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 刘美玲

摘 要：创新驱动为中国制造业突破“低端锁定”提供指引，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但当前发达国家正在重新布局制造业全球产业链，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大。此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道路并不平坦，将面临来自宏观（战略建构障碍）、中观（体系重塑障碍）、微观（技术突破障碍、渠道重构障碍）等多重升级障碍。因此，中国应在避免“路径依赖”、深耕“区域链”和“创新链”、聚焦“人财物”和培育“内外需”方面进行有效应对。

关键词：全球产业链;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比较优势，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并培育出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产业群。但近二十年来，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革，全球产业链已取代传统国际分工，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为适应新形势，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机制”，它不仅为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升级注入“新动力”，其“五新”指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市场）亦为突破“低端锁定”提供指引。不过，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并非易事，摆在面前有许多凸出的现实困境。当前影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障碍是：发达国家已经提前布局，企图全方位压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中國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实现转型升级将会遭遇什么影响和困境？应当如何有效应对？

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升级障碍

当前，鉴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之路并非坦途，可能遭遇各种困境和障碍，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效率的同时可能误导升级方向，掉入发达国家提前设计的“路径依赖陷阱”。当前，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制造业的升级障碍包括：宏观（战略建构障碍）、中观（体系重塑障碍）、微观（技术突破障碍、渠道重构障碍）。

（一）战略构建障碍

创新驱动是中国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基石，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制造2025”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目标的逐步实现，中国制造业将会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并且能够重构和实现自我主导的制造业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

不过，我们不能用静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因为当前摆在中国制造业面前最大的障碍是：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迫于危机感，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比如：美国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欧洲提出的“2020战略”、德国的“工业4.0战略”、英国的“高价值制造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战略”、日本提出的“重生战略”等。

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已不再局限于其“经济内涵”，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赋予了其更多的“政治战略内涵”。全球产业链不只局限于国际分工体系，更是国家权力博弈的竞技场。发达国家之所以重启再工业化战略，是因为寄希望于利用高端制造业的优势，重构其在全球产业链的霸主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权力。这给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也将使中国制造业的升级陷入发展困境。一方面，如果中国制造业成功转型升级，那么中国与发达国家制造业间的差距将减少，将导致发达国家的“相对收益”减少，这一结果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初衷不符。另一方面，如果发达国家重构了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那么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步伐将会被打乱，将可能重新进入“低端锁定”状态。

（二）体系重塑障碍

中国是多边贸易体系的受益国，在WTO框架下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WTO改革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方面做出积极贡献。然而，当前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正在遭受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冲击和腐蚀。发达国家正在推动国际经贸规则的变革，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

首先，“规则争夺战”引领全球产业链主导权的变迁。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制造业全球产业链的主导者，其通过不同类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对产业链体系的控制。当前，发达国家积极实施“高端制造业回流”战略，旨在争夺全球产业链的某一行业规则主导权或者成为标准制定者，以达到长期占据制造业的高端分工地位。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要想实现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不仅需要有强大的跨国公司网络，更需要在高端制造业行业领域有标准制定权。就目前来看，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

其次，发达国家利用规则变迁实施“精准打击”。2008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来引领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从而试图主导新的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建立所谓“高标准、高质量”的区域性贸易安排来遏制中国的发展。虽然美国最终放弃了TPP，但我们仍可以看到美国的遏制痕迹，它寄希望于通过“原产地、国企、劳工、环保”等方面的规则制定，让跨国公司实现产业链布局的调整和重构，从而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造成负面冲击。

（三）技术突破障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培育并获得先进的技术是其中的重要路径。然而，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资本和技术的积累，特别是技术积累，而技术能力的积累和发展是一个漫长、艰苦的学习过程，因此，“学习-积累-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创新的必经步骤。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不仅可能陷入升级目标“迷失”问题，而且还随时面临发达国家在技术层面的“创新围剿”。

首先，中国制造业将面临“内生”的技术依赖陷阱。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差距论认为，发达国家依靠技术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但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技术差距将不断消失，最终发展中国家将会完全掌握该项技术。不过，发展中国家对技术的掌握有明显的“时滞”，待发展中国家完全掌握了该项新技术后，该技术的附加值已经明显降低，而发达国家也研发出更为先进的技术。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掌握了该新技术并能够独立生产之时，该产品已经走到了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这实际上就陷入了内生的技术依赖陷阱。在当前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背景下，传统“学习-模仿-升级”道路的效率将大打折扣，而取得全面的技术创新又需要长期的时间积累。因此，这种内生的技术依赖陷阱危害被放大。

其次，中国制造业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创新围剿”。第一，发达国家通过强化技术保护，巩固了全球产业链的实际控制权。当前，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比较低，这是不争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对制造业的技术层次的分类，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均集中在中低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优势产业集中在产业链中的加工制造环节。因此，从升级路径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要逐步摆脱低端的加工制造业环节，向高端的零部件生产和产品研发设计领域升级。不过，由于发达国家在中高端技术制造业领域（如：电脑、通讯、电气、医药、技术设备、机动车辆、运输设施等）有很强的控制力，并且不断强化产业链治理，中国制造业要向获得更高的分工地位将面临很大的助力。第二，发达国家干扰中国的技术研发。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其技术比较优势，减弱技术和知识的外溢，频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研发干扰。以中国通信行业中的华为和中兴为例，美国不仅长期对中国通信行业进行技术封锁，而且还通过政治手段干扰并削弱其技术研发能力，从2018年至今，美国对中国的中兴通讯、华为等高科技行业企业进行制裁，这就是企图干扰中国技术进步的表现。第三，发达国家通过制造业“双转移”，制约中国的技术创新发展。一方面，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影响了“技術扩散效应”的延续性。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西方经济学家给出了方案：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干中学”和“技术扩散”来实现升级。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国内，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例如：美国通过金融手段（美联储持续加息）和财政手段（2017年底通过的《大规模减税法案》），吸引高端制造业资本回流美国。又比如：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巨头通用、福特、丰田、夏普等大规模迁回本国。另一方面，低端制造业转移。随着东南亚和南亚部分国家的经济不断开放，其自然、人力、土地等资源的优势吸引了部分跨国公司的资金，中国在低端制造业上的人力资源比较优势不再。因此，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创新围剿”。

（四）渠道重构障碍

长期以来，由于不重视对品牌和营销渠道的建立和维护，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显得非常脆弱，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如果只关注科技层面的创新，忽视商贸流通领域的创新，则无法建立起与“高端制造业”相匹配的“高端商贸流通平台”;而如果不重视在国际贸易中树立品牌意识，则无法真正实现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的有效提升。因此，除了通过“供给侧推动”的技术升级路径以外，“需求侧”重构“高端品牌”和“高端商贸流通”渠道系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另一条重要路径。不过，发达国家也在“需求侧”对中国制造的出口渠道进行了“精准打击”。

首先，发达国家通过优势地位削弱中国的创新能力。由于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被长期锁定在低成本生产模式，且发达国家利用其品牌和渠道的优势，通过跨国公司强化国际购买指向来影响下游厂家对中国制造的购买，精准打击了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创新能力。通过对部分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中小企业关于“创新动能”的调研情况来看，自主创新的“资金需求大、风险高、收效慢”是中小企业创新动能不足的根本原因，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发达国家利用其品牌和渠道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创新精神的一种削弱。

其次，发达国家提高准入门槛对中国创新能力进行“精准打击”。从需求渠道来看，外部依赖性强是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的重要特征。欧美市场是中国制造业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而出口渠道又都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势必会导致权力关系的不均衡，权力相对弱势的中国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干扰。以TPP为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TPP等提高制造业的准入门槛，其目的主要是挤占“中国制造”在亚太地区的市场优势，以维持亚太市场对美国高端制造的依赖，收效显著。从统计数据来看，2008年以前美国对TPP国家的高端制造出口比重出现下降趋势，而2008年之后这一趋势出现了根本性改变，仅2009-2013年其比重就从24%甚至近28%。相反，TPP成员国中的中国制造出口比重出现明显的下降。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规则和贸易渠道的控制权，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进行干扰。

再次，发达国家利用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创新能力进行“精准打击”。2016年以来，经济民粹主义在欧美发达国家盛行，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掀起了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美国将贸易保护主义的第一枪指向了中国，通过系列非市场手段打击中国制造。根据美国商务部在4月公布的《建议加税清单》可以发现，其制裁、调查和建议加税领域与中国支持的高新技术发展产业名单完全重合。因此，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是蓄谋已久且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即利用贸易渠道优势对中国高端制造业进行打击，其目的在于削弱中国的创新能力。

二、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升级对策

（一）宏观：避免“路径依赖”，防范“创新压制”

与过去仅通过技术层面压制中国形成“技术路径依赖”从而实现“低端锁定”不同，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遭遇的升级路径障碍是全方位的。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也将发生深刻变化，其所带来的“创新抑制效应”明显。发达国家希望中国制造业按照它们所设计的路径转型升级，但这容易误导中国的升级方向，并且落入“路径依赖陷阱”，最终重新被“低端锁定”。

因此，需要对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内外环境进行全面评估。宏观上，应在战略上“韬光养晦”。当前，发达国家对全球产业链主导权的争夺非常激烈，因此，应当避免在战略上与发达国家出现正面冲突，亦要防止发达国家联合进行的“创新压制”，避免在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和发展理论等方面落入“路径依赖陷阱”。中观上，一方面，应警惕当前多边贸易体系遭受“侵蚀”的情况，中国应在WTO改革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应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培育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微观上，应维持“供给侧-技术”与“需求侧-渠道”的均衡发展。一方面，防止出现“创业有余、创新不足”的双创不均衡局面;另一方面，防止出现“技术部门创新”和“商贸流动领域创新”不均衡发展的局面。

（二）中观：深耕“区域链”，瞄准“创新链”

在战略上的“韬光养晦”并不代表“无所作为”，笔者认为中国在“区域产业链”和“区域创新链”上可“大有所为”。一方面，在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深耕和重塑“区域产业链”是更为务实的选择。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的东南亚国家有较为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在这一区域建构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分工体系是有现实基础的。而且，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建构并打造“东南亚海洋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东南亚内陆国家-南亚国家”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将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区域经验”和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瞄准“创新链”，彻底摆脱“路径依赖”。创新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泉，也是新型产业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内在体现。人工智能、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区块链等都是全球创新链中的重要环节，亦是中国最有可能实现突破的领域。只有实现技术创新，特别是突破“卡脖子技术”甚至成功掌握颠覆性技术，才有助于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重构有利于自己的制造业产业链。

（三）微观：聚焦“人财物（务）”，培育“内外需”

一方面，“人财物（务）”（人才、资金、货物、服务）是中國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基础。一是要通过政策，吸引国内外创新创业人才，并进一步形成“人才聚拢”效应。二是要引导金融市场和使用金融工具为创新型企业研发提供足够通的资金支持。三是重视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协同发展。服务贸易是全球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也是中国当前较为薄弱的环节，除了提升有形商品的附加值外，在服务行业产业分工领域占据一定地位亦是关键。

另一方面，加快“内外需”的培育步伐。一是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深入挖掘沿线国家的消费需求，既为“高端中国制造”寻找外销出口，又能使制造业企业加速完成资本积累并实现产业升级。二是要通过消费升级来实现“内需扩大”，特别是引导和培育国内消费者购买“国货”，这亦是规避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险的重要路径。三是充分发挥“市场在中国（sold in China）”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合理利用市场准入规则来防范“链主国家”的“创新压制风险”，亦能在涉及经贸冲突的时候增加“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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