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玲

产后抑郁症对产妇、新生儿以及家庭均具有较大危害，患者情绪起伏不定，表情阴郁、困倦、无精打采、易流泪、伤感，有时做出伤害自己或子女的行为，严重者甚至自杀[1-2]。产后抑郁症的防治已成为妇产科护理中的重要内容，但目前主要集中在初产妇，少有关于高龄经产妇的研究。有报道[3-4]称，高龄产后抑郁症患者多存在一定的错误认知，并且其人格特质与抑郁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关系，且其对周围事物敏感性增加影响其社会支持利用度。为进一步明确高龄经产妇产后抑郁症发生情况，了解其社会支持、人格特征现状及与抑郁情绪的相关性，提高产后抑郁症的防治水平，现纳入80例高龄经产妇进行相关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017年4月至2018年12月我院收治的80例高龄经产妇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5]：年龄>35岁的经产妇，单胎妊娠；顺利分娩足月胎儿并住院1周以上；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产前无明显抑郁症状，未合并精神分裂、双相情感障碍等其他精神疾病；认知、读写能力基本正常；产妇或家属对本研究知情。排除标准：合并重度子痫前期、妊娠期糖尿病等围产期疾病；死胎、产后大出血等不良分娩结局者；产后新生儿或产妇转入重症监护室者；既往有抑郁症史。年龄36～47岁，平均(40.11±2.78)岁。孕周37～42周，平均(39.76±1.02)周。文化程度：初中13例，高中27例，大专18例，本科19例，研究生3例。

1.2 方法 住院1周时，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6]调查抑郁情绪，该量表包括心境、乐趣自责等10个题目，根据严重程度评分0～3分，超过13分即可判定为产后抑郁症。易感性人格量表[7]包含易感分、反应分两个维度，共神经质、应付性等9个条目，每个条目按“从未有过”到“总是如此”分别对应1～5分，分值越高该项人格越明显。社会支持评定量表[8]包含主观、客观支持以及支持利用度3方面，总分66分，得分越高社会支持度越高。根据EPDS评分>13分、≤13分分为产后抑郁症组与非抑郁症组，比较其易感性人格以及社会支持度评分，并就各量表与EPDS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或t’检验，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分析法。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80例高龄经产妇EPDS平均得分(9.23±3.98)分，>13分15例，产后抑郁症率18.75%。产后抑郁症组易感性人格中易感分显著高于非抑郁症组，反应分显著低于非抑郁症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均显著低于非抑郁症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龄经产妇易感分与EPDS评分呈正相关，反应分、社会支持与EPDS评分呈负相关(P<0.05)，见表1～3。

表1 产后抑郁症患者与非抑郁患者易感性人格比较(分，

注：1)为t值，余为t’值。

表2 产后抑郁症患者与非抑郁患者社会支持度比较(分，

注：1)为t’值，余为t值。

表3 社会支持、人格特征与抑郁情绪的相关性

3 讨 论

虽然妇产科领域逐渐增加了对孕产妇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但产后抑郁症的预防与干预现状仍不容乐观，其危险因素包括分娩疼痛、出血、产后角色转变等[9]。高龄产妇面对不良事件的应对能力更差，尤其年龄>35岁，是产后抑郁症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即使是经产妇，高龄仍是产后抑郁症的重要诱发因素[10]。本研究结果显示，80例高龄经产妇EPDS平均得分为(9.23±3.98)分，>13分15例，产后抑郁症率达到18.75%，与周曼曼[11]报道15%～30%的产后抑郁症发生率相一致。有研究表明[12]，不同人格特征抑郁情绪严重程度有明显差异，缺乏社会支持也是个体发生心理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这为产后抑郁症的预防提供理论支持。

本组病例中，产后抑郁症组易感分显著高于非抑郁症组，反应分显著低于非抑郁症组(P<0.05)，易感分与EPDS评分呈正相关，反应分与EPDS评分呈负相关。表明神经质、敏感、胆怯等易感性人格高龄经产妇更易患产后抑郁症[13]。临床可据此开辟个性化的护理途径，以减少不良人格特质的高龄经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风险，针对敏感性、不稳定性产妇提供罗伊适应模式产后护理[14]，例如建立产妇与医师、护士、家属相互信赖关系；音乐干预配合静坐冥想感受周围环境；渐进性肌肉放松保持腹式呼吸训练等。促进产妇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增进个体适应能力，促进产妇适应性反应，消除或减少无效反应，改善精神状态；强迫性、神经质产妇开展森田疗法，早期卧床，在舒缓音乐背景下解释森田疗法内容，嘱咐产妇用“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应对原则，中期强调不易刻意回避不良想法，配合《自觉与领悟之路》、《森田心理疗法实践》等书籍的阅读；后期可下床走动，在园区走廊、花园等散步，感受自然环境，将不适症状当作身体一部分，主动、积极适应当前处境。

社会支持方面，产后抑郁症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均显著低于非抑郁症组(P<0.05)，与EPDS评分呈负相关(P<0.05)，表明社会支持度越高抑郁情绪越轻。社会支持能为个体社交生活带来愉悦感与满足感，令人体验自信、舒畅的生活状态，当产妇遭遇围产期不良应激事件时，主观的物理支持以及客观的情感支持能发挥正面情绪作用[15]。针对社会支持程度较低者，了解原因，嘱咐其配偶或家人营造和睦、温暖的家庭氛围，增加沟通与交流。开展以产妇为主的团队式护理，进行自我演讲、围产期小故事分享会等；开展团体式“爱笑瑜伽”训练，结合瑜珈式呼吸与欢笑律动，有益于产妇身心发展；集体观看《成为简·奥斯汀》、《天长地久》等女性励志电影，进行团队观后感分享，提搞心理韧性，有助于增加产妇与他人交流，提高社会支持度[16]。

综上所述，高龄经产妇人格特征与产后抑郁症具有密切联系，社会支持度越高，产后抑郁情绪越低，可通过识别人格特征、提高社会支持度，预防高龄经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