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永 辉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江总生于梁，仕于梁、陈及隋3代，曾变节历侍3主，为官不为不谏，与君王朝歌暮饮。所以，江总一直以来备受非议，史有“后主狎客，江总居首”[1]的评价。《南史·陈本纪下》载曰：“(后主)又引江总、孔范等内宴，无复尊卑之序，号为‘狎客’，专以诗酒为娱，不恤国政。”“狎客”是指在帝王身边从事文学活动且以资娱乐的侍从，而江总居“狎客”之首。曹道衡认为：“(江总)这样一位作家，宋明以来却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在唐以前，人们对他虽有所批评，基本上还是承认其文才的。”[2]史料对江总的记载极为简略，致使后人仅知其是“狎客”，却罕有人探讨他成为“狎客”的原因。下文结合相关史料及江总的传世作品，探究促使江总成为“狎客”的原因。

一、佞佛的家族环境

晋宋以来，佛教渐兴，至梁陈时达到高潮，帝王也研习佛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因此受到动摇，儒士的行为举止也随之出现变化。史书对江总族人的记载即呈现了士人从“儒”到“亦儒亦释”的变化(表1)。

表1 江总家族历代人物谱系

《晋书·职官志》载：“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3]由表1可知，自晋迄梁，江氏族人多任博士、侍中与著作郎。可见，江氏族人大都符合“履行清淳，通明典义”的标准。此外，从江氏族人的著作和史书的相关记载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履行清淳，通明典义”的特点，如江统《徙戎论》、江惇《论语注》和《通道崇俭论》等，以及江统上疏论讳尊之事及史官对江惇“未有不傍礼教[4]1539的描述等。江氏族人至江蒨与江禄开始信奉佛教，两人还与草堂寺的僧人智法师相交甚好。江蒨虽涉佛学，“尤悉朝仪故事，撰《江左遗典》三十七卷，未就卒”[4]944；江禄子江紑“性沉静，好老庄，尤善佛理”[4]945。但是，之后的江徽与江总就不再恪守礼法，甚至出现为礼教所不容的行为，如江徽“常以父为戏”等。江总不仅精通佛理，且与高僧慧布和任道林等皆有交往，寺庙碑铭也多出自其手。信奉佛教的家族环境使江总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儒家礼法的束缚，这是促使其成为“狎客”的一个原因。

二、标举文才的社会风气

梁陈交替之际，大臣多笃信佛教，如徐陵“少而崇信释教，经论多所精解”[5]334、江总“弱岁心归释教，年二十余，入钟山就灵耀寺则法师受菩萨戒”[5]343及姚察“当时年十四，就钟山明庆寺尚禅师受菩萨戒”[5]352等。此外，徐陵有“提举纲纬，综覆名实”[5]332之功，姚察则在撰写史书上有所建树，但江总能够自矜的只有他的文学作品。《礼记》载其：“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6]1578由此可见，能文也是儒士必备的一项才能。史书对江氏族人的记载呈现出他们好文的特点，如江湛“好文义”、江斅“好文辞”及江禄“笃学有文章”等，这也是促使江总成为“狎客”的动因之一。南朝崇尚文才的风气风靡各个阶层，《梁书·何敬容传》载：“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贪吝为时所嗤鄙。”[4]196“时萧琛子巡颇有轻薄才，因制卦名、离合等诗嘲之，亦不屑也。”[4]797何敬容官至总宰，却因文才不济遭到萧巡的嘲讽，可见时人对文才的重视程度。

江总入陈后不久，便因文才深受陈后主赏识。“后主时在东宫，欲以江总为太子詹事，令管记陆瑜言之于(孔)奂。奂谓瑜曰：‘江有潘、陆之华，而无园、绮之实，辅弼储宫，窃有所难。’”“瑜具以白后主，后主深以为恨，乃自言于高宗。高宗将许之，奂乃奏曰：‘江总文华之人，今皇太子文华不少，岂藉于总如臣愚见，愿选敦重之才，以居辅导。’”[5]87因陈后主力争，江总才得以为太子詹事。此后，陈后主作《与太子詹事书》曰：“以卿(江总)同志，聊复叙怀。涕之无从，言不写意”[7]468，视江总为“同志”。然而，江总却在作品中不时透露出事与愿违的无奈，如“塞外离群客，颜鬓早如蓬”与“溘此哀年命，嘘嗟世不容”等，且屡次上书辞官，原因之一是江总定位自己是文学侍从，而不是治世能臣。所以，他在上书中屡次自言才力不足，这并非是谦逊之辞。江总自称无才，是指因没有治世之才而不能担负国家要职，并不是没有文才，而后主却在崇文的风气之下因其文才授予他要职。此外，江总在《自序》中曾以汉代庄青翟和赵壹的事迹作对比，抒发自己生不逢时的哀叹。汉庄青翟位至丞相，但史书均无传，赵壹只是一名小小的计吏却列于《后汉书·文苑传》。如果江总像赵壹一样生活在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时代，即使是一介小官也足以名留青史，根本没有追求高官的必要。孔奂事件后，江总作《诒孔中丞奂》曰：“忘怀静噪间，自觉风尘远。白社聊可依，青山乍采薇。钟牙乃得性，语默岂同归”[8]，表露出自己非着意于高官的态度。既然江总无意于此，生活在推崇文才的时代里，成为“狎客”正好满足了他展现文才的需要。

三、“贵身”思想及政治困局

南北朝时，君臣之义的地位已退居父子之恩后。章太炎曰：“六朝人天性独厚，守礼最笃，其视君臣之义不若父子之恩。”[7]188钱穆论梁陈“政府治乱，朝代更迭，已群感其非力所及，亦遂置之不问。而所资以退守自保者，则为各自之门第”[9]。在推崇父子之恩与“退守自保”心态的双重影响下，士人间形成了一种“贵身”思想，这使他们的处世原则发生了变化，也促成了“狎客”的出现。

梁陈时的“贵身”思想实则是儒家传统“贵身”思想的演变。《礼记》曰：“(儒)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豫备有如此者。”[6]1578儒家所言“爱死养身”的目的是“有为有待”。《正义》注曰：“言爱死以待明时，养其身以有为也者，言养身为行道德也。”[6]1581可见，“贵身”的目的是“行道德”。梁陈时的“贵身”思想则不然，萧绎《全德志论》曰：“酌升酒而歌《南山》，亨羔豚而击西缶。或出或处，并以全身为贵；优之游之，咸以忘怀自逸。若此众君子，可谓得之矣。”[10]萧绎提出的“以全身为贵”并不是儒家传统的“贵身”思想，而是从以“有为”为目的的“贵身”，转向以“自逸”为目的的“全身自贵”。这种思想盛行于士人之间，直接造成当时大臣为保全自身而不敢谏诤的现象。如陈后主时谏臣极少，毛喜欲谏而不得，张讥谏即遭杀身之祸。在这种以“全身自逸”为主的“贵身”思潮下，位居总宰的江总罕谏或不谏的作法也合乎情理。但他还是受到同僚的排挤和胁迫。他曾在《自序》中提到“悠悠风尘，流俗之士，颇致怨憎”，“太建之世，权移群小，谄嫉作威，屡被拙黜”。“流俗之士”指孔奂和徐俭。江总早年受挫于孔奂，后又被徐俭弹劾，“后主立，(徐俭)累迁寻阳内史，为政严明，盗贼静息。迁散骑常侍，袭封建昌侯。入为御史中丞。俭公平无所阿附，尚书令江总望重一时，为俭所劾，后主深委任焉”[4]1526。“群小”指沈客卿、施文庆、司马申和孔范等人。太建中(569-582)，司马申任东宫通事舍人，“内掌机密，颇作威服，好飞书以谮毁，朝之端事，逼罹共殃”，又“与施文庆、李脱儿比周”。可见，当时政治环境极其恶劣，江总有匡世之心也难有作为。

陈宣帝崩，后主继位，改年号太建为至德。然而，后主的继位并没有改变沈客卿与施文庆等人把持朝政的局面。“文庆、客卿俱掌机密，外有表启，皆由呈奏。”[5]415沈客卿与施文庆时任中书舍人，徐坚《初学记》载：“(中书舍人)自晋宋以来，唯掌呈奏，宣王言，甚用事。至梁，用人殊重，多以尊官兼领，并入阁内，始专掌中书诏告。其后除通事二字，直曰中书舍人，陈及南北朝皆因之掌诏策。”[11]又《通典》曰：“(中书舍人)或掌机密，或录尚书，或综朝权，或管朝政，或为侍中，或给事中，皆为宰相。然中书职任机务之司，不必他名，亦为宰相。”[12]可见，当时中书舍人的权力极大，江总空有总宰之名却无总宰之权。“会施文庆、沈客卿以佞见幸，专制衡轴，而縡益疏。文庆等因共谮之，后主收縡下狱。”[4]1686又“时孔范、施文庆等并相与比周，害其梗直，议将出之而未有便。会广州刺史马靖不受征，乃除猛都督东衡州刺史，领始兴内史，与广州刺史陈方庆共取靖”[4]666。不仅正直的大臣受到沈客卿与施文庆的陷害，后主之弟陈叔坚也因与两人不合而被构陷致死。《陈书》曰：“时后主患创，不能视事，政无大小，悉决于叔坚，权倾朝廷，后主由是疏忌之。孔范、管斌、施文庆等，并东宫旧臣，日夕阴持其短”[4]1586，“(施文庆)又阴令人造其厌魅，刻木为偶人，衣以道士服，施机关，能拜跪，昼夜于星月下醮之，祝诅于上。又令人上书告其事，案验令实。后主召叔坚囚于西省，将黜之，令近侍宣敕数之。”[4]1586诸侯王尚且如此，江总就更不会冒死与其抗衡。《南史·施文庆传》载江总曾受贿于施文庆：“后(施文庆)又以贷动江总，总内为之游说”[4]1939，而受贿这件事发生在“内外事客卿总焉”[4]1941的政治背景下。假使施文庆不“以贷动江总”，江总在保身的前提下也不可能拒绝施文庆，因为一旦拒绝，就会惹来杀身之祸。这是江总在迫不得已的政治环境下作出的选择，所以才会发出“谁知红槿艳，无因寄狭邪”的悲慨。《陈书》称“后主之世，总当权宰”[5]347，《南史》称“(总)既当权任宰，不持政务”[4]946。但实际上，政治权力掌握在施文庆和沈客卿等人手上，并非江总不想秉持政务，而是他没有实权。因此，成为“狎客”无疑是江总最好的选择，这既符合其“贵身”的处世原则，又符合其文学侍从的自我定位。

综上所述，江总自称“官陈以来，未尝逢迎一物，干预一事”应是实录，并非有意抬高自己来抹掉“狎客”的污名。姚思廉在江总《自序》后评曰：“总之自序，时人谓之实录。”[5]347可见，同时代的人理解江总的行为，且并不认为“狎客”是一种带有贬义的头衔。佞佛的家族环境、标举文才的社会风气及“贵身”的现实与政治困局，是促使江总成为“狎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