除此之外，深入人心的普法活动和公正严格的执法行为也是规范用户信息传播行为的重要保障手段。

四、结语

当然，提升公民辨别网络空间中各种信息的能力以及承担理性发言的责任意识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或一套僵化的教程，也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工程，毕竟，了解世界、升级认知和采取行动都是一个不断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政府、媒体、商业组织、移动互联网用户以及更多相关群体的积极参与和通力合作。当用户学会如何分辨什么信息是真实的、知道哪些信息可以相信、懂得自己应该客观理性负责任地发布信息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将从一个良性健康的网络环境中获得更长远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