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坤

资本家对待工人都是尽力压迫和剥削 在资本家掌握生产机关的时候，所有的工人，都压迫在奴隶般的地位，所受的痛苦，丝毫没有差别，无论哪一省的资本家对待工人，都是尽力压迫和剥削。但是我们常见许多工会或工厂中，把工友分成什么广东帮、两湖帮、三江帮、天津帮及本地帮，弄成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斗争，酿成各地工友相互不容的恶感，使资本家坐得大利……我们试想想，资本家和资本家的走狗——司员工头，为什么用省帮的关系来鼓励我们、诱惑我们呢？不正是怕我们工友团结起来反抗他们。

——项英 发表在《劳动周刊》的文章（1921年）

我愿跟你们共同努力 我一直是被关在模范大工厂内，外面的情形知道得不多，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勞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迫切的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跟着你们共同努力。

——项英 与包惠僧的谈话（1921年12月）

我要做一个好共产党员 我过了20多年的孤独生活，对人世间的冷酷是憎恶极了，现在入了党，在今天的会议上接触了这些同志，觉得大家都充满了革命的热情，都有丰富的思想，都是精诚无间的团结。共产党人真是一种特别的人，我接触到人间光明的一面，我要做一个好共产党员。

——项英 在入党当天与包惠僧的谈话（1922年4月）

展开积极的斗争 对资本家、官府、军阀如不展开积极的斗争，工人起码的劳动条件也难以保证，工会组织更难以建立起来，即使成立也难以存在下去。

——项英 对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铁路工人罢工的认识（1922年9月）

项英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主要从事工人运动。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成功地组织了武昌模范大工厂的工人罢工斗争，是著名工人领袖林祥谦、施洋的入党介绍人，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入党不久，项英就参加党的二大，参与重要议决案的讨论和审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从纺织工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转变

1898年5月22日，项英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今属武汉市）舒安乡项家村。7岁时，项英进入武昌育才小学读书。1910年，父亲身患重病去世，家境迅速恶化，生产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的身上。为了帮助母亲分担家庭重担，项英小学毕业后便放弃继续读书，寻找职业。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的硝烟，让年少的项英看到了革命的力量，他开始意识到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命运。

1913年，15岁的项英费了很大周折，才进入武昌模范大工厂（纺织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在当时，比起一般工人，学徒工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更为残酷，工厂中的脏活、苦活、累活都由学徒工来做，不仅工时超长、薪资微薄，还经常遭受无端的打骂和虐待。为了维持生活、支撑家庭，项英只得强忍着，把苦水、泪水咽到肚里。后来回忆这段生活，项英说：我每天工作时间在10个钟点以上，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休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太多了。在纺织厂，他每天拼命超时工作，休息日也很少休息，但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却只有八九元至十一二元，很难养活母亲和妹妹。尽管白天工厂的工作十分辛苦，项英每天晚上回到家之后，仍然不顾疲劳，坚持读两个小时的书。由此，项英养成了良好的自学习惯，学习能力不断提升，视野也不断开阔。这使得他比当时的一般工人更快地了解并接受了新思想，也是他能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条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武汉的《汉口新闻报》《大汉报》相继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武汉工人起来革命的决心。从1918年开始，武汉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1月，接连发生武昌造币厂工人反对扣发年终劳金和汉口各煤炭店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5月，和记蛋厂发生数百女工反对工头欺压女工的斗争;8月，汉口理发业工人罢工;11月，武汉三镇槽坊工人罢工。1919年1月，染坊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2月，汉口谌家矶扬子机器厂工人罢工;3月至4月，又连续发生了汉口机器业工人、石匠、笔业工人等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1918年1月至1919年4月，武汉共计发生罢工斗争13次，罢工规模也明显扩大。再往后，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并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逐渐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这对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影响。年轻的产业工人项英，为工人们的爱国热情及其显示出的伟大力量所感染。

比项英更早认识到工人阶级伟大力量的湖北先进分子董必武、陈潭秋，这时已经开始在武汉开设工人夜校，创办武汉中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项英积极参加了工人夜校的学习。通过学习，项英提高了革命觉悟，开始懂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开始懂得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本原因，较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明白了工人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改善生活待遇，就要靠大家团结起来去争取。从那时起，项英便在模范大工厂中自发地从事工人运动。开始，他只在少数工人中秘密活动，后来逐步扩大到几十个人。1920年4月，项英利用本厂工人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罢工。当时，市场上棉布畅销，纺织机器日夜开工生产，武汉模范大工厂的工人劳动强度进一步增大，但工人工资很低，一些工头对工人百般刁难，工人们敢怒不敢言，工厂中弥漫着不满的情绪。项英意识到，这时一旦工人罢工停产，对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将产生直接影响，停产越久，资本家的损失就会越大，资本家承受不了这样的损失。因此，这是罢工的绝好时机。在项英的带领下，工人们突然停止工作，纺织机器停止了转动。面对工人的罢工，资本家惊慌失措。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生产，资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给工人赔礼道歉，同意给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工作条件。这是武汉纺织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显示了工人团结起来的强大力量。这次罢工的胜利，使项英看到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进一步坚定了项英开展工人运动的信心。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大会制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党的根本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国家，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成立比较适合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根据一大决议的精神，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合法机构。它的主要任务：通过创办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和适合工人阅读的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以便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

在湖北，肩负这一使命的是党的一大代表、中共武汉党组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包惠僧。项英了解到这个信息后，就冒昧给包惠僧写了一封信，说他从《劳动周刊》上得到消息，希望参加工会工作，并要求当面谈谈。第一次见面，项英从自己的家世、读书、到模范大工厂当学徒谈起，向包惠僧叙说了2个多小时。项英说：“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我希望您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包惠僧则鼓励项英的革命热情，扼要介绍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任务，并请他为《劳动周刊》写稿，还送给项英《两个工人的谈话》《苏俄的研究》《资本论浅说》《劳动音》等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的书籍和小册子。第二次会面是在一个星期日。项英对包惠僧说已经把上次给他的书读完了。包惠僧提出，能否介绍一下纱、布、丝、麻四局和第一纺纱厂工人的情形。项英很直率地说：“我一直被关在模范大工厂里，外面的情形知道得不多，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的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的迫切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跟着你们共同努力，如何做法，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

两次会面，项英给包惠僧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惠僧决定把项英吸收到革命队伍中来，派他去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从此，项英走上了革命道路。江岸是京汉铁路南段的一个大的铁路地区，有车站、机务段、车辆厂、修理厂、材料厂等单位，这里居住着3000多名工人。因此，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确定把建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作为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一个重点来抓。1921年12月，项英离开武昌模范大工厂，开始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工作。在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上，包惠僧向与会者介绍了项英，宣布聘请项英为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会的文书。这是项英踏上革命道路后的第一个职务。会后，俱乐部的筹备事务全部由项英管理。从此，项英就常住在刘家庙的筹备处，同京汉铁路的工人生活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项英挂起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招牌，这是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公开活动的开始。

项英把工人俱乐部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有象棋、围棋、演唱，有讲演，有打乒乓球、篮球等活动。俱乐部在工人中很有吸引力，成为广大工人晚上常去聚集的场所。项英常和工人一起下棋、交流，了解工人的情绪和要求，进一步密切了同工人的关系。项英还办起一所工余夜校，自己担任教员，帮助工人学习文化。项英很重视做小工的工作。在产业工人中，翻砂匠、打磨匠之类的工匠地位比较高，一般被称为师傅，工资也较多;最苦的要算是小工，他们工资少，劳动活重，还要听工头、工匠的差使，时常挨打挨骂，生活没有保障。项英通过工余夜校，对小工进行阶级友爱的宣传教育，把小工团结在工人俱乐部的周围，把工人的大多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同厂方进行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原来工人病假时不发工资，后来改为十四天以内的仍发工资;原来工人上厕所受限制，后来赶走了厕所的看守，上厕所自由了;原来工人出厂要搜身，后来被废除了;原来工头随意罚工人的款，工人俱乐部派代表提出抗议，迫使厂方不得不取消一些罚款的规定。这些都扩大了工人俱乐部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

项英在繁忙的工作中，还以很高的求知欲抓紧读书，碰到新的书报，总是先读为快。随着政治觉悟的提高，他愈来愈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于是多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项英在政治上的进步很快，办俱乐部和工会的成绩显著，在工人中间树立起很高的威信。这些，中共武汉党组织很关注。

1922年4月，在武昌胭脂山下南陵街李漢俊家中，中共武汉党组织召开会议，讨论项英入党的问题。项英汇报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和对党的认识，以及入党后的态度。他的入党介绍人包惠僧着重介绍了项英参加革命后的主要表现。经过支部大会讨论，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项英成为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党员。他在会上表示：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干一辈子。会后，他对包惠僧说：我过了20多年的孤独生活，对人世间的冷酷是憎恶极了，现在入了党，在今天的会议上接触了这些同志，觉得大家都充满了革命的热情，都有丰富的思想，都是精诚无间的团结。共产党人真是一种特别的人，我接触到人间光明的一面，我要做一个好共产党员。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入党不久的项英参加了会议。在会上，项英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听取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传达，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以及一系列重要决议的讨论制定。会议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对工会工作第一个较为全面的纲领性文件，规定了发展工人运动的各项原则和方针政策。项英通过参与这个决议案的讨论，认清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明确了工会的性质、任务和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对他以后在从事工人运动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党的指示去加强工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次罢工，就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它使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达到了顶点，而项英是这次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京汉铁路是联络北方首都，河南英国厂矿，保定、洛阳军事要地以及华中政治经济中心武汉之间的交通枢纽，它对吴佩孚和英国资本家均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共中央对这条铁路大动脉也十分重视，在党的二大闭幕的次月，就爆发了由邓中夏领导的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因此，中国共产党计划在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以前，首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1922年8月10日至12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武汉分部的领导下，第二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张国焘、包惠僧、项英等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林育南、许白昊以《劳动周刊》记者的身份列席会议。会议经过三天的酝酿、讨论，决定在郑州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总工会成立大会召开前，由筹备委员会行使总工会一切职权。会议推选杨德甫为主任委员，项英为总干事。会议还起草和讨论了项英参与起草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草案》规定：“凡京汉铁路的工人，不分职务、性别、年龄、地域和国籍，皆得为本会会员。”项英把建立、扩大基层工会作为筹备工作的重点来抓。他深入到京汉铁路郑州以北、长辛店以南的豆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颖等车站，消除各帮口的成见，引导工人走团结的道路。

项英在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作中，非常重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介绍加入共产党，林祥谦和施洋就是项英亲自介绍入党的。著名的工人领袖林祥谦同军阀、资本家、工头斗争坚决、勇敢，对工会工作热心、认真，项英就积极向党组织建议吸收其入党，使林祥谦很快被吸收到党内来。对于介绍施洋入党，项英是作了很大努力的。施洋毕业于湖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任律师，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支持工人运动，被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聘为法律顾问。项英认为施洋思想进步，就和许白昊共同介绍施洋入党。但在中共武汉区委会第一次讨论时没通过，有的人认为施洋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风头主义的毛病。会后，项英一面从政治上继续帮助施洋，一面积极向党组织反映情况，认为应该看施洋的主流，对施洋的情况作客观分析。到武汉区委会再次讨论时，组织终于批准。

1923年1月5日，项英出席了第三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会议决定：2月1日在郑州举行全路代表大会，每50名工人中产生一名代表出席大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总工会的工作完全公开进行，大会的宗旨、日期等都在京津沪汉等地各报上公布，而且筹备会还将举行成立大会的事情，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作了报告。赵继贤采取阴险的两面政策：一方面，他假惺惺地允许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并给北段代表以免票乘车、南段代表挂专车的“优待”，又将1月28日的星期例假移到2月2日，以便工人代表赴会和各站庆祝总工会的成立;另一方面，他却和吴佩孚电报往返，商讨武力镇压的措施。吴佩孚下令：驻在郑州的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果然，1月28日，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来到总工会筹备会，声称：吴巡帅说，尔等敢在军事区域擅自开会，实属胆大妄为，业已命令靳师长、张师长严加取缔，否则必以武力对待。总工会筹备会委员长杨德甫同黄殿辰论理：我们这次开会，已经呈报路局批准，若要禁止开会，何以事先并不拒绝。现在，突然禁止开会，我们如何交代？黄殿辰厉声说：“这是吴巡帅致靳总司令制止你们开会的电令。你们若不服从，我只好遵照吴巡帅的命令从事。”这样交涉了三天，形成僵局。

1月31日晚，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谈判代表汇报同吴佩孚谈判的情况后，大家对吴佩孚的险恶用心和阴谋手段，都非常愤慨。据包惠僧回忆，当时会上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成立大会的方式可以改变：节目少一点，时间短一点，早开早散，以便息事宁人。这是杨德甫等人的主张。另一种认为：交涉还没有办法，不如改期开会，再派代表分别去请愿和交涉。这是凌楚藩等人的主张。再一种认为工人要组织工会，就是武装自己，求得解放，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吴佩孚这些人，都是压迫我们的人，是我们解放事业的障碍，如果我们成立工会都要得到他们的批准，那只有不开了;因此，要求坚持斗争，如期开会。这是项英等人的主张，他还大声疾呼：“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干！”大家对军阀的压迫本来已极其愤恨，又加上这样大声一呼，真是群情激愤，一致同意项英等的意见，按原定时间在普乐园举行大会。

2月1日早晨，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都早早起床，做好参加大会的各项准备。这时，吴佩孚驻郑州市第十四师和郑州警察部队，已实行全城紧急戒严。项英在1932年2月3日写的《“二七”事略》一文这样描述：“路上布满军警，特别是到会场一条大马路，有千余武装军队，梯子形横列在马路上约半里之长，妄图阻拦工人去参加会议。”项英看到这种情景，坚定地认为，会议必须开，决不能为武力所屈服。上午8时，各地代表在五洲大旅馆门前集合，手持红旗，以军乐队为先导，整队向普乐园戏院进发。项英作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总干事，在队伍前面指挥，并带领大家齐喊口号。当队伍行进到福寿街交叉路口时，戒严军警举枪试图阻拦。但这支正义之师，旌旗所指，义无反顾，不为武力所屈，当即厉声怒斥反动军警：“你们这些军阀臭官僚，不去反抗列强，剿祛兵匪，反而蹂躏人民，欺压工人，请问你们哪里还有一点正义良心？”在项英的指挥下，代表们冲破军警的阻挡，最终涌进会场。1926年，包惠僧在《二七惨案略史》中记载当时的情况：“江岸工会总干事项德隆同志，率领数千工人，冲破了吴佩孚大军的警戒线，从枪林刀山之中走过去，启了会场的封条，工友群众及各处工人代表鱼贯而入者达五六千人。”这时，大批军警闯进会场。就是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完成了大会议程。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

吴佩孚得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消息，大骂他的手下无能，接着连下三道命令：军警占领工人代表所住旅店，不准工人代表走动交谈;所有的旅店、菜馆不准卖饭菜给工人代表吃，让他们饿着肚子离开郑州;封闭京汉铁路总工会，砸毁匾额，没收文件。为了反击吴佩孚的破坏，当天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党团秘密紧急会议，决心与吴佩孚斗争到底。会议决定，1923年2月4日举行全路总罢工，成立罷工委员会，由杨德甫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项英任总干事。会议还根据项英的提议，研究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项英在会上反复强调，全路要一齐行动，在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决不后退。会后，项英和武汉的代表于当晚乘车南下，在列车上，项英和张国焘、陈潭秋、施洋等，又紧张地研究了罢工事宜，并将有关事项通知了沿途各车站工会。最后项英说：“把最困难的任务交给我吧！”

在京汉铁路罢工委员会提出的罢工条件未被回应的情况下，1923年2月4日上午，京汉铁路全线工人举行罢工，先从郑州开始，接着是长辛店、江岸，到中午12时，京汉铁路全线客货列车一律停驶，工厂一律停工。各站工人放下手里的工作，走出了车间、站台;运行的火车，在半路上停了下来。气急败坏的吴佩孚下令军队开进京汉铁路各车站，包围京汉铁路罢工指挥部，同时派人谈判复工条件。罢工斗争的形势发展，使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十分恐慌。驻北京的各帝国主义使馆连忙召开会议，要求北京政府用武力干涉工人罢工。二七惨案就这样发生了。2月7日上午，武汉学生、妇女、新闻各界代表前来慰问江岸工人。下午，大批军警包围江岸。全副武装的三个营的军队分三路包围总工会，强行占领罢工指挥部。项英和工人纠察团的团员同仇敌忾，赤手空拳同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敌人的机枪、步枪不停地向工人扫射，大刀、刺刀向工人又砍又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6人当场牺牲在工会门前，受伤的有几百人，还有大批工人被捕。这次大罢工以惨案而结束，使中国工人运动遭受沉重打击，但它所播下的革命火种却激励着中国工人阶级不断斗争。

从坚定革命信仰到为共产主义献身

项英从小性格倔强，不怕困难，认准的路无论千难万险决不回头。小时候，他想早日就业，但找不到工作。当时，叔父项仰之任武昌慈善会会长，有钱有势，亲友们劝他找叔父求情。项英说，项仰之是个吃人的恶棍，欺压老百姓的魔王，不能和这种人打交道。项仰之听说后很是恼火，骂他是个“不孝之子”，他却理直气壮地对人们说：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欺压人民的人，不仅不能孝，而且要打倒他们。在党的二大上，项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的讨论和审议。第三国际亦称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要加入第三国际必须遵守21项加入条件，如，“遵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决议”;“必须建筑于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的原则之上”;“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凡愿意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命名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等等。通过参加这个决议案的讨论和审议、学习《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项英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的密切配合和支持;当时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俄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由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共产国际，就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要求。由“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要求”，项英联想到中国革命，他认为要使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对革命事业必须坚定不移。

他的这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充分展现出来。1922年9月23日，在项英的指导下，汉口扬子机器厂工人为声援粤汉路武长段工人罢工，也举行了罢工。9月25日，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发表《罢工宣言》，阐明罢工目的：“工人鉴于人群之被压迫，本互相之精神，故全体抵制工作，借表含冤难申之情，惟望各界仁人君子、工商界同仁共表同情，代鸣不平，援之助之，非达改良待遇不休。”俱乐部所提五个条件，本属最低要求，但扬子机器厂厂方不但坚决拒绝，还将工厂大门用铁钉封闭，派人到其他工厂另招新工，代替罢工的工人，以示与罢工工人决裂。针对资本家的顽固态度，项英和俱乐部的领导成员一起，一边揭露资本家的阴谋诡计，一边深入工人中间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项英反复向罢工工人宣传：“我们的罢工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武汉各工团都与扬子机器厂有互相辅助的关系，有唇亡齿寒的观念，大家极力帮助，加入火线，与万恶的资本家决一死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在我们！”为声援扬子机器厂工人的罢工斗争，项英亲自执笔起草并于10月1日向扬子机器厂厂长发出《警告书》。《警告书》指出：“本会以为工界主持公道，维护权利为天职，对于执事所为，为欺负工界全体，务望执事从速改悔，承认工人条件，恢复工作，不然怙恶不悛，甘为戒首，我们团体工团，将以最后手段对付执事，愿执事为名誉计，勿犯众怒，致贻后悔也，并请于三日内答复。”9月28日，粤汉路武长段工人罢工结束，但汉口扬子机器厂工人的正当要求仍被置之不理。项英深入到罢工工人群众中宣传粤汉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经验，鼓励大家说：“我们要提起精神，努力奋斗，争回人格、宁死不屈，为扬子江工人争口气，为天下工友争口气。”经过广泛宣传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罢工工人们意志更加坚定，团结更加紧密，最终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在项英看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要不唯上、不唯权，只唯真理。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举行。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和决定了国共合作的问题。项英没有因为国共合作问题已经在西湖会议作过讨论并有决议，没有因为会前马林专门召开各地代表特别是工人代表谈话会，交代和解释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性，提出下届中央要多选一些工人同志，包括长期在基层做工运工作，能联系群众的同志到中央来，就放松自己的民主权利，而是积极参加会议的讨论。他认为，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如都加入国民党，无形中在工人群众中抬高了国民党的地位，不利于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开展工作。他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许。会议最后决定，凡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央委员及各地重要工运干部均不加入国民党。在这次大会上，年仅25岁、战斗在工人运动第一线的项英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一生的革命征程中，项英遇到过许多艰难曲折，但他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努力践行入党时的誓言，满怀信心地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极其艰苦的岁月里，长年在深山野林同敌人浴血奋战，他仍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书籍带在身边，有空就读一读，从中汲取力量。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项英回顾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亲身经历，认为这是坚持马列主义指导、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的胜利，他指出：“这三年，南方各地区的游击战争，虽在极端困难和困苦中，能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地坚持斗争到底，虽然中央及其周围的苏区被失掉，武装力量有了大的削弱，但终能最后战胜了敌人，保持我们经过十年血战在南方的许多战略支点;保持了经过最艰苦所锻炼出来的各地游击队。因此，我们可以说，三年的坚持游击战争，在基本上是完成了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说的各地坚持三年的游击战争，正是为了党的路线而奋斗到底。”项英认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广大指战员经受了真正的考验，他指出：“这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是最残酷而最尖锐的斗争。这种残酷性和尖锐性，不单反映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而且反映于党内斗争，充分表现是我们十年血斗中的最尖锐的阶段，因为依靠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终于打败敌人获得最后的胜利，终于使一部分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党的利益的家伙，以及只知为个人前途计算而不肯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的人，在每一次斗争达到最紧张关头，就不断的陆续的先后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一部分变成工农阶级的敌人，一部分为了他的狗命而逃生。可是，為了党的路线而奋斗到底的英勇战士们终于获得胜利，高唱最后的凯旋。”

即使在皖南事变发生后，面临极其严重的困难，项英仍对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坚定不移。1941年2月中旬，他在与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第二营副营长马长炎的谈话中说，这次皖南事变部队造成这样大的损失，我负完全责任;虽然我们这次损失很大，但我们不要丧失信心，我们将来还会发展起来的。

（作者单位：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责任编辑 / 马永义