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 郇昌店 任慧涛 闫士展 纪成龙 张震 王永顺

摘 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下的体育叙事，不仅要阐发疫情期间体育事件及其社会意义，更应揭示不同体育要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与作用，将对体育现实问题的思考转化为未来体育转型的应对策略。基于叙事的角度，以访谈的方式，探讨体育产业发展、东京奥运会延期、体育组织治理、奥运备战、居家体育、体育在线教学、体育中考等热点事件和话题。认为：①疫情对体育产业的影响呈现持续性、结构性、社会性等特征，在“转危为机”的话语下，应借助政府的积极行为，实现体育行业与体育产业的多层次融合，增强对消费端的刺激，提高体育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最大程度地释放后疫情时代体育产业发展动力;②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凸显国际奥委会内部治理的困境与危机，引发对中国体育赛事治理效能的思考，给奥运备战带来挑战，促使运动训练由传统化模式向集群化工业模式转变;③空间重叠与权力空间渗透造就居家体育的特殊“脱域”空间，成为“家庭-学校-社区”体育互动发展的催化剂，引发体育教学、社区体育、群众体育活动方式的改变，形成自覺行为更高的群众体育“在地化”驱动模式;④在疫情防控期间，体育话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表达、转型与辩驳为体育话语转为文化资源提供契机，促进文化与体育的互动与整合，深刻影响人们的体育观念。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体育叙事; 体育治理; 体育产业; 东京奥运会; 居家体育; 体育在线教学; 体育话语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98（2020）05-0001-15

DOI： 10.16099/j.sus.2020.05.001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给体育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在疫情防控期间，从体育产业看，全球经济严重衰退，中小体育企业面临生产经营困境。全球单项体育赛事、综合性运动会受到冲击。东京奥运会延期引起了学界有关法理与伦理、规则与程序的激烈争论。从学校体育看，大型聚集性活动被取消，体育在线教学、健康教育成为关注的焦点。从全民健身看，“免疫力”让民众产生了共情能力，“健身”“健康”成为人们共同的需要和追求，掀起了全民居家健身的锻炼热潮。从体育思潮看，西方世界把身体之疫病转化为攻讦之话语。从总体看，疫情引发了体育的新危机，影响了国际体育秩序，干扰了体育事业与产业的良性发展，影响了学校体育工作的正常开展。面对如此严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体育“如何为、何以为”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为此，笔者借鉴罗兰·巴特提出的“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的观点，基于叙事的角度，以叙述的方式，通过微信语音、电话等访谈了30位国内专家。采用转危为机方法论、递弱代偿原理、权力空间论、文化主流意识说等，从事件与话语2个层面，探讨疫情防控期间体育发展的态势，分析体育事件中折射的观念转变，呈现体育在疫情中的改造转型与身份塑造，进而为今后中国体育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

1 体育产业困局及破解

1.1 体育产业的危机叙述

疫情暴发至今，全球体育产业遭遇“寒冬”。成都体育学院程林林教授认为：“体育产业在本次疫情中的受损程度与文化产业相当，均属受损严重的行业，尤以竞赛表演业最为严重，反映的产业痛点也最为强烈。”根据英国Two Circles商业研究公司数据，“2020年全球原计划举办49 803项体育赛事，而到2020年3月底，原定于第1季度举行的5 584项体育赛事中已有3 714项被取消，取消率高达67%”[1]，竞赛表演业跌入低谷。疫情也严重干扰了中国正常的体育产业经营秩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所划分的11个细分产业领域，挫伤了各级各类体育市场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温州大学易剑东教授认为：“在特殊的疫情背景下，人际距离被严格限定，人群聚集被限控，人气提升被限制，使得以坪效度、人流量、转场率为命脉的体育产业遭受重创，自然对体育产业产生巨大的约束、阻滞、制约。从大类看，竞赛表演业几近停止，健身休闲业、体育教育与培训部分转移到线上，但也只起到维护用户的作用，难以获利。体育场馆建设及其服务基本停止，体育用品销售通过线上电商弥补部分线下损失，出口业务大幅削减。体育信息与传媒勉力维持。体育经纪通过线上电话会议等形式保持客户关系，体育管理活动仅限于观察形势并研讨、推出政策，其他体育服务业中的体育博彩、体育旅游等基本停止。在项目产业上，足球产业、篮球产业、冰雪产业、马拉松产业、自行车产业等都因赛事的取消而陷入停滞状态，大众健身层面的体育参与也因疫情而缩水。”

上海大学刘兵教授认为：“中国体育产业在其发展历程中几乎没有遇到过像疫情这种不可抗力的威胁。目前，疫情导致体育企业倒闭的数量缺乏准确数字统计。从资本层面看，大多数健身房、游泳馆等属于重资产配置企业，多采用租赁形式进行运营。面对疫情，这种资源根本无法有效盘活，多数体育企业经营者陷入困境。”上海泽璞创智对中国100家体育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77.19%的企业营业收入明显下跌，21.05%的企业面临用工困难。66.67%的企业业务停滞、延期开工，14.04%的企业表示经营受疫情影响较大，尚无有效应对措施。”[2]华中师范大学陈元欣教授谈到：“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体育产业数据，2018年体育场馆服务业总规模达2 632亿元，按照体育服务业的正常增速，2019年体育场馆服务业总规模将突破3 000亿元。受疫情影响，体育场馆服务业是最早停工、最晚复工的行业。到目前为止，游泳场所、地下体育场所等尚未复工，部分体育场馆虽已复工，但对客流人数等限制较为严格，不得开展人群密集型体育活动。作为体育场馆重要收入来源的大型演出、体育赛事、企事业单位团体活动等均无法正常举行，对场馆运营收入造成不利影响。”

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宏观经济下滑趋势趋于缓和，但疫情导致的宏观经济下滑、家庭收入减少以及资本市场的普遍悲观，使得群众的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产生一定幅度的下降，这种购买力的下降将直接影响体育消费支出。从总体看，疫情对体育产业的影响有以下3个特征：①体育产业危机的持续性。从目前看，中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仍然较大。体育行业何时恢复取决于全球疫情的控制，也取决于世界体育经济形势、全球体育治理新格局以及中外体育交往互动的新状况。根据2003年“非典”疫情后的历史经验，服务性行业在疫情结束后，需要经历2个季度的持续低迷过渡期才能恢复。②体育产业危机的社会性。从就业人口学特征看，体育产业领域从业人员呈现年轻化、专业知识化以及劳动密集化，工作方式多是临时、自由和弹性的[3]，具有保障不健全、抗风险能力弱的特征。若疫情持续发展，这些体育行业人才或将流失，甚至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③体育产业危机的结构性。在疫情下的竞赛表演、体育场馆、健身培训、体育用品等业态受到冲击时，可能出现产业链之间的震荡，引发体育产业内在结构上的变化。

1.2 体育产业“转危为机”的应对举措

中国体育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体育事业[4]，难以脱离政府的“输血”或协助，政府引导市场的特征较为明显。为恢复体育产业经济，政府出台有活力的政策文件，采用政府培育企业、做大市场的发展思路[5]。在疫情防控期间，通过政府的积极行动，体育产业在较短时间内进行了升级改造，形成了相对明确的比较优势领域。如山西省体育局通过资源优化整合，成立了国有资产形式的华舰体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龙头企业带领的方式增强山西体育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形成企业、产业、事业互动发展的新模式，引导山西省体育产业的发展。这种政府扶持体育企业发展的方式有利于疫情后体育产业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为体育产业恢复产能、增加消费提供直接保障。

以往体育产业扶持政策的出台，地方政府扮演了响应者、落实者、执行者的角色，跟随性的状态较为明显。例如，中国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政策等，均由国家体育总局制定，地方政府落实。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出台扶持性措施的积极性不高。除少数省市制定了体育产业引导资金和体育产业投资基金政策外，大多数省市缺乏必要的体育产业扶持手段。为消除疫情给体育产业带来的不良影响，地方体育行政部门积极行动，出台多项措施应对疫情，成为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例如，湖北省体育局发布了《湖北省体育局关于支持体育类企业复工复产加快发展的通知》，北京市体育局出台了《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 促进体育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广东省印发了《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促进文化旅游体育业平稳健康发展 扩大市场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由此可见，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开始作为体育产业政策的有力推动者，以单独发文或联合发文的形式，细化了对体育产业相关从业者的扶持措施。

此外，部分省市还积极探索了与区域相适应的体育产业扶持手段，采用发放体育消费券、创新帮扶、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等措施，进一步提升体育消费能力。河北省将总值1 50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逐月免费发放给体育健身人群。昆明市发放了500万元的体育电子消费券，市民可以通过抽签、申请等方式，以线上领券、线下消费的形式使用。北京市不仅通过补贴等形式优化扶持措施，针对冰雪场馆提供定向扶持，出台了《关于申请受疫情影响滑冰滑雪场所水电补贴的征集公告》，还以购买服务中的30%定向购买小微体育企业服务。江苏省通过15条具体的扶持措施，提前释放政府相关投资，下发了1.85亿元体育产业引导资金和5 000万元体育消费券，帮助体育产业渡过难关。上海市给予每个体育彩票经销点500～5 000元租金优惠，同时发放体育赛事补贴，持续扶持线下体育消费。广东省加大场馆租金减免力度，安排了4亿元的文旅复工产业补充资金供体育企业申请。江苏、上海等地积极推动体育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上海还提供了更为具体的金融方案。浙江省体育局针对中小体育企业数量多、应对能力不足等问题，推行了体育行政部门进驻中小体育企业的帮扶措施。

地方政府的扶持行為往往更具针对性与适应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体育产业的恢复。但仍有专家指出，地方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执行效果仍有上升的空间。上海体育学院张林教授认为：“疫情对小微体育企业的影响较大，其波及效应已经显现。尽管政府出台了一些扶持措施，但对小微体育企业生存而言，依旧力度不够。疫情结束后，国内有望出现体育产业的报复性消费增长，政府应帮扶小微体育企业提前做好产能储备。”程林林教授也认为，大多数省市的体育产业需要政府施以更大力度的扶持，特别应出台更加细化的分类扶持政策和措施。同时，地方政府部门一定要充分调研，多轮论证，坚决杜绝出台缺乏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的“大水漫灌”式扶持政策，以免对当地的体育产业发展带来更大的破坏。

1.3 疫情后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研判

（1）政府整合体育产业态势将持续增强。疫情结束后，政府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常态化趋势不变，依然会扮演体育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角色，继续采用政策引导与财政资金补贴等扶持手段，完善基础体育设施，培养体育产业人才，投资体育基础研究，推动科学健身普及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6]。整合体育系统内外资源，有效实现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对体育产业发展的支持与刺激效应，充分发挥群众体育健身消费的市场经济性、公共福祉性双重功能，促进体育产业的良性发展。上海体育学院李海教授认为：“疫情后，体育产业可能会出现反弹式发展，健身行业、体育旅游等领域将会迎来新高潮。与户外、旅游相关的产业项目发展将更为迅速。同时，源于线上实践经验的积累，线上体育活动可能常态化，这对线上体育经济也有促进作用，如将体育赛事‘搬上云端，开展网上自行车拉力赛、马拉松赛等。综合而言，疫情结束后，随着居民对自身免疫力的重视，健身与营养将成为日常生活关注的焦点，深度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体育产业发展方向。”因此，应以公共服务建设为抓手，推动体育产业与文化、旅游、娱乐、休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既要实现体育事业内部要素对体育产业的支撑功能，又要发挥体育系统外部资源对体育产业的拉动作用和导流功能，实现体育产业成为国家支柱性产业的目标。

（2）消费端刺激将成为体育产业发展共识。体育消费是拉动体育产业投资、盘活体育资产的关键。在后疫情时代，应持续增加居民在体育消费端的能力，如果居民的休闲运动、观赛活动等体育消费能力不足，疫情抑制的体育消费购买欲望难以激活，不仅难以出现预期的报复性体育消费，还将摧毁本来就很脆弱的体育产业经济。因此，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前提下，政府应加快恢复体育产业的经营秩序，适当增加体育公共消费，继续加强对传统体育基础设施和新型体育产业设施的投资，不断优化中国体育产业环境，形成体育产业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相互支撑、体育消费持续释放的新局面，推动体育消费升级，激发、刺激居民体育消费能力，加快体育消费回补，进而培育新的体育消费增长点，这是各地体育产业恢复发展能力的关键。

（3）体育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在后疫情时代，体育企业欲实现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7]，就要主动升级危机管理理念，增强抗风险的危机应对能力。刘兵教授认为：“未来体育企业要有合作思维，要有长期抱团取暖的意识。体育企业尤其要与当地政府部门、体育协会、各类体育组织密切联系，共享政策和资源，降低经营风险。在技术层面上，企业要对体育经营模式进行改良，拓展多元消费渠道，培育消费体验，开展技术创新，降低重资产配置比例，灵活调整运营方式。在空间层面上，体育企业要拓展服务空间，与家庭、社区加强联系，就近满足人们的体育消费需求，科学控制体育服务场所人员密集带来的风险。在市场信心提振层面上，政府应加快恢复体育企业活力，把体育企业的损失降到最低点，防止体育企业出现市场经营畏惧心理。”此外，鉴于外向型体育企业在疫情期间受到的严格出口限制影响了企业的复工复产步伐，建议此类企业要内外兼顾，关注国内体育产业市场诉求。

总而言之，国际社会的变化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对后疫情时代的体育产业发展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应充分认识和把握疫情的危险性，认清当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状态，在保生存、求发展的基础上，做好体育产业突围的战略分析工作。以长远眼光看待其机遇性，开出刺激与救济体育产业的“处方”，并积极利用国内外体育消费升级和市场结构转型的新契机，有效实现体育企业从“转危为安”到“转安为机”的衔接，促进体育产业的逆势增长。今后，中国体育产业发展还需通过创新制度、破除体制障碍、增强市场活力等方式，协调好政府、市场、企业的发展目标，真正实现体育市场的有序竞争和自由发展，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战略发展格局，促进中国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东京奥运会延期效应

2.1 引起奥运会延期的法理争论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具有一套与自身发展相匹配的、精雕细琢的生存系统。回首过往，现代奥运会曾遭遇多次“生命危机”，亦曾因战争而取消，但国际奥委会每次都能抓住时代机遇，及时变革渡过难关。奥运会危机的出现及其后续的改革，都是一系列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8]。从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奥林匹克营销使濒临破产的奥运会变贫为富，到1999年国际奥委会革故鼎新的第110次全会推出的50多项改革措施使其获得新生，再到《奥林匹克2020议程》系列规划的颁布，都是国际奥委会挽救现代奥运会的积极行动。每次危机都是国际奥委会成长的新起点。面对此次不可抗的突发疫情，国际奥委会再次启动了应急机制。2020年3月30日，国际奥委会、东京2020奥组委、东京都政府以及日本政府达成共识，将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期至2021年7月23日—8月8日举办。国际奥委会以“世界希望的灯塔”“隧道尽头的明灯”等表述，彰显了奥林匹克的人文关怀，却因决策程序的开放性和民主性不足，破坏了奥运会四年一届的Olympiad传统而遭遇公信力危机。

疫情让东京奥运会延期，这将引发“东道主7年努力付之东流、未来城市申办欲望进一步萎缩、赞助商信心动摇、国际体育赛事体系失去‘定盘星、奥林匹克运动失去依托” [9]等一系列后果。南京师范大学汤卫东教授认为：“奥运会是一个全球文化共同体，各国都致力于支持东京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共同承担各种风险，这一延期决定是各方力量博弈且反复权衡利弊的结果，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艰难选择。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而言，这是降低各国参赛风险损失和保护运动员权益的最佳方案。”易剑东教授则指出：“根据最新的《奥林匹克宪章》（以下简称《宪章》），找不到支持东京奥运会推迟到明年举办的条款。巴赫的决策缺乏充分论证，也没有尊重利益相关者的切实诉求，未分摊好延期带来的增加预算，沟通不细致、不深入，这些埋下的信用缺失和自私自利隐患，有可能在东京奥运会延期带来的尴尬中暴发，进而影响国际奥委会的威望和权威地位。巴赫的妥协看似维护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持续性和奥运会的举办，但可能引发的对奥林匹克运动神圣性和精神文化价值的质疑，对国际体育组织传统竞合格局的冲击，对东京奥运会综合效应的担忧，乃至对奥运会这样的综合性赛事存在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反思，都可能成为国际奥委会不得不面临的‘负资产和‘新账单。东京奥运会延期近1年的决定，真的会是人类走出疫情痛苦的隧道尽头那一束光吗？有无可能是一个‘暗桩呢？”

《宪章》[10]第32条第1款规定：“奥林匹克夏季奥运会在奥林匹克周期的第1年举行。”出于健康和安全的考虑，如果东京奥运会不能在2020年按期举行，按照《宪章》规定，本届奥运会理应取消。若要延期举办，则需对《宪章》第32条第1款进行修改后才具有合法性。國际奥委会要修改《宪章》，须召开奥林匹克代表大会就《宪章》相应条款的修改内容进行无记名投票。面对外界的普遍质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于2020年3月28日进行了官方说明：“2020年3月17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召开紧急会议确立了‘保护运动员和相关每个人的健康，遏制病毒的传播的办赛原则，并将公文发放给各国家（地区）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运动员代表，所有国家（地区）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逐一投票通过并支持这一原则，且没有一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反对。”[11]从官方说明看，巴赫意在表明东京奥运会的延期并不是国际奥委会的草率决定，而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征求了东京2020奥组委、东京都政府、日本政府、国家（地区）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运动员代表的意见后做出的谨慎决定。这就为基于伦理和各国现实情况的奥运会延期方案提供了一条决策合法性的支持依据。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主任克里斯托弗·杜比认为：“根据《宪章》，奥运会各项工作的推进由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共同完成，奥运会的比赛时间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确定，在这个特殊时期，采取旨在防止危及运动员健康的延期措施，是符合《宪章》基本精神的。”[12]

南京师范大学张鹏副教授认为：“奥运会本身就是一个履行合同的过程。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此前签订过《主办城市合同》，该合同未提及类似疫情这种不可抗力的情况。该合同约定，只要国际奥委会认为参加奥运会人员安全受到威胁，可以视情况做出取消奥运会的决定。国际奥委会作为一个自治性组织，各类活动受瑞士法律管辖，合同的法律效力是大于《宪章》这种自治章程的。在瑞士合同法中，存在情势变更原则，指合同生效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势变更，致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显失公平，则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因此，疫情是《主办城市合同》签订时不可预见且不可避免的，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等不同利益主体在主观上都不存在过错，可以重新协商合同履行的时间，奥运会延期的决定也是合法的。”

综上所述，多数学者认为，在全球协力抗击疫情的背景下，东京奥运会延期可以作为国际奥委会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工作内容之一。国际奥委会在工作程序上虽然存在瑕疵，但具有一定的伦理、法理正当性。无论如何，针对东京奥运会延期的不同之言，虽“指奏相反”但“合道一体”，都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2.2 触及国际奥委会改革的痛点

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举办是国际奥委会内部治理危机的体现，同样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新契机。北京体育大学任海教授指出：“国际奥委会应利用疫情中东京奥运会延期的时机，大力推动奥运会的相关改革，逐步降低办赛难度，注重节省办赛成本，让奥运会真正得以‘瘦身。”目前不断膨胀的奥运会规模几乎压垮了国际奥委会。从“罗格时代”开始的奥运会“瘦身”计划改革收效甚微，不仅没有“瘦身”成功，反而引发“反弹”。东京奥运会的小项更是增加至339个，与《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将夏季奥运会项目控制在310项以内的要求严重背离。越来越庞大的奥运会给申办、举办城市带来了严重的负担，成为城市发展沉重的包袱，致使2024年和2028年2届奥运会的申办遇冷。奥运规模的不断扩大，投入成本的不断增加，给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此次不可控的、带有偶然性的疫情给国际奥委会敲响了警钟，让国际奥委会有机会重新细致思考奥运会的“瘦身”问题。

如果把奥运会比作物类生存，根据王东岳提出的“递弱代偿原理”，庞杂与复杂的结构属性演化会让奥运会呈现存在度减弱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奥运会的生存技巧越来越高，但其存在效力却日益式微。当前，奥林匹克利益群体复杂化、多样化，导致国际奥委会在各方的合作与冲突中很难保持平衡，面临较大的治理压力，单纯依靠国际奥委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的内部治理已显现部分失靈的态势。从组织的决策看，国际奥委会因强调自治而形成自我封闭的治理方式，使国际奥委会主席在组织的治理结构中享有较大的权力，存在决策不民主、内部权力制衡薄弱、外部监督不足等问题。国际奥委会推迟东京奥运会举办的整个决策过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当前，面对东京奥组委的督促和压力，国际奥委会组织内部尚未做好分摊延期经费的预算超额评估，就急于做出奥运会延期的“官宣”，被外界视作“一个草率的决定”。从发展前景看，在日益开放的世界体育新格局中，位于社会网络中心地带的国际奥委会，其自我封闭的治理方式已不可行，必须在开放中创新自治，营造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局面。

2.3 引发中国体育赛事治理的思考

奥运会在国际体育赛事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世界体育赛事发展的“领头羊”，也是全球体育赛事产业链的核心，多数赛事都按照奥运周期安排比赛档期，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当前已有部分国际体育赛事、洲际赛事和国家赛事开始调整赛事举办日程。东京奥运会延期不仅影响赛事安排，也影响赛事的营销计划、媒体的体育赛事转播、观众的观赛体验、运动员的训练比赛。国际奥委会[13]官方数据显示，约有11 000名奥运会运动员和4 400名残奥会运动员的备战和参赛受到东京奥运会延期的影响，43%的运动员尚未取得参赛资格。东京奥运会延期带来的连锁反应对运动员、观众、赞助商、媒体、组织者等均产生重要影响。

受东京奥运会延期的影响，中国第14届全国运动会与东京奥运会几乎“撞车”，让运动员、赞助商陷入了两难境地。同时，即将在2021年举办的南京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成都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中国世俱杯足球赛等3项国际体育赛事也都选择了延期，给中国赛事安排带来不利影响。不过，在艰难选择与不利影响的背后，也为中国体育赛事的治理提供了契机，让我们有机会反思如何科学、理性地申办赛事，如何更好地提升办赛效能，扩大赛事的辐射效应，利用赛事推动城市的更新升级。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世界体育营销公司Sportcal[14] 2019年的统计，在过去7年和未来7年中，中国大陆已办或即将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数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国家体育总局谢琼桓教授认为：“中国目前承办的赛事太多，其实有些赛事是可有可无的。未来赛事举办应考虑人们的观赏需求，要与全民的体育生活需求紧密联系起来，而不是夸大体育对城市的促进作用，一味追求眼球效应，造成公共体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和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从中国现实状况看，相关城市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目的多是为运动员提供更多的比赛机会，增加国家、地区之间的联系，提高举办城市的影响力和美誉度，而相对较少顾及办赛成本和收益、投入和产出[15]。

大型体育赛事如果让城市不堪重负，那么是否要举办如此多的赛事就值得反思。因此，举办大型体育赛事需要做好充分的评估工作。未来在申办、筹办和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方面，中国应该借鉴奥运会的一些管理经验。国际奥委会于2002年启动了“奥运会知识服务项目”（Olympic Games Knowledge Services，OGKS），将往届奥运会的经验作为遗产传递给下一届奥运会的申办和举办城市，大大降低了办赛失误率。例如，某个城市在确定为申办城市后，会先接受国际奥委会的相关业务培训，之后要从以下6个方面答复国际奥委会：申办动机与构想，政府与公众支持情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体育设施建设情况，后勤保障与设施情况，财政状况。在筹办阶段，国际奥委会还根据办赛经验开发了囊括35个业务领域的《技术手册》《奥运指南》等文本用于指导奥组委的筹办工作，其内容丰富且实用[16]。奥运会的申办流程和筹办要求无疑是众多赛事中标准最高的，其办赛经验可作为中国众多城市不断承办各类体育赛事的重要参照。

2.4 改变中国奥运备战的计划

东京奥运会延期给中国竞技体育奥运备战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华南师范大学卢元镇教授认为：“奥林匹克百年一成不变的节奏被打乱了，国际竞技体育四年一度的轮回被打乱了，教练员精心安排的周期训练计划、运动员出现竞技状态的生物节律、观众酝酿了4年的强烈观赛愿望被打乱了。120多年来被世界文化共同驯化出来的一种作物——奥运会，到了收获的季节，竟要重新播种，重新间苗，重新浇水，让人无所措手足。然而，这一无奈的举措，我们只能接受，只能积极顺应，因为它对所有参与国而言，其得失是公平的，其利弊是均等的。可能对某些运动员、运动队是不利的，损失是终身的，无可挽回，如对一些即将退役的重竞技项目运动员;但也可能对有些运动员、运动队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将对后续国际赛事日程、各国运动员备战以及奥运参赛资格等造成严重影响，对中国奥运备战也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南京体育学院杨国庆研究员认为：“东京奥运会备战过程中，必须积极顺应疫情的发展趋势，重新研判东京奥运会延期的‘利与‘弊，这是正视、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从‘利的方面看，中国有备战的制度优势，在补充训练短板、培养年轻‘准奥运运动员、科技助力奥运备战工作等方面，有了更充足的时间保障。同时，奥运资格规则调整对中国获取部分项目的资格有利。从‘弊的方面看，各项目的备战节奏和训练安排可能被打乱，国家队教练员和运动员会出现短暂的心理波动，重大体育赛事赛程密集，国家备战系统压力增加，国家队运动员参赛资格选拔方案面临新的调整，国家队运动员良好的竞技状态很难持续保证。”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国奥运代表团应趋利避害，做好适应性调整。①对症下药。跟踪不同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为中国奥运备战提供更多备选方案。首都体育学院钟秉枢教授认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运动员制订不同的训练方案和调整对策。对年龄较大的运动员需要练、调结合好，疫情防控期间是他们伤病治疗、体能训练的好时机;对年轻运动员，正好利用疫情期间集中封闭训练，有利于他们更加成熟;对中生代运动员，需要合理安排多出1年的状态调整期，抓紧从心理上调整，进一步树立信心。”②知己知彼。组建奥运备战信息情报小组，实现不同项目的精准备战，尤其是对不同参赛项目各国备战信息的再加工。体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奥运延期情报小组的领导，强化对各国备战信息的收集，密切关注国家奥委会和不同国际单项协会针对东京奥运会推迟后的有关措施和规则变化，尤其是预选赛方案的调整，精准把握规则修改的精神实质。此外，还要对国外重点项目和重点对手的备战信息进行系统化研究，为中国运动员备战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支持。③以赛代练。国家队要处理好训练过程中“训练”与“比赛”的关系，提高技战术训练效率。奥运备战是一个训练与比赛交织互动的过程。受疫情影响，国内外体育赛事纷纷取消，如何模拟东京奥运会赛制、规则和环境，如何适时举办高水平、多规格的对抗赛，激发运动员潜力，保持运动员良好的竞技状态，形成以赛代练的训练模式，就成为考验不同团队管理能力的关键。

疫情防控期间的奥运备战调整说明了竞技体育训练模式是系统工程。它既反映出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的優势，也暗含了当今世界竞技运动训练的发展趋势。杨国庆研究员强调，伴随着时代发展，今后的运动训练已逐步从单一要素、简单系统向多元要素、复杂系统的方向发展，正从“专项技战术教练员‘个体包打天下、统管一切训练要素和训练过程”的传统训练方式，向“专项化、个性化、精细化、数字化、可视化、集约化训练所需求的教练员‘团队分工统筹、流水线作业”等一系列产业化的工业模式转变。

3 居家空间的体育叙事

3.1 空间重叠对居家体育的形塑

“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 [17]，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体育空间的“异位”现象。①体育场馆改建为方舱医院，从“围合空间”转化成“收容空间”“治疗空间”。从运作方式看，体育场馆与医院2个空间都属于被保护的国家管制场所，都关注人的健康。两者虽指向相同，但其表现方式不同，体育场馆是释放生命力的运动与观赏空间，而医院是延续生命力的救治与康养空间。2个性质不同、指向相同、表现不同的空间在疫情防控期间重叠在一起，实现了异位功能的同步性。②时空的重构和“异位”也让体育教育和体育活动空间从地域性的物理身体空间转向跨时空的“脱域”空间。把原本具有具体功能属性的同质空间，“脱域”为可变的流动空间，以“居家”的方式，让不同体育形态发生空间的并置。学校体育、家庭体育在有限的时空中连接、叠加、渗透，形成了有内在联系的体育有机体，创生出结构化的居家体育。

居家体育与家庭体育具有不同的叙事思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于素梅研究员认为：“居家体育属于家庭体育，但家庭体育不一定都是居家锻炼。居家体育是足不出户在自家庭院锻炼。家庭体育是由家庭成员自主、自愿、自发地在家内外参与的体育活动，包含学、练、赛多种形式。家庭体育和居家体育参与锻炼者均为家庭成员，可单人独立，也可双人或多人组合。与居家体育相比，家庭体育的锻炼场所更大、内容更广、形式更多。”从空间的开放性与封闭性看，家庭体育开展的地点、方式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和多样性，而居家体育的运动场域多集中于房间或有限制的空间，这就使得居家体育锻炼的开展受到较大约束，影响了锻炼效果。从属性或功用看，居住空间原本是“歇息的场所”，是家庭体育作业实施的地点之一。在疫情防控期间，居住空间则成了体育教学、身体锻炼的主要场域，这种特殊空间的重叠与异位现象给人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居家体育强调地理空间的封闭性，是特殊时期人们身体活动受限的无奈之举。居家体育因活动空间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引发邻里关系矛盾，干扰居民的正常生活作息。家庭体育强调教育主体的区别性，是家族成员的互动性、参与性的教育过程和文化活动，关系到子女运动爱好、锻炼习惯的养成，更具教育意义，是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支撑。过去，家长比较重视子女的德育、智育、美育，往往不太重视家庭体育。家庭体育如果缺位，家长与学校在体育教育观念上就难以形成合力，体育教学就会成为“安全课”，影响学校体育的良性发展。基于疫情这一特殊叙事，以居家体育发展为契机，借助重叠空间和互联网的跨空间连接功能，把家庭的日常生活空间与体育运动空间、体育教学空间连接在一起，潜移默化地将工作、生活、学习与体育锻炼融合为一体，加深“体育生活化”的意识，让家庭体育、体育教学、身体锻炼都受到高度重视，引发学校体育、社区体育与全民健身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都是人们应对疫情的适应性创造和选择，也是强化人们运动健康意识的好机会。

3.2 居家空间的体育在线教学讨论

从学校体育教学看，教育突破时空限制，线上线下同步进行，远程教育、网络教育成为新的教学形式，实现了自由时空弱连接的节点化生活方式。居家体育与有限制的户外运动成为体育教育、身体锻炼的主要形式，互联网教育中的即时在线教育成为常用的方式。在中国，远程教育中的在线教学是成人高校函授教育的常用方式。对大部分高校而言，日常授课中较少应用在线教学，学校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效整合信息技术与体育课程教学资源，这就给疫情防控期间的体育教学带来了严峻挑战。在美国，高校开展在线教学由来已久。很多学校采用在线教学，这样既降低了办学成本，又方便了专家教学和学生学习，逐渐成为美国公立高校教学发展的趋势。美国体育专业也常采用在线教学的形式，主要有以下3种方式：①一种授课手段。为弥补师资不足，提高教学质量，弗吉尼亚大学体育系在“发育障碍类残疾人体育”课程的实践教学部分，外请专家进行在线授课。②一种教学资源。为了给暑假外出实习、交流的学生提供便利的学习机会，代顿大学健康与体育科学系在夏季学期开设了在线课程“体育管理原理”。③一种教育培养方式。为满足业界人士的学历、知识需求，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体育系开设了“体育管理专业远程硕士项目”。

美国学校体育专业的在线教学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但这种“互联网+”的人才培养模式并不能解决中国体育教学的根本问题。中美之间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差别较大。美国高校体育专业主要以理论性教学为主，即使中小学也是将运动项目作为身体素质训练的手段。中国体育课主要以运动技术教学为主，在线课程这种信息化的手段更需要交互式“人工智能+”的新型教育体系、智慧体育虚拟现实运动技术学习平台，以实现体育教学异地环境的时空转换。从体育教学的特性看，在线教学不适宜强调身体训练的运动技术动作学习。上海交通大学孙麒麟教授认为：“虽然疫情大大创新了体育在线教学，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我们要看到其不足，技能型运动项目教学指导效果大受影响。如果仅进行网上学习，我们看转播、录播视频就可以了，体育教学只需要一个总教练就可以了。大家不应过于热衷这种体育教学、学习方式，这是特殊时期非常态化的无奈之举。”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程志理研究员认为：“体育作为以身体动作和实践为特征的学科，很难实现虚拟与远程教学。文史哲一类的形而上的知识容易实现虚拟教学，因为这些知识体系本来就是虚拟的，具有知识想象的特征;而形而下的知识教学更依赖于实体教学，因为身体行为是本体论的。”

鉴于体育教学的独特性，在其教学实施与组织过程中会面临一系列問题。华东师范大学尹志华副教授认为：“体育在线教学虽然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学习途径，为教师提供了多样化教学方式，但总体状况堪忧。在疫情防控期间，这种方式是仓促开展的，学习平台的不统一给学校、教师、学生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教师的在线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很难有效满足体育教学的需求。”从现有情况看，体育在线教学的确存在诸多问题，其教学设计、学习方式都较为单一，师生间缺乏互动，积极性难以被调动，学生参与度较低，课堂管理与监督效果较差。教师缺乏对在线“教学与学习”“评价与监督”的深度理论研究与实践，导致了一些“应景造势”的体育教学形式主义。

清华大学刘波教授也认为：“体育在线教学不能取代正常的体育课。从清华大学本科生体育课在线学习调查看，疫情过后希望继续在线上课的学生仅占9.36%。但在疫情防控期间，应积极开展在线教学活动，保证体育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这是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凸显了国家对体育教育的重视，对督促学生进行锻炼、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调节学生情绪、提高学生机体免疫力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根据实际状况，积极转变体育教学观念，做好体育教学内容选择。受空间、器材等因素影响，加上学生运动能力不同、班级容量太大，运动技术传授较为困难。针对此问题，刘波教授建议，把运动项目教学分为“可教完全可练”“可教部分可练”“可教不太可练”3种类型，根据运动项目特点确定授课内容。在体育教学中，应适当降低部分“可练”或“不太可练”项目的专项教学比例，增加身体素质练习，督促学生在家不依赖场地和器材，有针对性地提升身体素质。此外，体育教师还要考虑到在线教学效果和身体素质练习强度较大的实际，缩短上课时间，适当增加理论教学内容，充分利用在线教学多讲授理论、技战术、健康常识和锻炼方法。

体育在线教学若以体能教学为主，选择易于学习、锻炼效果较好且有趣味的健身动作，亦能起到增强学生体质的作用;体育在线教学若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讲授体育健康与健身锻炼的方法、体育礼仪、体育故事，同样能起到教育的作用。无论什么样的内容，体育教师都应将运动技术、体能动作、健康教育的练习与学习转变为指导、示范、讲解。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的专业教学应以教法、练法为主，而非以技术训练为主，让学生学会如何成为合格的教师、教练员;公共体育以及中小学体育的教学内容应实现由技能向体能的转换，有条件、有区分地指导学生进行运动技术练习。在线教学是非常态下体育教学的尝试性手段，尽管给体育教学带来很多启示，但在体育教学过程及评价上还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存在较多问题。在今后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修订和教材编写工作中，应大力加强体育在线教学的相关研究，将疫情期间的应急体育在线教学实践上升为体育教学理论，推动体育教学改革的发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健康教育应作为疫情防控期间体育在线教学倡导的内容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季浏教授[18]认为，居家抗疫期间正是强化健康教育的良机。现在“网课教学未能与学生现实生活场景相联系，对特殊时期体育与健康网课教学内容不知如何侧重和取舍”。此时，大力加强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有助于更好地树立和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弥补正常时期体育与健康课程中健康教育课时的不足。从现实情况看，中小学普遍缺乏健康教育的师资，不少学校只教体育内容，不教健康教育内容，体育教师也普遍缺乏健康教学素养。武汉体育学院赵富学教授认为：“‘厚技能，薄健康‘重习得，轻应用等教学观念造成了当前体育教学素养与健康教学素养的平行、联结关系失衡，导致了健康教学素养各内容要素之间的衔接关系失调。疫情后，体育教育应调适和改革学生健康行为素养的培育体系，使体育教师健康教学素养的培育和提升迈入专业化的轨道。”

疫情后，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应加强健康教育，高等体育院校更应承担起国民健康教育的重任，带动全民健康素养的养成。上海体育学院陈佩杰教授[19]指出：“经过此次疫情，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将显得更加迫切。这需要醫疗、卫生、教育和体育等部门协同推进，构建大中小幼一体贯通且有效覆盖全民的国家公共卫生与健康支持体系。应发挥医学、公共卫生和体育高等院校和专业在建设‘国民健康素养课方面的不同优势，推出融生命教育、疾病预防、心理健康、健身意识、卫生习惯等知识于一体的国民必修课，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倡导全生命周期‘主动健康的理念。”

3.3 居家健身与体育活动驱动机制转换

在疫情防控期间，大众体育锻炼空间具有较大约束性，导致居家健身成为人们运动的主要方式。在疫情的限制和政府的倡导下，居家健身活动内容和锻炼形式史无前例的丰富。2020年1月30日，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大力推广居家科学健身方法的通知》，要求各地体育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推出简便易行、科学有效的居家健身方法。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宣传居家健身的重要性，推广居家健身方法，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倡导疫情防控时期的健康生活方式。随后，居家健身运动防疫、抗疫、战疫的相关指导视频、电子书纷纷出版。在此过程中，居家健身开始与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为国贡献的可取之道”[20]。不可否认，短时间内出版的居家健身书籍、视频以及给出的各种运动提升“免疫力”的建议，难免存在内容的交叉、重复，其科学性和指导性有待增强。大众在有限的空间内很难掌握精确的健身动作与运动强度，其锻炼效果有待论证。

从权力角度看，“一般的人口健康和身体素质显现为政治权力的根本目标之一。人们发动各种各样的权力机构负责人口和整个社会机体的健康问题，这不仅是要求‘身体提供供血服务或抵御敌人，也不仅是为了确保惩罚或强取收益，而是为了帮助身体并在需要时限制身体，以保障其健康”[21]。政府提倡居家健身是其职能所需，也是其行使权力的体现。按照福柯的观点，居家空间亦是权力运动的场所与媒介。在推行居家健身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对权力关系的加工，实现一种认识‘解冻” [22]。所以，推行居家健身是政府主体意志的体现，是国家体育相关部门抵挡疫情的应急机制反应。

从体育功能看，倡导居家健身亦是为了满足群众身体活动的需要，起到舒缓焦虑情绪的作用。陈佩杰教授研究认为：“居家是重要的防止疾病传播的办法，但长期居家会造成人们活动减少，产生焦虑、抑郁情绪，这就会形成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增加了患慢性病风险。在安全的居家环境中，保持持续与规律性的身体活动与身体练习是当前重要的健康策略。”[23]国家体育总局崔乐泉研究员也认为：“在重大疫情面前，政府倡导人们适度锻炼，能够舒缓人们的心情，有慰藉民众之用。这种做法自古有之。例如，中国东汉时期，为了预防瘟疫的流行，国家曾定期举办驱逐瘟疫的大傩礼仪式。这种近千余人参与的大傩礼，还融入了隆重的火炬接力竞跑活动，通过事神致福的方式达到驱逐疫灾的目的。”《后汉书·礼仪志》[24]记载：“嚾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这种做法源自“或以疫者为鬼神所作”的迷信思想，现代社会当然不会再用这种可能引起病毒传播的火炬接力竞跑方式，但这种仪式对人心灵抚慰的作用仍值得借鉴。

从体育参与群体看，幼儿和老年人这2类弱势人群的健康和健身应受到更多关注。首都体育学院王凯珍教授认为：“幼儿居家亲子健身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政府和各类幼儿体育教育机构推出了系列健身活动和指导性建议，但与居家亲子活动的热度相比，针对老年人健身活动的指导方法寥寥无几。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应加大对老年人居家健身的倡导和科学指导。从锻炼的活动空间看，疫情期间只允许开展能确保安全的家庭和个人独立完成的健身活动，所有人群的健身活动只能居家完成。疫情何时结束犹未可知，即使结束，人们交往也会保持一定空间上的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群众体育活动驱动机制的变化，促使群众体育由组织化向碎片化转变。”

疫情下的居家健身锻炼表征了一种新的体育活动驱动机制，与既往群众体育驱动机制明显不同。长期以来，中国群众体育活动呈现“政治驱动—设施驱动—组织驱动”的演化特征，经历了单位、社区等活动空间的转变。在单位主导的体育活动模式下，体育参与表现为“保家卫国”“生产劳动”“强身健体”等多元混合目标，体育活动呈现政治性、集群化、规模化的特征，政治驱动的特征较为明显[25]，消解了群众基于个体爱好和诉求的体育参与行为。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具有社会整体表征的单位制解体后，群众的日常体育活动自觉进入社区范畴，对社区开展体育活动的条件提出更高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社区体育产生后，呈现出以增加体育设施引导群众体育参与的取向。借助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健身步道和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进入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形成了体育设施驱动的群众体育活动发展格局。然而，单纯依靠体育设施的投入可能并不能使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发展。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他组织或自组织的体育活动成为主流。遍布城乡的广场舞、彰显个性的夜跑（暴走）和具有商业价值的马拉松成为时下人们锻炼的主要方式。这些民众活动的广泛开展，以群众自我驱动为主，是群众自组织的发展模式，预示了中国全民自主健身时代的来临。疫情限制了组织化的体育活动开展，为群众性体育活动新型驱动机制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可能。从宏观层面看，“在地化”是彰显地方性和主体性的重要概念，与“全球化”概念相左。从微观层面看，“在地化”被更多地描述为依托地方发展、与地方互动“形构”而成的活动形态[26]。之所以将居家体育产生的“在地化”引入群众性体育活动，恰恰源于疫情限制了组织化体育活动的开展，人们不能有效利用便利的健身场所或器械进行身体锻炼。居家健身表征“在地化”驱动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不受公共体育场馆、文化广场和公园等传统体育场地、场所的限制，也不受锻炼时间的约束，能够实现不同个体体育活动的有序参与，进而实现群众体育活动的“脱域”运行。

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在地化”驱动特征主要有：①碎片性。“一种理论上的逻辑必须蕴含实践中的丰富经验现实。”[27]在疫情期间，传统的时空观念被瓦解，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常规性体育活动开展的时间、空间等受到一定限制。居家期间，体育活动的空間越来越小，而对健康的诉求越来越大，多样化的居家健身方式快速渗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导致体育锻炼的空间、时间以及锻炼诉求被碎片化分割。群众体育活动“在地化”驱动的碎片性不同于社会分工细化呈现的碎片特征，它不是专业化、快速化推动的结果，而是在空间化、个体化的基础上，基于疫情期间丰富的居家体育活动实践形成的碎片状态，更多地表现出体育参与主体的能动性、自觉性。②便利性。在疫情期间，人们的体育活动只能就近、就地、就便，摆脱了体育设施与组织的羁绊，形成了体育活动行为便利性的特征，改变了群众体育活动的方式。居家期间健康观念的更新使人们开始摆脱传统思维，创新其便利性的活动形式。体育活动场地、实施空间可以是室内或室外，锻炼工具可以是标准体育设施或自制锻炼工具，增强了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的活力。③小微性。这种小微性更多地是指体育活动组织、锻炼群体参与数量的小规模化。疫情下的体育参与摆脱了外部约束，参与体育活动更多是遵从个人或家庭成员的内在需求，实现体育活动对家庭生活健康的支持。群众体育活动的小微化既保证了体育的交往功能，又明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安全距离，充分体现体育活动参与的自主性与离散性。

鉴于以上3个特点，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在地化”发展促使政府的体育治理观念发生转变，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诉求。①政府应意识到群众体育活动“在地化”驱动对社会治理的重大作用。近年来，中国大量城市特定时间段内的体育活动导致大量人流聚集，如徐州上万人的健步走活动，严重影响周边的公共交通，给地方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造成了极大压力。体育活动“在地化”倡导区域内个体形成小微群体，不再重现跨区域、超大组织化的运行模式，缓解体育社会组织的治理压力。②政府应加大便利化体育设施的供给，满足群众“在地化”体育活动的需求。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在地化”驱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群众体育的设施化和组织化导向，实现了场地设施利用的高效率。同时，这种活动方式的特点也对体育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可借鉴发达国家体育发展的经验，基于“便利化使用”的原则修建、改建多元化的体育场地设施，充分利用现有建筑设施的空缺和遗留空间，采用填补式建设体育设施的思路，满足居民体育活动需求。也应运用三地整合协助体育设施完善的理念[28]，利用公园绿地、住宅绿地和体育建设场地，形成集中与分散相配合、大型与中小型相协调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地化”体育设施体系。

4 中国体育话语的释析

4.1 体育话语与观念转向

2020年2月4日，美国主流媒体《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一文评论了中国对疫情的处置，以及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但标题用了带有浓烈感情色彩的“亚洲病夫”话语来“唱衰”中国。百年以前，晚清的知识精英在“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ng）的过程中，把“东亚病夫”转喻为国民之身体，造就了刺激救国救民情绪的“东亚病夫”一词。实事求是而言，当下“东亚病夫”一词已经难以刺痛中国人的心灵。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体育的发展壮大，彰显了国家雄厚的综合实力，治愈了国人的心理自卑，实现了摆脱“病夫”的长期夙愿，在集体心理上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的转变[29]。在疫情背景下，美国主流媒体重提历史上的“东方化危机叙事”，争夺身体话语权，其背后的内隐逻辑暗含了一种事实：中国全民身体的健康、强壮与充满活力将以各种转喻、隐喻的形态显现。

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权力最隐蔽且强力的表征形态是知识话语，而最直接的手段和方式则是身体规训。随着苏联劳动卫国制对中国国民身体规训的影响逐渐退潮，举国体制的行政权力管理模式开始造就中国世界竞技强国的地位，但全民健身的权利在学校、社区、家庭日常生活场域中逐渐趋于弱势。新时代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和国家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开始作为治理者而非管理者在场于民众的公共生活中，每个具体国民的幸福成为国家正义的重要法理依据。此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标准提高，身体健康意识开始觉醒，政府赋权意识开始增强，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至此，全民健身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国民的健康权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话语”与“知识”，人的审美观念开始从“纤弱小巧”转变为追求“马甲线”的健身塑型，“大腹便便、油腻腻”被视作身体不健康的表征。知识话语发生的关键性扭转直接改变了居民健身活动整体不足的现状。

遗憾的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总是存在观念上的分歧。以前，中国的强大需要展示的窗口，而竞技体育是最直观的方式之一。因此，长期以来，竞技体育作为“体育”“国家”投射的“替身”受到广泛关注。对群众体育的管理、资金投入较少，使其总体处于自然生长状态。现在，多数专家认为中国的强大不再需要金牌来证明，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时代的到来导致全民健身事业的角色突变。值得注意的是，全民健身被赋权为“国家战略”，是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得以确认的。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逐渐演变为体育产业与全民健身协调发展。自此，全民健身这一词语的含义不仅涉及每个国民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而且成为国家层面上的政治话语与经济话语。中国体育的知识话语已由单一的金牌主战场，升级为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多维战场。在后疫情时代，随着人们对健康、健身的需求不断增加，对竞技运动文化不断深入了解，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将体现“国家意志”与“民众需求”的统一。

4.2 体育话语与考试权辩驳

或是源于对聚集性活动引发疫情传染的担忧，或是考虑学生的生命安全问题，许多省市开始取消体育中考或延迟体育中考的时间。2020年4月8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延期举行2020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通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等科目统一考试一并推迟举行，具体考试时间由各市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2020年4月9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2020年本市部分教育考试时间调整的通知》，体育考试框架及分值不变，仍由日常考核和统一测试两部分组成，总分为30分：日常考核满分15分，由学校按往年要求完成;统一测试部分2020年因疫情暂停，相应成绩按满分15分计入学生中考总分。2020年4月13日，厦门市教育局印发了《厦门市2020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体育中考考试科目“项目一”的长跑与游泳项目被取消，取消项目以满分计入总分。2020年4月16日，浙江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调整2020年相关教育考试招生工作安排的通知》，取消2020年中考体育测试，体育分不计入中考总分。

从政策执行角度看，取消、延迟体育中考更多的是贯彻国务院、教育部的文件要求。宜昌市教育局宣布：“取消初三年级体育与健康统一考试是根据教育部疫情期间暂停恢复学校体育单项赛事、综合性运动会等大型体育活动和聚集性活动的要求。”[30]河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原处长郭蔚蔚认为：“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取消中招体育考试的合理成分更多一些。行政部门首要考虑的是学生的安全。尽管我们一直在号召同学们居家进行锻炼，但毕竟没有强制性要求，许多学生难免存在懈怠状况。体育中考对学生体能要求较高，测试中出现风险的概率较大，如果强行组织体育中考可能会给学校体育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所以，特殊时期暂停体育中考是利大于弊的。”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马凌教授认为：“体育中考现场考试内容涉及国家审定使用教材中的教学内容，其性质属于实践类、技能类运动项目。①应在学校课堂教学中学习掌握;②居家锻炼受练习场地、器材的制约，无法进行中考项目的练习;③没有教师的正确指导和及时纠正错误动作;④从放寒假到现在学生久居家中，活动量、运动量骤减，体能状况堪忧，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高强度的现场体育考试，风险极大。为确保学生生命安全，确保其健康成长，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建议取消现场体育考试，中考体育成绩以过程性考试成绩为主，结合3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转化成分数，计入升学考试成绩。”

以上2位专家都从生命安全的角度，依据体育课程的实践性特点，提出了疫情防控期间取消体育中考的合理性。近来浙江温州、河南周口等地先后出现了学生猝死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安全的顾虑，似乎也能佐证体育中考取消之合理性。但是，这种做法会不会适得其反？体育中考取消是否凸显了体育学科的较弱话语权？这是否是体育可有可无观念的反映？北京教育学院陈雁飞教授认为：“取消体育中考是不合适的。从体育中考的常规时间安排看，延期考试较为合理。我们可以利用延期的方式，督促学生进行身体锻炼，做好身体机能恢复工作。如果直接取消，就会引发很多问题，让大家觉得体育不受重视，引起较大的负面影响。”华东师范大学马德浩副教授认为：“体育中考取消说明有关部门还是没有把体育和其他主要科目放在平等位置，会给全社会公众带来‘体育不重要的消极认识，对那些经常参加锻炼准备体育中考的初三学生而言也是不公平的。从组织形式看，相较于室内的文化课考试，室外体育中考的安全性相对较高。体育中考大多是市级层面组织的，不会产生太多的人群聚集。即使要避免人群聚集，也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举措，如分批进行或调整项目，这些都是可以操作的，而不是‘给满分这种相对省事的‘一刀切。”马凌教授也认为，有些地方直接“给满分”的做法不值得提倡，安排体育中考必须既要考虑学生的身体健康，又要维护体育考试的公平性、权威性、严肃性。

从法律角度看，体育活动的开展受到《宪法》保护。苏州大学赵毅教授认为：“学校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必不可少的内容。那么，中考取消体育科目考试是否构成对学生受体育教育权的侵害？这是有可能的。从比例原则的角度分析，为何取消体育却不取消其他‘主科？是否可以通过计算平时成绩或采用其他有利于防疫的手段开展体育考试，而不是简单取消了事？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法学上比例原则的一大特点即相称性，如果还有其他损害更小的手段保障学生的体育受教育权（包括考试权），那么‘一刀切地取消体育中考就是不妥当的。”

因疫情取消体育中考还引发了关于体育中考存在必要性的探讨。华南师范大学谭华教授认为：“体育中考取消只是一次，影响不大，本来单靠考试就是体育教育教学的失败。之所以产生体育中考，是因为1979—1982年学生体质健康检测结果逐年下降，李晋裕司长等制定了体育中考的行政措施。国务院颁发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规定了体育课是学生毕业、升学考试科目，经过1992年的试点、1997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的强化，体育中考在2000年作为必考科目在全国推行。”至此，体育变为考试项目，成为体育教学的指挥棒。在一线教学中，体育教师基本按照体育中考项目教学，导致了中学体育教学变成了“应试教育”，饱受中学体育教师诟病。那么，体育作为一种考试应不应该存在？是否存在“以标治标”的问题？《解放日报》资深记者吴驷认為：“体育不应成为考试科目。我们能以健康的名义测试身体素质，但不能以是否具有成为科学家的潜力去测试智商，这在教育教学中是不被允许的，存在歧视，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从政策法规看，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在体育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应试教育可能会“挤掉”体育课的状况下，体育中考的合法地位还应得到应有的尊重。北京师范大学毛振明教授认为：“要正确看待体育中考这一现象，这是中国教育的重大创举之一，是与中国体育教育现状相适应的重要制度安排。1991年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体育试点确定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多数人不同意将体育成绩作为升学的必要条件。体育中考之所以开展，就是‘以毒攻毒，把应试教育‘挤掉的体育课抢回来，借用应试的‘毒，把体育的地位‘考出来。通过考试的方式，让初三学生坚持上体育课，让初二学生重视体育课。如果有一天，应试教育成为过去，体育中考也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目前，学校体育工作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20年4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时指出：“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体育锻炼与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形成了学校体育工作“四位一体”的目标，让中国体育拥有了更多教育话语权。在此背景下，体育中考不是“考不考”的问题，也不是“为考而考”的问题，而是“怎么考”才能更科学、合理的问题。当然，体育中考只是一种手段，不能作为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唯一或主要方式。今后，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体育工作的新指示，重新思考体育中考制度设计，改革体育考试内容设置、考试成绩呈现方式，避免体育教学异化，发挥好体育中考对学生升学的重要导向作用。

4.3 体育话语与文化表意

在疫情期间的学术语境中观察以上体育事件，可以发现体育、话语、权力、文化之间的连接关系。实际上，在疫情期间体育不是叙事的主线，人们关注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从卫生、营养、保养与适度身体活动等层面进行的，而对类似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权力话语的理解尚不深入，体育或运动生活化的话语至今未能深入人心。在疫情中，当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体现时，当人的身体面临威胁而居家尚有余力时，体育话语就会从权力话语转为社会的普遍话语，相应的居家健身热潮就会兴起，体育就会成为促进身体健康、增加免疫力的有力“武器”，人们对体育权力话语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刻。此时，自上而下的国家身体话语与自下而上的民众身体话语就会产生共鸣。因此，对疫情期间体育话语的阐释，既要关注体育结构形态发生的变化，更要关注这些结构形态产生的文化语境。在疫情之后，文化语境发生调整，居家健身、体育与健康意识等话语是否依然能有如此强烈的叙事能力和规训作用，民众健身的热情能否持续，能否转化为大众健身习惯，值得关注。

文化主流意识是体育话语阐释的关键。中国人日常需求的实用主义造就了文化的功利性。受此影响，特殊时期、特殊空间束缚下的居家健身热潮很难持续下去。毛振明教授谈到：“中国健康意识的不足，体育不受重视，就因为‘重文轻武‘身心二元论的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例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论调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从地域环境看，不同于草原文明逐水草而迁移的不稳定性、开放性，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封闭性，身体文化向来得不到重视。在这样的主流文化意识影响下，疫情防控期间出现的健身热潮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在‘非典疫情肆虐的时候，人们的健身需求旺盛。‘非典疫情过后，一切生活又回归常态，健身人群好似凭空消失，健身热潮烟消云散。”

“文化决定着话语主体的权威度和话语的权威性。文化不仅指导着社会成员对社会实践问题的主要思维活动和表达方式，还规定着话语表达的价值取向和意义。”[31]如果文化的指向不发生变化，即使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体育仍会体现出相同的功能，描绘出类似的叙事文本。与“非典”疫情相比，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人们对待体育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人们健身的主动性变强，几乎是线上与线下全部出动，国民的健康需求越来越大，居民自觉健身意识不断提高，居民锻炼的热情在疫情结束后仍有保持的可能性。在疫情防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及了多次强调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将体育上升到移风易俗、健康中国形象塑造的高度，用权力话语强化了体育的地位。因此，疫情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体育的话语权，为全民体育文化的形成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促使中国体育朝着有利方向发展。由此可见，体育话语也是社会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体现。在体育叙事的过程中，不同叙事主体折射出的体育话语权力，体现了国家与民众观念的变化[32]。因此，疫情防控期间的体育叙事促进了人们对体育价值的认识、体育行为习惯的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在疫情结束后，这些体育话语的表达与交流应继续以创新的方式渗透给民众，让体育成为素养、身份的标志。

5 结束语

历史上发生的重大疫情都会对国家政治结构、社会认知、道德认识和民众感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疫情防控期间，体育空间被互联网重新跨区域、跨时间地整合起来，体育产业结构、体育赛事组织、体育教育形态、体育话语叙事与群体意识等在特殊空间和节点中交叠、重构。因疫情隔离造成的“空间弯曲”产生了新的体育空间叙事、体育空间治理需求和路径。在此叙事过程中，中国强大的制度优势和体育文化自信得以体现。在政府的主导、扶持下，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优势，有效应对疫情对体育产业的冲击，体育赛事重置、奥运备战等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此叙事过程中，“运动、健身不再是生活的调味品，而是人们必需的营养大餐”的观点得到认同。疫情引发的强烈健康危机，让国民有机会补上了健康教育这一课，提升了全民体育健身意识和对身体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此叙事过程中，体育话语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认知得以凸显，厘清了中国体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疫情是暂时的，而体育的发展是永恒的，应利用疫情之机深化中国体育治理改革，早日实现体育强国的发展目标。

致谢 借此片纸，微躯感一言，于访谈中得大家之教，茅塞顿开，不胜感激！感谢陈佩杰、杨国庆、谢琼桓、孙麒麟、任海、谭华、季浏、钟秉枢、王凯珍、崔乐泉、毛振明、张林、程志理、易剑东、刘波、李海、程林林、刘兵、汤卫东、陈雁飞、马凌、于素梅、吴驷、郭蔚蔚、陈元欣、赵毅、赵富学、马德浩、尹志华、张鹏等专家接受了访谈。感谢杨国庆、王凯珍、季浏、易剑东4位先生为本文撰写、修改提供的帮助。同时，本文引用了卢元镇先生有关东京奥运会延期备战的观点，在此一并表示诚挚感谢。

作者贡献声明：

孙 科：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撰写论文，访谈专家;郇昌店：撰写、修改论文，访谈专家;任慧涛：撰写、修改论文;闫士展：撰写、修改论文，访谈专家;纪成龙：撰写、修改论文;张 震：撰写、修改论文;王永顺：撰写、修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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