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鑫 周磊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动物一直都是参与者。从以采集为生的原始社会开始，人类的命运就与动物息息相关。动物从最开始的捕食人类的凶猛野兽，变成了人类的猎物，再到后来被驯化饲养，为人类社会提供蛋白质食物和劳作所需的畜力，或是成为人类捕猎工具以及精神的陪伴者。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与动物接触增加感染机会

人畜共患病， 也称动物源性传染病，是指人类与动物之间自然传播的疾病。目前，已知人类主要传染性疾病中，有70%以上（超过800种）为动物来源。比如人们熟悉的艾滋病、流感、埃博拉、狂犬病、登革热、MERS和SARS等。除病毒性疾病以外，鼠疫、结核、弓形虫病等细菌或寄生虫疾病均可同时感染人和动物。

随着畜禽养殖业规模化的迅速发展，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国际贸易的加强，饲养伴侣动物的广泛兴起，以及一些非法捕猎和消费野生动物行为的存在，病原体在人群中暴露的机会增多，其突破物种间屏障感染人的可能性在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来自动物的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以唾液或粪便污染、虫媒叮咬、动物制品等多种途径感染人类，造成人群内的暴发流行。如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暴发流行，其病原甲型H1N1流感病毒是一种由猪流感、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基因独特组合形成的动物源性病毒。动物源性流感病毒存在于猪、禽类等动物体内，人们在动物饲养场、屠宰场、动物交易市场等场所接触带毒动物或其分泌物等均可感染。

鉴于大部分的人畜共患的病毒，如HIV、流感病毒、SARS-CoV等都尚未开发出特效的、可以完全清除病毒的药物，且仅有少数的人畜共患病有高效安全的疫苗，目前针对大部分人畜共患病的防控，仍然只能依靠减少暴露和接触病原的风险来隔绝感染。

面对这些人畜共患病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保护我们人类自身的健康，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

科学养殖源头控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地球的生态平衡破坏与人类新发疾病的出现，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与开发，以及环境气候的恶化，造成了野生动物自然栖息地的破坏，迫使野生动物迁徙，甚至濒临灭绝，这些都大大增加了野生动物体内病原扩散和传播的风险。

人畜共患病很多来源于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所以，保护好它们，维护生态平衡，才能有效切断疾病传入人群的路径。作为地球上的一份子，人类有责任去守护好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平衡，既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也要悉心保护好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和生态环境。

在畜牧生产当中，我们需要关注动物的饲养环境、饲养密度、饲料安全、动物健康管理等问题。与人类一样，动物在不卫生的环境中接触有害微生物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在拥挤、不安全的环境中容易应激，从而更容易患病;在食用不安全，甚至含病原体的饲料后会发病。病原体在动物群中的暴发和大量增殖，往往会增加其感染人类的机会。为了保护动物，防止它们受到有害微生物的侵袭，规模化的养殖离不开抗菌药物的使用。但是不合理的使用，会造成药物残留和耐药性的出现，且细菌耐药性会沿着食物链和环境进行传递，危害人体健康。因此，我们也需要建立一系列快速敏感的检测方法去监控和排除这些风险。

人病畜防关口前移

在人畜共患病的防控中，人们往往较为重视后端对人的防护，而轻视了前端对动物疾病的控制。而对付人畜共患病最好的方法，是在疾病对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危害之前，在其源头，即在动物端进行干预和处置，切断其传入人群的路径。

高效安全的动物疫苗及新型抗生素的研制，诊断技术的开发，疫病流行监测体系和综合防控体系的建立，病原体致病损伤机理、免疫应答机理、传播变异机理等基础研究的开展，将对人畜共患病的防控提供重要支持。兽医工作者不仅仅要诊疗疾病，更重要的职能是保护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从源头上保障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在预防控制方面做到“人病畜防”。

除此以外，对传染病的控制还需要医生、兽医和公共卫生部门的通力协作及联防联控，才能够有效防止人畜共患病的发生和传播。此外，人畜共患病的防控还离不开政府部门和法治体系的支持。只有注重源头管理和综合防治，强化易感人群的宣传教育等干预措施，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保护，才能提高人畜共患病防治水平，建立长效的防控机制。

人类与动物相互依存，关系密切，只有全方位的考虑了环境、动物以及人类的健康，才能讓其和谐发展。为此，国际上提出了“One Health（同一个健康）”的发展理念，这可能是目前解决人与动物以及环境协调发展的最佳出路。在人畜共患病的防控领域做到关口前移，综合防控，保护动物健康，就是保护我们人类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